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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七章 物质文化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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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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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陶工所能使用的陶瓷原料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差异大大地影响到两个地区的制陶工艺和产品[1]。北方可以从黄土沉积层取土，经过陈腐之后能够获得真正的黏土，而南方陶工所能用的，只有从风化的火成岩获得的瓷石[2]。这种瓷石的优点是，当它与高岭土（其中只有极少量的物质可作助溶剂）混合，经过高温加热（1200℃～1300℃）后，其中的绢云母就成了助溶剂，长石和高岭土融化后，形成一种分布均匀的玻璃质[3]。瓷石是通过水力杵锤从火成岩获得的，可以变为一种富含石英和云母的物质，它像黏土一样具有可塑性，在其中加入少量黏土便可经受高温烧烤，而这是制造独具特色的六朝早期粗瓷器所必需的[4]。这种粗瓷器一般被称作“青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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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青瓷（常指“原始青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6]，不过狭义的青瓷是从东汉时期的浙江地区起源的[7]。青瓷在六朝时期获得了高水平的发展，这要归功于黏土处理技术、釉料成分、窑炉结构以及火候控制方面的改进。这些方面的进步使得瓷器的颜色更加均匀、釉层厚度更加一致、胎体的吸水率和气孔率更小、胎釉结合得更好，这就减少了釉面的开裂和剥落现象[8]。六朝青瓷所达到的成就可以与宋元明瓷器媲美，在黏土的烧结度、玻璃质感和器物的整体品质上已接近现代瓷器的标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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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青瓷的特征是黏土致密，受热时具有很强的收缩性。胎体呈青灰色，很可能是因为黏土中含铁，在还原焰气氛下产生这种颜色[10]，而独具特色的器表颜色则是钙质釉或石灰釉在还原过程中产生的。这种釉有时也被称为草木灰釉，是瓷石、石灰和草木灰的混合物。草木灰来自木材和蕨类植物，后者富含铁元素，在长江流域非常丰富[11]。釉的颜色主要来源于铁的氧化物，尤其是氧化亚铁（FeO），而石灰或氧化钙则是主要的助溶剂。这种釉在品质上要优于以前的任何釉料，颜色介于泛蓝的橄榄绿和浅绿之间。釉料中的氧化钙含量各不相同，平均为18%，铁的含量从1.54%到6%～8%不等，铁的含量较低时，釉色为浅青绿，铁的含量较高时，釉色漆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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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早期的主要制瓷成就之所以出现在南方，是因为这个地区幸免于北方那样的战争侵扰。长江下游的经济稳步发展，甚至一度比较繁荣，这也为青瓷器的生产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到三国吴时期，青瓷仍然在随葬品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随着六朝青瓷质量的提高，它开始取代墓葬中的陶器。同时，它在日常生活方面的用途也更加广泛，并且逐渐取代漆器、木漆、竹器、陶器甚至金属器。青瓷的大量出现也导致了一些新器形的产生，有些旧的器形（如传统的耳杯）逐渐被杯、碗等新器形取代，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社会习俗方面的一场重大变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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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两种形式的窑：圆形的馒头窑和所谓“龙窑”。前者主要在北方使用，后者在六朝时期的南方非常普遍。龙窑是一种又长又窄的窑，建造于斜坡之上，窑头在下端。它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直到今天依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14]。龙窑通常建在丘陵地区，这种地形对龙窑非常有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较高的地势减少了烧窑时可能因潮湿而引起的产品瑕疵；丘陵地形可以保证窑炉的角度达到最佳，通常是8～20度，汉代有的龙窑角度达到了30度；山区木材丰富，有充足的燃料；此外，山地不适宜于农业生产，正好可以用于建造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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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窑由三部分组成：窑头、窑体和窑尾。前部是火膛，一般呈半圆形，上面开有一个小通风口，因此木柴得以充分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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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室本身长而窄，沿山势逐渐上升。窑室的长度与烧成率之间必须达到一种平衡，窑室越长，装烧量就越大，但是，如果超过一定的长度，就很难控制火候和气流，进而影响到产品的质量。所以，早期的龙窑都无法建得太长，只有在窑室侧壁上增加投柴孔以后，才可能出现较长的龙窑[15]。窑室的地面是自然土层，一般会铺上一层沙子，以防止盛放瓷器的窑具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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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窑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是烟室，用一道挡火墙与窑室分开。挡火墙可以集中窑室内的火焰，进而最大限度地将瓷器暴露于火焰中，并便于提高窑温。在挡火墙的底部等距离排列着一些大小相近的烟道，窑内的烟和废气经此进入烟室，然后排放出去。由于龙窑的坡度可以产生自然的抽力，所以就不再需要烟囱，仅有烟室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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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到晋，龙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表明龙窑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从上虞鞍山的龙窑遗址来看，三国时期龙窑的长度已经达到13米多（图7.1）。窑室的后部几乎不见窑具，这说明窑室后部还达不到烧成合格瓷器所需要的高温。既然增加窑室的长度不能提高产量，龙窑就比较短。如果为了装烧更多瓷器而将窑室抬高，实际上也不能增加产量，反而会浪费燃料，使热量过快地散失。因此，东汉到晋代龙窑的特征是短、矮、宽、陡。然而，这种矮而宽的窑室结构很不坚固，容易坍塌，窑的使用寿命很短。只有当热量分配问题得到解决，出现了匣钵和其他窑具之后，才可能将瓷器码放得更高，龙窑才可以变长、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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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浙江上虞鞍山龙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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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本问题的解决是在窑侧增加了投柴孔之后，很可能是从唐代开始的。在长长的窑室侧壁增加投柴孔，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热量，所需燃料减少了，产品的成本也降低了[16]。以丽水县的两座龙窑为例，其中南朝龙窑长10.5米，宽2米，而同一地区的唐代龙窑长39.85米，宽1.7米。对如此长的龙窑而言，为了防止气流的抽力过大，只能采取较小的坡度（唐代龙窑的坡度为10～1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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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六朝南方窑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在判断单件瓷器的窑口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最早的窑址位于杭州湾的南边，主要在上虞、余姚、绍兴等地，但也见于鄞县（今宁波鄞州区）、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和湖州。这些地区在六朝时期都属会稽[17]（图7.2）。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瓷器生产地：有很多小山丘可以建造龙窑，也有平地可以建造窑工房舍和其他的窑业建筑；有品质极佳的黏土，也有提供燃料的树林；还有便捷的水运条件。仅在上虞地区，从东汉至三国吴时期的瓷窑遗址数量就增长了四五倍，这表明这些瓷窑的产品是相当受欢迎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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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下游地区，其他已经确定的瓷窑遗址还有均山窑、瓯窑、金华窑、德清窑[19]。其中均山窑也被称为南山窑，位于宜兴地区，这里商道极其便利，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均山窑的产品与会稽地区瓷器相似，不过质量略有逊色。胎质较脆弱、粗糙，吸水率较高。黏土未经充分处理，铁和钛的含量较高，所以胎体的颜色呈灰色、深灰色或略带红色。这也是造成胎体的吸水率较高、玻璃质感较差的原因。此外，由于胎釉结合不够，常常发生釉面龟裂和剥落的现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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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南朝窑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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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窑以浙江南部的温州为中心，由于地处福建北部的沿海地区，又靠近可通航的内河，所以也享有便利的商业条件。正是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温州很早就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器物的胎体白中略带灰色，釉呈淡青绿色，釉质达到了相对较高的半透明状态。不过，由于器物有时并没有完全烧结，所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尤其在早期更是如此，釉面常常剥落，颜色也不均匀。到东晋时期，产品质量得到了改善，不过南朝时又开始衰落。在瓯窑窑区，由于极少使用装饰性花纹，所以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以褐釉或黑釉装饰的手法。主要有两种装饰方式：一是在器物口沿和肩部装饰点彩，或在肩、腹部组成褐色图案；二是在器物的不同部位装饰长短和粗细不一的长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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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生产的瓷器是婺州瓷，长期以来被当成唐代的一个瓷器品种，直到近年才发现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这里的早期瓷器都相当粗糙，施釉不均，胎釉结合得也不好，器物颜色略带黄色，脱釉处能看到黄色的结晶。这个地区适于制作青瓷的黏土较为稀缺，而大量存在的是一种富含氧化铁和二氧化钛的黏土，所以瓷胎呈较深的紫红色（著名的宜兴紫砂壶的颜色），这会影响到釉的青色。为了掩盖胎体的深色，可以在胎上涂上一层白色化妆土，与釉发生反应后会产生一种圆润柔和的效果，在绿灰或绿黄之间会出现一些褐色的斑点，不过这种做法也会加剧釉面的剥落。婺州窑瓷器质量的提高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到唐宋时期，才开始享有盛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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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窑地处南至余杭、北到吴兴之间的地区，东苕河流经该地区并汇入太湖，为德清瓷销往外地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条件。德清窑也生产青釉瓷，但主要产品是一种深褐釉或黑釉瓷器。瓷器的胎体颜色不一，有砖红色、紫色或浅褐色，化学成分与太湖对岸的婺州窑瓷器相同。当然，釉色较深并不是受了胎体颜色的影响。施青釉时，会像婺州窑一样在胎体上涂上一层白色的化妆土，形成一种颜色较深的青釉，这种釉色被称为青绿、豆绿或黄绿，釉层均匀并具有较好的光泽。黑瓷的釉层较厚，色黑如漆。其釉色之深，是由于釉中含有高达8%的氧化铁。德清地区的瓷窑仅活跃了一百年左右，但从东晋到南朝早期，黑瓷十分流行，远至四川都发现了这种黑瓷的标本[22]。青釉瓷有时也将青釉和黑釉结合使用，即在青瓷表面饰以褐色或黑色的点彩。以含氧化铁的釉在青瓷上做装饰，一般采取点彩的方式，而不用线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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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报告中极少推断随葬瓷器的窑口，南京卫岗西晋墓的报告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报告提到，这座墓出土的青瓷呈浅灰色，胎体致密，质量上乘，但在器表露胎的部位，由于含铁量高，呈深红色。这个特征是浙江地区窑口的典型特征，与江苏地区生产的那种胎体白黄、质量粗糙的瓷器有着明显不同。报告进一步指出，其釉色与金坛发现的壶和南京发现的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虎子相同，而这两件器物被认为是会稽地区的上虞窑生产的。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卫岗西晋墓发现的青瓷制品是浙江上虞窑的产品[24]。这种窑口的判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时的贸易路线和商业活动范围的了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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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江浙范围内的太湖地区一直是青釉瓷器生产的中心，但其范围却在不断地向外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窑场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颜色和种类也愈趋多样化，新的青瓷窑址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被发现，如四川成都的邛崃窑[26]以及福建的一些窑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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