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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8.2 历史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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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人信奉历史，如“名垂竹帛”“青史流芳”，向被视作个人价值的完美实现与家族荣耀的历史升华。《吴越春秋》曰：“生可托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此有赖于史家的如椽大笔与自身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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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简牍之上的著作不太能看见作者的署名，故秦王读韩非之文却不知韩非之人。有人言司马迁等古史家“剽窃成风”，转载往往不注明出处，其实他们的资料来源早已道明，只是观者未及细看。相对于“秽史”与“谤书”，中国的“正史”似乎一落笔便凝固生效，颇有不易之论的味道。后学顺手摘去，就如水中掬月，分一掌银辉，却不减一丝月华。故转引并无不妥，因为这得到了文化的支撑，与版权无涉。章学诚便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文史通义》）同理，后学托先王圣人之名发表自家宏论，此是“神交”，心中根本无不舍“私货”之念，唯愿良言传之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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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人，每至江山胜迹，往往诗兴大发，妙手偶得。然而，当面对前代名作，如无佳句，绝对不敢题。这既是诗人的自我标准，更是历史的标准。可是，往日华章不可周览遍阅，又如何晓得天高地厚？历史究竟虚无，现实向来残酷，而人们的感情又总是囿于所见。所见也只是沧海一粟、万古一瞬，哪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如果今人都是爬行动物，想必也不认同直立行走，这就是经验的局限。这局限更可导致判断的狭隘。世无百岁人，枉做千年调。我们必须检讨自己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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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有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知大年。”（《庄子·逍遥游》）我想孔儒是绝对赞同的。何为小大之辩？庄子解释，比如生命只有一个早晨的菌类植物，无法领略一昼夜的光景；生命只有一个夏季或一个秋季的寒蝉，不会感受一年的时光。诸如此类，便是“小年”。而楚国南部有一种冥灵树，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以五百年为一个秋季；远古时代更有一种大椿树，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八千年为一个秋季，诸如此类，就是“大年”。彭祖以八百岁之寿引世人称羡，不亦可悲吗？个人的生命长度自是参差不齐，但都无一例外的短暂，更关键的是，每个人所触摸或者说可感的历史是大不一样的。明乎此，我们自问太执着于“文明视野”，反框住了自己的视界。就说我们看得见的，我们虽身处“现代”，但雨林中的部落仍有“原始”，进入他们的领地，便如同亲临“历史”，重返“现场”。再说我们看不到的，这个星球也许存在“史前文明”，有亚特兰蒂斯的可能，也就有尧舜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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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与太平天国的生死相搏竟上升至文化之战的高度，然而可笑的是，太平天国本不能代表中华文化，湘军保卫清廷的境界也不高，本质上和辜鸿铭以为留着一条长辫就是捍卫中华一样。又如张勋，他的历史眼界恐怕只在爱新觉罗皇族。任何帝王家总是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对“皇基永固”的追求决定其历史眼界，以致不能站在整部中华史的角度来思考行事。21世纪的我们若稍稍放宽历史的眼界，则必不会惊异于“80后”与“90后”，因为民国大师多为19世纪的这两代人。同理，梁漱溟不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那“新儒家”的名号更是短浅，如何还敢分出“第一代”“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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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就“死而不朽”的命题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认为这只能叫作“世禄”而非“不朽”。他心中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孔子曾放言“百世可知”，足显眼界非凡。孟子认为，君子或小人，他们的“泽”都是“五世而斩”，即是说无论你是何种人，不分高低贵贱，一般则言，你的风范最多经历五代，此后必会断绝。好的坏的，尘归尘，土归土。然孟子这样的贤者大有人在，他们虽非孔子之徒，却跨越时空私淑先哲，这才有了日后“孔孟之道”的延续。他们并未重返现场，而是各占胜场；他们并未亲临历史，而是赓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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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做人，必须得有良知，还须一定的历史感，不能只盯着眼前，尽做些曲意逢迎、吮痈舐痔之事。列位看官，即便你得享荣华富贵，锦衣玉食，高头大马，那时父母笑与人言“此是犬子”，儿女自豪地称“此是家父”。更有羡慕者会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也。”可一旦失势落难，你若能逃一死，苟活残年，你的子孙后代仍会苦于“骨朽人间骂未消”。《孝经》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仁爱的要求就是不要把耻辱带给亲人。此外，如《谷梁传》所言，“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随着帝制建立，“史权”渐为皇权所篡。后人当知治史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性命攸关。藏之名山实不易，良史累如丧家犬。“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史记》）。秦火之后，唯余《秦记》，司马迁唯凭《春秋》与《秦记》两书而成《六国年表》，其谬误不少。其实，若依“书缺简脱”的自然规律，先秦史料不至于如此捉襟见肘，此亦可见暴政之毁灭文化。陈寅恪之言“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近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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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何为历史的眼光，我说，在中国这样的国度，每一寸土地都掺杂着尸骨与鲜血，每一座古老的都会，都曾被毁灭而又重生，北平不平，西安不安……如果谁还在为居所的风水烦恼，那就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我们生存于一座巨坟之上，生存本身就是那墓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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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8.3 历史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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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需要无中生有的“国教”，只需要中流砥柱般的信仰。神教信仰不是信仰的全部，儒家不是神教，却不代表儒家没有提供信仰。很难想象，没有信仰的孔子会说“天厌之”，没有信仰的儒家会诞生如此多耿介不随、蹈仁殉道的“敢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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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追问中国文化中最高信仰之大概，“祖先崇拜”“圣人崇拜”等词实不足以涵盖，其间有殷周之“天帝”，道家之“道德”，儒家之“仁义”“道统”，墨家之“鬼神”，以及朴素的阴间观念（如《左传》中的“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此种信仰绝非果报，其中真谛，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说得在理，他在《创造者》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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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从未假托神意，自命受神的差遣。解决人类的问题，不是靠超自然的力量，而是靠自己与祖祖辈辈的经验。“天”只不过是孔子给予每个人道德情操相对应的自然宇宙秩序起的一个名称而已。……有德行的人应遵循所有伟大先贤的榜样。“天意”不是通过神学，而是在“祖祖辈辈的集体经验”中被发现，这“祖祖辈辈的集体经验”也是历史的另一个名称。在孔子的世界里，人人都必须为自己找出一条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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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天意自古高难问，其实中国人并非怀抱空虚。且看愚公移山之典故，“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列子·汤问》）。祖德流芳，幼承庭训，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落叶归根，名留青史，苍天有眼……有此信仰者，信灵魂不灭，也清楚祖先作为保护神，不可能庇荫不肖子孙。故这“历史”，不是只着墨过往，也非止于眼下，而是延至可以预见之人类未来，是有着大是大非之“仁”的千古。这千古姑且谓之“历史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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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传统与表音文字不利于文明建立起历史信仰，故中国以西实在没有香火不断、死而复生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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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相对主义难以建立起普世的历史思想，然而，“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易使人联想起卡尔·波普尔批判的“道德历史主义”。中国的政治理论自然是多元的，甚至可以是“混乱”的，然而正义裁判的最高标准如果变得多元，甚至可以按需损益，那么则会导致思想界的混沌。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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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是人类的一大痴梦，然秦始皇个人的生死已经证明，永生无法成为个人的信仰，首先在于它忤逆了自然法则，无论在现实还是意念中均站不住脚；其次，永生之目的性太过自我，亦是自欺，竹篮打水的付出终会使永生信念自我损耗，直至瓦解；第三，视界狭窄，全在自利，无集体福祉与公益价值的用心，得不到社会广泛的认可与支持。我们且来审视一番历史信仰。此间没有明确的上帝，然要敬畏，有诚，有天命与生命之源；要永恒，有“道”，有“理”，有“香火”；要爱，有良知，有至善，有仁与义，有父慈子孝，有兄友弟恭，有泛爱众；要彼岸，祖先就是彼岸，所谓“黄泉路上没老少”，家谱正是出生入死的登记造册。故还可推说，要仪式，祭祀便是；要神祇，圣人与祖先牌位便是；要教义教规，诗书与祖训便是；要教堂，宗庙、祠堂便是。所以说，中国人的人生千差万别，但有两条经典道路，一是做人上人，二是做史上人。前者是一种理想，后者是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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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德不单立足于天道，还源自个体本心与良知，所谓“内省不疚，何忧何惧”。卢梭讲：“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人们就是乐于接受箴言的教诲，乐在一个“悟”字，实无须做一番严密的推理论证，只相信这是“合情合理”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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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二事最不可深思，一是宇宙之起源，二是死亡之后事。若陷于此，无休无止，生命摇动。儒者治丧，事死如事生。不独活人有尊严，死人依然有尊严。中国人安土重迁，讲究落叶归根，入土为安。黄土、墓碑、灵位、香烟证明了一个人的曾经存在与势必长存。所以坟茔与祠堂是最庄重之所。祖先崇拜与家族主义浓厚的中国人认为灭绝尊严的最好办法便是辱其祖宗与掘其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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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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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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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生，死是死，中国人分得很清，但要“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荀子·礼论》），这背后的文化绝对不简单。厚葬之俗本无可厚非，此是乱世中之心灵安顿术，它的隆重也与神教仪式相类，必付出精神与财物。只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厚葬有损于民力，也就无补于国家。晏婴曾批评儒者：“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史记·孔子世家》）晏子以及后来墨子对儒家的批判都不高明，仍是耽于表象，尚未领会到信仰一层。“傲”乃是对独立人格的抬升，是保全风骨。至于“三年之丧”（《礼记》记载荀子的说法，二十五月而毕，不到三年）乃是天下之通例，并非儒家的发明，但儒家认同它，即是认同居丧之期不应分等级差别，无论天子庶人都是一样长短。而三年以上的，则近乎一种信仰苦行，孔门弟子服丧多有逾此期者。《曾子大孝》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儒家重人，人命关天，前有性命来源，后有性命去向，孝就是要“瞻前顾后”，厚葬就是致谢来源，祝福去向。其中真挚，难与人言，只需明白，神教偶像可以冒充顶替、代言诈骗，然祖先是不能被冒名顶替的，若自称是谁家祖宗，那是骂人话。如此，对信仰的解释权无法垄断，实际上也就默认了各个家庭、家族依具体情况诠释信仰细则。故保障解释的多元性，如对“道”解释反而使“道”更有活力；故警惕强加的权威性，如政权强制推行认同，这反而会扼杀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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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的孝，不含功利，绝非为了换取庇佑，祖宗不是万能，命运不是一定，子子孙孙还要靠信仰走下去，“自求多福”，此之谓也！无论是神教还是文教，都有可能走向异化或堕落，为了避免此类情况，须摸清症结，人心是根本。故儒家重道，仍是基于重人。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速死”似乎并不可怕，反而有“永恒”的意味。诚然，一个人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真理的殉葬品，成为那所谓“历史车轮”下的亡魂。可是英雄与其追慕者都坚信，只要活在“苍天之眼”里便能求得一个“公”道，自有“青史”为其超度，而这种“偏执”本身便是最大的勇气。儒者越是抱有天命信仰，就越能坚韧不屈，前赴后继；而越是道统不灭，薪火相传，他们就越相信“老天有眼”。正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命，实际就是要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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