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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170696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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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六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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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是一种在格子式棋盘进行的二人领土游戏，可能以“日本围棋”（Japanese Go）更为人熟知。对弈的双方各执黑、白棋子，轮流将棋子放在棋盘格的交叉点上。要想获胜，就要尽量用棋子占领较多的空间，还要保证不被对方包围。所有的点都被棋子占据之后游戏结束，占领领土较多的一方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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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在六朝时期非常流行，考古资料表明，六朝围棋已成为现代围棋的样式。最早提到围棋的文献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将做事不顾后果比为“弈棋”，如果没有事先的周全考虑，可能会引起恶果[176]。孔子认为弈棋至少比白费光阴要强，孟子说即使弈棋这样的“小数”，也需要专心致志才能成功[177]。围棋在汉代以前已经非常流行，但还只是一种娱乐，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对围棋的看法在汉代发生了改变。班固盛赞弈棋有助于培养人的品行，马融（公元79～166年）在《围棋赋》里将弈棋比作战场用兵[178]。到了六朝时期，围棋之术开始成为士人的一种基本技能，以至到唐代时，弈棋已与书法、弹琴、绘画并提[179]。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关于弈棋的指南，较早的是三国魏邯郸淳著的《艺经》[180]。《棋品》可能是弈棋方面最宏大的著作，为柳恽（公元465～517年）受梁武帝萧衍之命而编撰的，该书根据弈棋的优劣将善弈的278人分为九等[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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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常见有关弈棋影响思维的例子，以至成了一个常见的文学主题，如面临危机和突发事件时依然能够气定神闲地弈棋。例如，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当淝水大捷的消息传来时，负责此地军事的谢安正在弈棋，他听到捷报不动声色，依然继续弈棋[182]。另一个著名的典故是关于阮籍（公元210～263年）的，他母亲去世也不为所动，坚持下完了手中的棋[183]。还有很多关于军事将领们处变不惊的故事，他们往往面对溃败依然能够平静地弈棋，以此表明自己对结果的信心，并为将士们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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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围棋也显然会使人上瘾或导致一些反常举动。南朝齐明帝（公元494～498年在位）并不擅长弈棋，但受他人蛊惑，认为自己能够位居第三品。他沉溺于弈棋，甚至建立了一个“围棋州邑”，棋下得好的亲王和各类官员都可在围棋州邑获得特赐的官衔[184]。当时很多人对围棋的沉溺已经登峰造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东吴建立者孙权告诫臣下弈棋有碍国家事务，要求八位官员提出控制弈棋之风的方案[185]。还有一次，王子孙和征求韦曜对弈棋的看法，韦曜说现在的人沉溺于弈棋，以致荒废学业、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下棋，他严厉谴责了弈棋，认为对国家有害无益[186]。陶侃（公元259～334年）是一位纪律严明的官员，发现佐吏博弈戏具之后给予了严斥，说围棋是尧舜用来教育愚子的[187]。也有人向南朝齐明帝进谏，“（据传）尧以此教丹朱（不太聪明），非人主所宜好也”[188]。颜之推一如既往地要求他的儿子们要注意自我节制，说围棋“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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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在六朝时期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在汉隋之间的某个时期，棋盘从纵横各17条线（“道”），289个叉点，变为与现在相同的19道、361个点。在河北望都东汉墓里发现了一件17道的石围棋盘，高17厘米、边长69厘米[190]。到六朝初年，围棋盘还是17道，这一点可从上述邯郸淳所著的《艺经》得到证实。他还说双方各执150枚黑或白棋子[191]。在湖南益阳的一座西晋墓中发现了一枚黑棋子[192]。棋子的另一发现出自一座南齐陵墓，共有36枚白色的玉棋子和47枚由紫黑色的透明玻璃质材料做成的棋子[193]。除了望都所出棋盘，安阳张盛墓里也发现了一件棋盘，由青瓷做成，高4厘米，边长10.2厘米，有19道，具有现代棋盘的特征，有一个中心点和位于四角的四个星（距每边4条线处），用小凹坑标示（图12.13）[194]。有两条文献提到了棋盘上的线条数量问题。一是敦煌写本《棋经》，可能是北周时期的，称棋盘反映了周天之度数（360度），所以有纵横19道[195]，另一条文献是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孙子算经》，其中提到围棋盘交叉点的数量问题，并提到有361个点，这也表明棋盘当有19道。这段文献尽管冠以《孙子》之名，但可能反映的是隋代的情况[196]。关于17道向19道的转变问题有很多讨论，显然这个变化应该发生在六朝时期，从唐代开始，似乎一般只有19道的棋盘了[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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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3 河南安阳出土隋代围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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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与西方的棋一样，是一种完全依靠脑力活动的棋盘游戏，不涉及任何体力技巧或运气（如掷骰子），这也是它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地位较高的原因。但是，围棋并不宜于赌博，其他很多用于赌博的游戏在六朝时期非常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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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种受到广泛关注的赌博游戏是六博，有一个常称为TLV的博盘，上有形似这三个英文字母的纹饰，这种纹饰也见于铜镜上（图7.24）。六博在汉代及以前非常盛行，大量陶俑和画像砖图像反映了这种博戏的变化过程。博者总是以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出现（图12.14）。用于所谓“大博”的博具除了博盘，还包括长约12厘米的箸，由象牙、木或其他材料做成，上面刻有各种纹饰。通过掷箸决定棋子在TLV图案上的移动。如果用骰子（茕）而不用箸，则被称为“小博”[198]。现在已经发现了很多汉代的博戏图像，显然仅有一例是汉代以后的，出现在嘉峪关M7的画像砖上[199]。有迹象表明博戏到六朝时期仍很盛行，但吸引力逐渐消失了。到公元6世纪后半期的颜之推时期，博戏规则已经失传，要重新找回还颇为费神[200]。关于占卜与博戏（尤其是六博）的关系引发了很多讨论，但好像这些讨论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博盘上的博局图案，而不是博戏的玩法[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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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4 河南灵宝出土汉代“六博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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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既要掷骰子，也要用计策的棋盘游戏叫樗蒲，马瑞志（Mather）认定为它是源自印度的一种游戏，类似于西洋双陆棋[202]。这种游戏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203]，而在《葛洪传》（公元284～363年）之后变得非常盛行。《葛洪传》的作者为了强调葛洪的清心寡欲，说他竟然不知围棋盘上有多少道，也不知道樗蒲的齿名（投掷骰子即齿）[204]。樗蒲用五根木条（“五木”）为骰子，每个骰子一面涂白、一面涂黑，有些骰子上画有野鸡或牛犊。不同的骰子组合相当于一套点数，以点数决定棋子在盘上的移动（“马”），最好的投彩是五个全黑，叫“卢”[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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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是这个游戏的特征，所以关于它的后果成为《世说新语》中许多典故的主题[206]。尽管官府因其社会耗费太甚而禁止（如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禁樗蒲[207]），但毫无效果。前述生性严谨的陶侃也曾猛烈抨击樗蒲，有一次将博盘没收之后扔进了河里，一起扔进河里的还有酒具，显然酒具是这种博戏里的常用附属物。陶侃说樗蒲只不过是牧猪奴的消遣而已，并称是老子从西域带回来的[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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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游戏更需要的是技巧而不是运气。“投壶”是《左传》[209]里提到过的一种古老游戏，并在《礼记》里有全面的介绍。《礼记》称这种游戏的礼仪化行为可以起到教化道德的作用[210]。参加投壶之戏的人要在相当正式的场合向壶里投掷箭矢，根据箭矢成功投入壶嘴的点数来记分。在某个点位上还要在壶嘴或壶底加上一些环，以增加获得点数的机会。有一些汉代的墓俑和画像石反映了这种游戏的发展过程[211]。颜之推详细描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投者技巧的要求是如何逐步提高的，包括有意让箭矢弹出壶外，并说到有人擅长这种叫作“骁”的技巧，能够一箭40余骁[212]。投壶之戏往往与樗蒲相关，而且善于投壶者往往是好享乐、懂音律之人，投壶能够昭显品性[213]。我们对投壶记分方法的了解来自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他曾试图复兴投壶之戏，详细解释了在新投壶戏中做的一些变革，据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旧的规则[214]。尽管如此，投壶再也没有其他游戏那么流行，尽管有司马光的努力，也已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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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文献中提到过的游戏还有“格五”，或叫“塞戏”，可能是从樗蒲演化过来的，但不投掷骰子或木条，只有筹码的移动。玩这个游戏时的高雅与六博时的乱哄哄气氛有着鲜明的对比[215]。马瑞志将这种游戏比成西洋跳棋[216]。此外，还有一种“弹棋”（即弹丸棋），在游戏中，要用各种方式将棋子弹入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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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游戏的盛行程度，可以从下面这段描述中略见一斑。这是对诸葛融发起的一场类似于比武活动的描述，当时他在东吴西部边境的公安（今湖北的同名之地）掌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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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外无事，秋冬则射猎讲武，春夏则延宾高会，休吏假卒，或不远千里而造焉。每会辄历问宾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有博弈（即六博和围棋），或有摴蒱，投壶，弓弹[217]，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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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的大量材料都来自文献，在各类史籍、百科全书、选集，以及文学作品（如赋）中都包含有丰富的六朝物质文化资料，这个时期的大量日用物品丝毫不逊色于其他时期，可说的还有很多，由于受时间和篇幅的限制，只能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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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洛阳伽蓝记》卷5《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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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F.J.Jenner.trans.，Memories of Loyang：Yang Hsü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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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F.J.Jenner. trans.，Memories of Loyang：Yang Hsü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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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