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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170705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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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第五章 家即天下，万国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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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天下”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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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下”这两个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但凑成“天下”一词，则是西周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天下”一词，最早文字样本存于《尚书·大禹谟》之中。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此时的“天下”，从词面上看就是“天之下”，即所有土地的意思；若从民以王为“天”的角度看，它又是“天子脚下”王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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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天下”在春秋战国时，还多是纸上谈兵，但到了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时，“天下”已有了真正的“一统”意义。秦统一中国后，不论是从“所有土地”，还从是“王的世界”来讲，其“天下”都偏于内指。此时的中国，北是荒漠，西是流沙，西南是高山，东与南皆是大海；其“天下”观也好，观“天下”也罢，终究跳不出先秦以来形成的“中原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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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后，尊重“传统”的中国，渐渐成为“传统的中国”。祖先说：我们居天下之中；后人就认为：中国是天下的核心。汉代的“天下”，已不仅是指君临所及的王土，大汉已将“天下”观扩展为“华夷”观。华夏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华之外是夷；从中心向四边延伸，越处边缘，就越野蛮荒芜。这种以中国眼光看世界，以中国方式对待世界，成为中国式的天下观和中国式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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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认识也不是没有来由。让我们先看一看秦始皇的“天下”——秦的版图。如果仅从海疆来看，秦的海岸线与今日中国的海岸线差别不大：东至朝鲜半岛，西至越南湾；但我们若观察陆疆就会看到，西部与北部变化巨大。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清代的“海棠叶版图”，就会感到海陆两疆的变化完全不成比率。从陆上变化多、海区变化少的版图现实看，天朝“宁边”的诉求，远远大于扩张的需要。尤其是当我们再以长城作为历史回望的焦点时，就会看出历代君王为“治边”“抚远”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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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秦以后的中国皇帝都失去了以武力获得“天下”的扩张意识（这一点，元朝是一个例外）。相反，儒学传家的中国人，汉以后多以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的思想对待“四夷”。古代中国的“天下”实非侵吞小国的扩张“天下”，尤其是西部与北部，那是汉唐以来的战争与和亲、分治与一统的多重政治变奏中，一步步经略成的边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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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中国确实拥有着巨大无比的“天下”，其版图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东方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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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居天下之中”的中土王朝，对边缘政权或周边国家都不存在“食货”之需求，即使是人口最多的清朝，也就4亿人，中国也基本是自给自足。滋长“天下一家”和“四海归一”思想的不仅是中国之内因，外因也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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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边缘小国就对天朝的商贸、文化与政治有着依赖性。唐宋以来，日本、朝鲜一直是以中国的文化典籍为正宗。日本遣唐使来中国取经的故事就不用说了，宋时高丽使团每次来华，也都要带回大批书籍。史载，淳化二年（991年）高丽使者从中国带回《大藏经》《九经》《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多部书籍。而宋理宗时（1225——1264年），即日本镰仓时代，日本商业迅速发展，但铜钱跟不上流通，日本市场干脆使用大宋的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中国不仅在文化经济上影响周边小国，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要以宗主国的名义摆平这些小国的内部斗争和外来侵扰，而小国领袖也都以到中国领到执政大印或诏书为王权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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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有了一种超越地理意义的人文构想：在“天下”这个最大化的空间单位里，中国是核心，所有的次级空间，都如“五服”“九畿”一样围绕着它。在这个“天下”里，所有的“外”，都是“内”。如这幅朝鲜人绘于17世纪的《天下图》（见图5.1），它可能源自中国明朝的地图，中国被描绘成一块巨大的中央大陆，外圈是内海，再外一圈是岛屿或环状大陆，再外一圈是外海。虽然，地图名之为“天下图”，但中国仍是天下中心、文明中心，从中心向四边延伸，就是野蛮荒芜的“马蹄国”“长臂国”。对尚未认知的地方，皆为八荒海外，则是圣人存而不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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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这幅《天下图》，可能源自中国明朝的地图，虽然，地图名之为“天下图”，但中国仍是天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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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天下”观影响下，古代中国形成了中土王朝的最为简单的外交关系：“华夷”和“朝贡”。这种观念一直维系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之后，我们很少再用“天下”这个词了，末世王朝在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中发现，这个世界已非“一姓天下”了。连“天下”这个词，也被后来的“世界”与“国际”这些词一点点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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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一样游动的“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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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的秦朝，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国家，却没有来得及编纂秦的国史。立国前后，曾有吕氏集百家之长，编出名为“春秋”的大作，但记录的却不是国史。秦灭六国，百废待兴，无暇写史，也无暇修史。大汉代秦，天下再度一统，文武二帝，天下太平，这才有闲编纂大历史，这才有了编史第一人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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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我国史官中的开创性人物，他的遣词造句就成了后来的定式与规矩。比如，这里所要说的“行国”，就是他的创造。太史公的创造这个词是否得之于《诗经》，我们不得而知。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行”与“国”的粘连，似乎也止于《诗经·魏风》中的《园有桃》。其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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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有棘，其实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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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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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句诗，郑玄释为：“聊出行于国中，观民事以写忧。”这里的“行国”，也就是行游于国中。这个意思显然不是太史公的“行国”之意。那么《史记》中出现的“行国”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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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没有将国别史分章列出，这类的东西都放入到“列传”中，太史公的“列传”十分庞杂，既有人物，又有列国，既有经贸，又有风俗。“行国”就出现于《大宛列传》之中。《大宛列传》是一篇人事与邦国混杂记叙述的列传——“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它主要记录了“张骞通西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又借此事件记录了几个西域国家。“行国”作为名词，首次出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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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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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大月氏同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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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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