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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从模糊到生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仲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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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吴文化的创立，与周族首领太王古公亶父的两个儿子泰伯和仲雍密切相关。仲雍，历史上记载是吴国第二代君主，又称虞仲、吴仲、孰哉，古公的次子。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因仲雍的墓葬在虞山东麓而出名。泰伯和仲雍是兄弟，而且泰伯是长子，所以史书记载他们两人的事迹时是放在一起的，这样造成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泰伯的身上，对泰伯的生平和泰伯至德精神的内涵和实质的研究比较深刻，而专门研究仲雍的文章却很少，对仲雍的生平和仲雍对吴文化的贡献缺少有系统的探讨。本文尝试对文献记载中的仲雍生平脉络进行梳理，力图从中看出仲雍对江南吴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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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文献中的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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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古公亶父几个儿子的应该是《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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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汉代郑玄注解该诗道：“作，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时则然矣。太伯让于王季而文王起。”该诗中提到了泰伯和王季，提到了两人的关系十分和谐。南宋朱熹对王季和泰伯的关系加以解释，认为：“于是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大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则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无待于勉强。”[159]清李锴《尚史》卷63说：“大伯仲雍逃之荆蛮，季历不让，重大命也。诗人咏之曰：‘因心则友，则友其兄。’是未尝以攘兄而挤之为疑也。”显然最早的资料谈到了古公的两个儿子，其中泰伯对周族开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劳的，王季对长兄极其友善，用朱熹的话说王季接受了王位，当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样子。不过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诗中并没有谈到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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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仲雍的记载，是从《左传》开始的，该书中共有两条资料谈到了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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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虢国大夫宫子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这里他的意思是说，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泰伯不从父命，未能继承王位。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解说：“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160]这里的虞仲，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仲雍。按这一句的解释，我们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他们没有听从父命，把国家让给了季历而自己跑到吴地去了。宫子奇说这话的时候，距商末周初已过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应该是人们代代相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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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这里的回答谈到了春秋时人们对太伯和仲雍事迹的描绘：太伯是穿戴整齐，用周礼治理刚建立的吴国。太伯死后，继位的仲雍改变治国的方式，不再单纯用礼致化，而是入乡随俗，效仿吴地风气，断发文身。杜预解释说：“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适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杜预认为仲雍是将礼与当地风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来。因此，这里我们特别应该看到仲雍将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结合起来对以后吴文化形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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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竹书纪年》卷下详细记载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传给他，而仲雍和太伯这两个哥哥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不影响季历的即位，来到了江南，最后至死也没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事业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遂让出位置，离开岐周来到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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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的《逸周书》在《世俘解》中也云：“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这里记载的意思是武王克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们报告了殷人的罪孽，说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经有做国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们与大王、季历、文王同时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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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春秋时期，孔子对仲雍兄弟有十分肯定的评论。《论语·微子篇》中谈到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评价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认为虞仲能逃世隐居，行为廉洁，抛弃权术。后代有人对孔子的话提出疑问，仲雍兄弟是两人一起逃到南方的，为何孔子只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太伯?他们推测这里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笔者认为《论语》中孔子对太伯有专门的评价，他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兄弟两人在历史上的功绩，所以谈虞仲时不谈泰伯，谈泰伯处不谈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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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中孔子对泰伯有最高的评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是多次让王位，所以他的行为已达到“至德”的高度。也许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是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所以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随了泰伯隐居到南方，他与王位关系不是很大，最多只是放弃了继承王位的一点可能性，但他终身不后悔在南方落后地区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也是了不起的[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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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一提，《穆天子传》对泰伯让王位也有所记载：“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这段话中说太王古公亶父统治着西土的周王国，而封他的大儿子太伯到东吴去，给了他财宝和管理的权力。《穆天子传》中的一些记载不少学者认为不可靠，一些人认为是汉代以后人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如吴浩坤先生认为：“按：《穆传》与《纪年》等同出汲冢，是战国时的作品当无疑问。”[162]为便于比较分析，我们姑且将这条资料附列于此。不过这条资料没有谈到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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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先秦各书来看，对仲雍的记载没有系统性，除《竹书纪年》外，大多是别人口里谈到的仲雍，并不是直接的史家记载，但已大致可以看出他的生平事迹。其一，仲雍是古公的儿子，由于其父认为另一儿子季历之子昌有迹象表明有王命，所以他让大儿子泰伯让出王位。泰伯主动让出王位后，带了仲雍来到南方，而且终身没有再回到北方。让出王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孔子称为至德；而仲雍尽管没有让出王位的举动，但为了不拂父意，让季历继承王位不再有任何障碍，仲雍也隐居到了南方，得到了孔子的好评。其二，在建立吴国后，泰伯将古公治理周族的礼法搬到了江南，而仲雍用入乡随俗的办法，改变了治理的方式，对吴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应该发挥了出更大的作用。当然他可能并没有放弃太伯用周礼治吴国的办法，而只是调整了治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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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汉文献中的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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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后，史书记述的仲雍生平开始变得丰满起来。目前能够查到主要有三种西汉文献记载了仲雍的事迹，其中《史记》的记载比较系统，是后代了解仲雍的最主要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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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记载虽不是很长，但对我们了解发生在商末周初王位变更的历史有着较大的帮助：“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司马迁的记载比先秦的文献增加了不少内容，在论述上与以前的文献也有所不同。（1）太伯和仲雍、季历是太伯的三个儿子。尽管司马迁没有记载这几个儿子在家里的排行，但从伯、仲、季这些古代用字的习惯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测清楚。（2）太伯和仲雍为了让出王位，“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他们是不想接王位，所以用文身断发这荆蛮的习俗表示自己不再回来了，这与《左传》的“太伯端委，仲雍断发”有较大的不同，这一点历来就有人提出异议。（3）到了荆蛮后，有千余家当地人归顺了他们，所以他们建立了勾吴国。太伯没有儿子，死后将王位传给了仲雍。（4）仲雍接吴国王位后，将王位代代相传。到他的玄孙周章时，周武王派人来到吴国，最后举行了册封，并且将周章弟弟虞仲封到了北方。（5）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太伯和仲雍从一开始就是逃到了吴地，并且后来也没有再回到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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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周本纪》和《吴太伯世家》的记载有不少相互交错的地方，但各有侧重，对仲雍的家庭和让王位事件也有详细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与《吴太伯世家》不同的是，这里明确指出了太伯是古公的长子，虞仲是次子。太伯有位老婆叫太姜，是季历的母亲，一位贤妇人。季历娶了同样是贤妇人的太任，生了儿子昌，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让出王位的事情，两处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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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前的记载相比，《史记》的记载可谓十分完备。司马迁新增了对古公家庭的介绍，使太伯、仲雍礼让王位的原委更加清晰。古公早早看到了昌的身上有圣瑞，昌就是后来也被孔子称为“至德”的周文王，这就说明了太伯兄弟王位让对了人，让得极其准确，让得十分有意义。而让出王位的太伯和仲雍两人在南方十分成功，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护，建立了勾吴国，而且王位代代传接脉络十分清晰。显然，司马迁的记述对此前的文献加以了完善和补充，使得史实更加清晰，使得仲雍的生平史料更加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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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中比较简略的史料，到了司马迁这里为什么忽然变得丰满起来，他是否有事实依据?的确有一些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载是带着怀疑的神态，不过笔者认为司马迁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因为司马迁编《史记》时，可资利用的材料十分丰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他“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金德建先生于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中曾作过统计，《史记》征引的文献资料至少在一百种以上。司马迁是博采群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并利用了政府石室金匮所藏档案及周游天下所耳闻目睹的实地调查资料而编成了《史记》，因而他的记载应该说是可信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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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司马迁同时期的相传是景帝时常山太傅韩婴所作的《韩诗外传》，也提到了仲雍。该书卷10较详尽地记载了太伯、仲雍让位的过程：“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诗》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此之谓也。太伯反吴，吴以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灭。”这段描述与《史记》相比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一是太伯、仲雍知道太王心思后到了吴地，但大王却在临死前让季历到吴地去找两个哥哥，让位于太伯和仲雍，如果两人不回岐山，季历就可以自己即位，这样可以“有义而安”，道理上讲得过去，又能心安理得。从这段记载来看，太王的个人态度是十分偏向季历。二是太王死后，季历到吴地找到了两位哥哥，太伯和仲雍兄弟知道父亲死的消息，于是便跟随季历回岐山操办丧事，极尽孝道。三是丧事办毕后，有“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等情节，似乎以前是太伯让位，现在季历也是在推让。四是在立季历的过程中，仲雍说出的一通话最后让季历接了王位。仲雍认为刑有一个要义，就是要扶助弱小低微的，现在季历年纪最小，就推他接王位吧。上述这些新内容不但在史实上和《史记》不一样，而且描写上出现了人物较为详细的对话和内心矛盾，使仲雍的形象变得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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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详细的描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仲雍兄弟俩到了吴地后，季历能否想找就找得到他们?仲雍兄弟俩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不可能两次入吴，第一次的“去之吴”有人认为不可能是很远的江南，而是离周原不远的西吴[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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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期刘向的《列女传》是专门记录西汉以前杰出女性的著作，在卷1《周室三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美。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这段话对《史记》有了补充，因为《史记》只说太姜是季历的母亲，现在这里说三个儿子都是太姜生的。以往有学者根据《史记》认为太姜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制，所以太伯和仲雍虽是长但不是嫡妻生的，所以没有资格登上王位。这里我们根据《列女传》，可以明确看到当时不存在太伯和仲雍没有资格登王位的情况，三人都是太姜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让位更可值得后人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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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西汉这几部记录仲雍的文献来看，对仲雍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记载已是十分详细；对仲雍与太伯奔吴的记载虽有不同，但因果原委更加深入；对王位的推让过程也有详细叙述，仲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突出。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有可能或多或少加入了作者主观臆想创造的成分，但他们在描绘仲雍这一重要人物时基本的内容还是有史实依据的，他们资料丰腴的描述使仲雍这个人物更加活龙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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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汉文献中的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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