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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4 贪天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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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天事君”是周朝的政治正确，可“天子”却成了横扫天下、颠覆传统的新“皇帝”。东周世界充满矛盾，诸侯明明在之前的数个世纪联结于一个中心，却做着撕破“同袍”的事，最后又走向全新的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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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晋在鄢陵之战中击败楚军，晋的新军（本已有上、中、下三军）副统帅郤至自诩功高，趾高气扬，更欲以此加固“三郤”（除他之外，另两位是其堂兄郤锜、叔父郤犨）的势力。大贵族单襄公义正词严地指出，晋国的大胜实是上天憎恶楚国而让晋国出手惩戒，郤至的态度是“佻天之功以为己力”（《国语·周语中》）。可见在周文化的语境中，贪天之功是不被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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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这样认为，如果燕做错了事，当然可以讨伐，就像杀人者，当然要偿命。但有一个前提，即“为天吏，则可以伐之”，此即是说，讨伐燕的国家必须遵奉天道，在仁义上站得住脚，如同杀人犯要交由士师（刑法官员）来处置，而非另一个杀人犯。若“以燕伐燕”，这便是流氓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应当鼓励，不值得推崇。孟子的“仁义干涉主义”并不基于国际法，而是天下语境中的“替天行道”，是周联邦体系衰颓后的“礼数周全”。听孟子一言，真醍醐灌顶，现代所谓的“干涉他国内政”必须细致分辨，不可妄断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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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顺德者昌逆德者亡”，或为总结陈词，或为激励言、宣传语。由于习惯了以勇力树天意，以胜负定善恶，以强者的逻辑思考历史的进程，中国人和西人一样逐渐在道德问题上变得较为虚伪。在中国，这一切的道德虚伪皆源自正统天命观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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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自文王时代起开始建设“明堂”，这里安顿着周族王朝的必然性，即“受命于皇天上帝”。“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者，皆着于明堂”（《淮南子·主术训》）。回望周初，天命本是“奋斗者”的自我劝勉与期许，更是后来人的榜样力量（成康守明堂之制），最终却沦落为“胜利者”的自我加冕与聊以自慰。苌弘是侍奉周景王、敬王的两朝元老，然而这位周室忠臣最终不得善终，“苌弘化碧”的传说可以说是这个悲剧时代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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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友”未必同道，“仁兄”未必同仁，“大恩大德”的恭维语就是“天地有大德”哲学的典型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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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天下观是给逐鹿者设定一个驰骋范围与疆域标准，那么天命观则赋予问鼎此天下的权力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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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永昌，但也天命靡常。为了获得这个执照，你死我活的角逐必不可少。因为天命会转移，它不固定属于哪一姓、哪一族、哪一派、哪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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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政权执照处于何种阶段会发生转移，此类警示古已有之，然而具体标准难以明确，这一困扰纠结，中西史上皆有。如此，客观的“天命”难免陷入一种虚无的意志范畴，“抢夺天命”成为一种廉价却高效的标榜手段，人人机会均等，在兵戈之外则要比宣传的功夫了。故政治集团“无照经营”，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有宣传技巧的高低。雄主们都希望接管天子的至尊权威，与天子享有同一个“父亲”——天，继承同一笔遗产——天下。在天下观与天命观的指导下自觉地逐鹿中原，问鼎之轻重。那些最终胜利的军阀还很有可能将一隅之制推行于全国。总而言之，“天下”传统要在大一统的帝制框架中圆满安放，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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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可摆脱掉了改朝换代、你上我下、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模式？此种“朝代情结”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如“三代”分明是夏、商、周三个部族先后“做主”的历史，却被史家作为王朝循环的肇始。这种“三代兴替”的史观已为后人之共识，所以齐国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并非奇崛之创见，只不过用一点创意来附会尽人皆知的历史罢了。此说的广为流传既说明五行相胜说的流行，也说明朝代更替的深入人心。虽然清朝早已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朝代循环”在中国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今人对1949年大变革的评价，此堪称20世纪最大的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不是朝代更迭的关系，毛泽东先生更加不是传统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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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要从上至下而权力层层递减地来管治土地人民，这对行政技术的考验实在过大。权力下移的过程中自然百弊丛生。中国人的等级观念并非由哪派学说洗脑造作，乃是自然发育而成。比如乡里之民，他们往京师去，必言“上北京”；若闻亲友将从城市来，则又问“客何时下来”。这“一上一下”可谓形象。坐上帝制马车的中华文明福祚不明，周期性的盛衰避无可避，有一马平川、万马奔腾，就有铁马冰河、瘦马西风。看一朝历史犹如坐过山车，跌宕起伏，缓急难料；观数代更替则如同坐海盗船，上下来回，生死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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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的僭越称王与秦帝国的暴政最终透支了天子的伟大历史与庄严信誉，极大地动摇了“王”之于政权的神圣感，这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影响深远。此后的中国人，奴性与帝王梦不仅无冲突，反而和谐地共存人心，实在值得玩味。政治江河日下，朝廷不知藏富于民，反而与民争利，致使赤贫化加剧，民怨沸腾，故政府又不得已“以刑罚为巢”。然《国语》早有警示，“为民者，宣之使言”，若不疏导，则“伤人必多”，一味堵塞，必“川壅而溃”，这就是老子洞悉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结局四个字：“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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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模糊了恒久的价值观，只剩下一个“天”活跃于诸派势力的宣传中，在残酷的角逐中缄默不语，最后在胜负已定之结尾处为“王者”加冕。“天”成了人所能操控的最大卒子。古之智囊宣传的其实都是合理性，即“造反有理”，但合理性太感性了，并无一定标准，还会给来者不断“革命”的口实，故要往合法性上扯，但合法又是合什么法呢？不过是去折腾天命，或者谈正统罢了。在中国讲正统无异于是一厢情愿，前人所拥护的政权之出现本来就无法解释合法性，后人推翻了这个政权后却要为前人来补充说明，其实就是为自己辩护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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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正统”，属于嘴皮子与笔杆子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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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权”，属于红刀子与枪杆子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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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者未必就比被推翻者更符合天道，更具合法性、正义性、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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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的初衷即便再完美崇高，落在卑鄙者身上就化为迷烟。经是好的，和尚念坏了。不是天命太苍白，而是天下太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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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5 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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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梁给魏王讲了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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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梁途遇一人驾车北行，说是去楚国，故问他去楚国为何往北走。此人答曰：“我的马好。”季梁说，马虽良，可这并非楚国方向。此人却说：“我的路费多。”季梁说，你的路费虽多，可这仍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此人又说：“我的马夫善驾。”（《战国策·魏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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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们，秦楚还是被揶揄的对象，在此寓言中，北行者的交通条件越好，他离楚国就越远。国家战略亦如此，南辕北辙之事自古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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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话虽等同胡说，却又无限逼近天机。驳之不倒，必有可观。秦邦与秦王能有这样一份统一大业可供奋斗，并借此流芳，真要感谢周室的铺垫。其实，各国文字异写、度量衡混乱都不是什么难以克服的大问题，书同文、修驰道、行同伦、行郡县也不是什么首创，“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最早出自《礼记·中庸》，秦始皇多少有些冒先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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