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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二 春秋时代各国的乡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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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有许多国家保留有这种乡遂制度，其中以齐国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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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在桓公时，管仲施行“参（三）其国而伍（五）其鄙”的政策，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他把“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管子·小匡》篇作“士农之乡”）十五个。十五士乡即相当于《周礼》的“六乡”。他又把“鄙”分为“五属”，“鄙”相当于《周礼》的“野”，“五属”即相当于《周礼》的“六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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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士乡和《周礼》的“六乡”一样，以居民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的。以五家为轨，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十轨为里，就成五十人为小戎，由里有司统率；四里为连，就成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统率；十连为乡，就成二千人为旅，由乡良人统率；五乡一帅，就成一万人为军，由五乡之帅统率。如此，十五士乡编制成三军，中军由齐桓公亲自统率，上下两军分别由上卿国子、高子统率。当时齐国主要军队就是这三军，全部由十五士乡居民编制而成。与《周礼》的六军全部由六乡居民编制而成，性质相同[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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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齐国在鄙野地区，以三十家为邑，邑设有司；十邑为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乡，乡设乡帅；三乡为县，县设县帅；十县为属，属设大夫。五属分设五大夫。这与《周礼》“六遂”的组织，性质相同。“五属”居民和“六遂”居民一样，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所以管仲对于“五属”的政策是：“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这样主张按土地等级征赋，平均分配耕地，减轻徭役而不夺民时，不略取家畜等等，对“五属”居民作让步措施，无非为了维持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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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在“国”的“乡”中有选拔人才的办法，基本精神也和《周礼》“六乡”中“三年大比”相同。其选拔的标准有二，一叫“明”，即“为义好学、聪慧质仁”；二叫“贤”，即“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由乡长推举，桓公亲自接见，使担任官职。一年之后，由官长书面报告其工作成绩，并挑选其中贤者向上推荐，由桓公召见，当面识别。再退而问其乡，察看其平日的才能行为，如果和做官时的作为不相违背，便可升为“上卿之赞”。这叫做“三选”。“五属”虽然也有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没有这样上选为“上卿之赞”的“三选”办法，显然是因为“五属”居民身份低下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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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齐国这种“参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是巩固其原有的“国”“鄙”分治的制度的。这种“国”“鄙”分治的制度，基本上是和《周礼》的乡遂制度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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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其他各国，虽然缺乏这方面有系统的记载，但是从其全国总动员的事件中，也还可以看出它们保留有乡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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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宋国，《左传·襄公九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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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华臣具正徒（注：“华臣，华元子，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注：“隧正，官名也，五县为隧，纳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随火所起往救之”），……二师令四乡正敬享（注：“二师，左右师也。乡正，乡大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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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宋国因火灾，实行全国总动员。由执政乐喜派担任“司徒”的华臣准备好“正徒”，司徒所直接调遣的“正徒”，当即“国”中“四乡”的正卒；又命令“遂”的长官“隧正”调遣役夫纳入郊内从事保卫[110]，隧正所调遣的役徒，当即郊外“遂”的居民。同时左师、右师又命令四乡正去祭祀，四乡正即是“国”中“四乡”的长官。于此可见宋国在这时还保留有乡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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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鲁国，从西周初期起，就有乡遂制度。《尚书·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三郊三遂即是三乡三遂。《史记·鲁世家》引“遂”作“隧”。这种制度到春秋时依然存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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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将辟，藉除于臧氏，臧孙使正夫助之，除于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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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臧孙担任司寇之官，所调遣的“正夫”，当即“国”中“乡”的正卒，即宋国所谓“正徒”[111]。《左传·襄公七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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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故季氏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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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叔仲昭伯担任“隧正”，所调遣的役徒，当即郊外“遂”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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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三桓“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具体措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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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注：“使军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无公征，不入季氏者则公家倍征之，设利病欲驱使入己，故昭五年传曰：季氏尽征之。民辟倍征，故尽属季氏”），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叔孙氏使尽为臣（注：“尽取子弟，以其父兄归公”）（《左传·襄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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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由此可知鲁国的军队组织是和乡邑组织密切结合，军队即抽调乡邑的父兄子弟组成，军赋也在这个组织中征取。“三分公室”的时候，季孙氏用加倍征赋的办法，迫“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就是迫使军队成员带同其提供兵役的乡邑组织（即役邑）一起臣属于季孙氏，做到了“尽征之”。“四分公室”的时候，孟孙氏和叔孙氏就仿效季孙氏的做法，做到了“皆尽征之而贡于公”[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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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郑国，《左传·昭公十八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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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作，……（子产使）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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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郑执政子产在大火中实行全国总动员，和宋执政乐喜所采取措施相同。所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如同乐喜“使华臣具正徒”一样，“伍列登城”的“城下之人”，当即城外“乡”中的正卒。所谓“使野司寇各保其征”，如同乐喜“令隧正纳郊保”一样，野司寇从“野”所征发来的役徒，当即“遂”的居民。所谓“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等等，也如同“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郊人”即是郊内“乡”的长官[113]，犹如宋国的“乡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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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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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所以能够在乡校中议论执政之善否。这都是郑国存在乡遂制度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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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各国保留乡遂制度，还有显著的一点，就是像《周礼》所说“六乡”居民性质的“国人”在各国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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