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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4 审判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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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周人对晚商暴政进行了猛烈抨击乃至全盘否定，然今人或许也该稍稍抑制道德主义的宣泄，我们对殷商不近情理的苛刻，以至于忽略了他们还只是文明初期的先民，他们身上的种种愚昧、暴戾甚至罪恶，都只是展露了那个大时代一切糟糕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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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远观丛林，自觉得一片生趣盎然，直至涉足其间，乃晓得那种稳定有赖于残酷食物链的锁定。时人看时人，大家一个样，先人看先人，绝对不如今人看先人，会有那么大的震惊与愤慨。历史本不该教人仇恨，而是提供经验。后人应该做的，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在满目疮痍中剔出文明的火种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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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来看，纣王仍是一派鄙俗的部落习气，尚未迈过文明线。然而那些狂妄、贪婪、暴戾、淫欲等缺点，都只是人性固有的糟糕处，在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何况“余一人”呢！纣王用象牙筷子，和埃及法老当年从南方努比亚引进鸵鸟蛋并无二致。故《淮南子·缪称训》有言：“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开国的成汤未必有多么英伟，而亡国的帝辛也未必有传闻中那般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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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曾作《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统计出帝辛的罪恶在《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两汉书中增加了二十四，东晋时又增加了十三。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此话真需要一定的历史纵深才能体会。唐代文豪罗隐看得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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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能极善恶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恶者俾人惧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余；惧之者，虽寝食不忘之也。……故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必缩项掩耳。（《罗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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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既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那么他必然成为一切向往光明美善者的靶子。在欧洲，英王理查三世死时双手捆绑，死后被裸体示众，再被史官定罪，已是凄惨，后来的莎士比亚更将他描绘成跛足驼背的邪恶君主，这就遗臭万年了。“商纣王”毕竟是不伦不类的蔑称，不严谨。不过今人立论倒可以尊重一些无伤大雅、无害原则的习惯，何况这种使用习惯还蕴涵着道德批判。为帝辛说上两三句公道话，并不会减弱“殷鉴”的效果，衮衮诸公也不应认为自身距纣王还有相当的差距，反该从事不关己的梦中惊醒，原来帝辛还没坏到那种程度便已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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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学者指出殷商走向衰亡的原因很可能与古罗马相似，即大量使用青铜器饮酒导致铅中毒。且不论古罗马的铅水管不如中国先秦的陶水管安全，殷人对酒器的接触程度岂能与古罗马人日用铅水管相提并论？饮酒再多也不可能多过饮水，更何况殷人的青铜酒器一是合金，二是普及程度有限，不可能造成殷人集体的、深度的铅中毒。故此论虽视角独到，却也有为暴政开脱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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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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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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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之恶实是殷人社会之弊，之所以天下之恶皆归于帝辛，并非如后人所想出自周人抹黑，而是源于周人的王政理念。在周人那里，君主对王政堕落是要负全责的，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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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对黑暗神权的反感也是应该获得尊重的。晚商之暴虐统治也不是出自儒家的抹黑，《墨子》便讲到纣王“贼诛孩子”“刳剔孕妇”。把绝对王权视为天公地道的法家亦可为证，《韩非子·喻老》记载：“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甚至连殷贵族都觉得国家病入膏肓。《尚书·微子》中记录了微子和太师、少师的问答，说天帝要降灾于商，但君臣酗酒，竟不畏惧。国家祭祀荒废，却刑杀严苛，横征暴敛，民怨鼎沸，亡国不远了，赶紧弃暗投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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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日的文明程度回顾三千年前，“天邑商”这等政教合一的王国绝对是黑暗多于光明。纣王杀死大臣比干并残忍地剖视其心，这一传说标志着晚商核心人物的彻底疯狂。即便没有《周书》与《史记》的渲染，甚至没有任何文献的记载，看官们仍可结合世界早期历史来推想殷商时代的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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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不仅都是严格区分平民与奴隶的，而且都为奴隶准备了悲惨的境遇。古埃及对待以色列人的刻薄，以致后世的西方国家广泛地了解“埃及的黑暗”，耶和华所降的“十灾”便是对埃及的惩罚。殷商野蛮的神权政治毫无疑问会造成中国历史上最为疯狂的人道灾难，这种判断果然得到了近世考古发掘成果的支撑。人祭乃是以活人作为祭品祭献神灵的宗教仪式，《左传》中有“用人”之指，即杀人以祭。可奴隶像牛羊一般作为牺牲，算不算人呢？这些奴隶或被活生生烧死，或被投入江中，或被去头沉埋地下，而人殉则是用人陪葬的丧葬习俗。大批的奴隶多来源于战俘，可商人并未将其用于经济生产，而是奴役他们从事其他的苦差。等待那些胆敢逃跑之奴隶的，是无比残忍的酷刑，比如刖刑（锯掉一只脚），而受刑之后仍然不能逃脱悲惨的命运，不是不死，而是时候未到。他们死后，骨骼还可能被精选一番，以用作骨器的原料，为这个世界增添美好。按奴隶制的标准来看，殷周都是不合于西方的，但殷人尊神的血腥真相却不容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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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统治的特性决定了部族信仰不能垮、局势不能乱，一旦如此，神权见鬼。《吕氏春秋·贵因》说武王伐纣前曾派出探子，据回报称，商之王政江河日下，从“谗慝胜良”到“贤者出走”，再到“百姓不敢诽怨”的极点，简直无可救药，于是武王决定出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重大决策过程中，占卜并未居首要地位，而让位于情报收集与形势分析。孔子后来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的感情很复杂，他自然知道暴政注定商的灭亡，在形势上，商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在道义上，周人早该为天下兴利除害，但周人还是等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发起军事行动。周人的隐忍至德既合乎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同时也切中了孔子内心对“根”的天然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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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议兵》记载：“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孔子赞赏的“三仁”（比干、微子、箕子）在纣王治下均不得志，反衬出殷商之“不仁”。孔子纵使千般念祖，又岂能翻案？不过可以预见，部族纠葛这类前尘往事一旦迈过，无须站队的博学家孔子便会上升到前无古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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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做审判，只能是基于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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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5 白旗之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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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纣王是被逼死的，他逃到鹿台，自觉走投无路，终于决定以己献祭，于生死一线完成与上帝最后的感通。或许期望上帝能收留他这个孤单“余一人”的灵魂，他“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赶到尸体前，砍下纣王的“头颅”，悬之白旗。纣王就这样烟消于周人掀起的“末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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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断头宣告商周的“东西之争”暂时平静，虽然没有英国查理一世与法国路易十六的程序性，但是它在文明历程中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却丝毫不亚于这两次斩首。革命的过程或许是难脱暴烈的，但革命的结局不应该是悲剧。在这一点上，周人以其智慧与气度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启示，其中一条便是革命不是要人命，不必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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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没有导演“巴比伦之囚”，他甚至修葺了纣王的宫室，再想想八百年后项羽火烧咸阳之举，真是天壤之别！在氏族战争时代，周人较好地控制住了睾丸激素，没有杀红眼。以至于荀子说“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意指周之将士没有斩获首级与俘虏，也没有得到冲锋陷阵的奖赏；推翻殷商，也只“迁其重器”，而不“毁其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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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之历史意义远非一“武”字所能概括，且看武王灭商后推行的一系列治国安邦的举措。武王迁都镐京，并设立辟雍用以举行典礼宴会、宣布政令等，打造了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宗周”；为定东方，规划东都洛阳，欲打造一个“成周”。成周既可作为宗周的屏障，又可有效地控制东方诸侯，威慑荒服。而宗周一旦告急，王室大可东迁成周，保存力量。可惜，他未及亲力亲为，交由成王、周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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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抚殷商遗民，武王保存殷祀，让商纣的儿子武庚继续在故土治理殷民，并派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辅助禄父治理殷国。“三监”方案旨在把商朝王畿分割开（卫、鄘、邶三个分区），便于对故旧势力进行安抚与监督，此乃恩威并重。可惜武庚参与叛乱，被周公诛之。殷周本就是世仇难消，此刻则更是火上浇油。然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周人处置殷遗民自是采用分化削弱的策略，将朝歌部分“殷顽”迁于洛阳，又将部分殷遗民封给鲁、卫等诸侯国，但没有更细化的分割，仍按较大的单元进行安顿，例如以职业为氏的家族安然无恙地过渡到新政府，周人亦可完整地接受那些产业成果。最可贵的是改封微子于商族发祥地商丘，国号为宋，以治理东夏地区。殷人仍得以继续奉其宗祀，行其典制，并准用天子礼乐祭祀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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