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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第八章 恩威四方，西学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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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开启东方的大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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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当上皇帝后，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编辑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二是组织国家舰队下西洋。朱棣为什么要违背太祖海禁之制，组织声势浩大的下西洋活动。有两个历史文献，交代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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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至今仍立在南京静海寺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这是朱棣在永乐十四年郑和四下西洋回国后，亲自为天妃宫撰写的碑文。朱棣对神言明：下西洋是“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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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明史·郑和传》中，“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考，上命（郑）和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就是最不受一些人欢迎的郑和下西洋之“追逃说”与“耀威说”。如果用一个现代词来概括朱棣的这个大动作，它应是大明政府的“形象工程”。因为刚刚夺权的永乐帝，需要得到国内外的认可，要建立高大的或强大的国内与国际形象。朱棣是借此告之天下，大明朝如今是朱棣的天下，大明是天下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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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史·郑和传》中确有“宣天子诏，因给赐君长”的记载，但不研究文献的人们，不知道这句话后面还明确指示“不服则以武慑之”。在郑和的列传里，还有不少动武的记载，如“俘旧港酋长”“锡兰山国王”。这是明帝国的霸气，是中国当年历史地位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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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朱棣已先派人下了一次西洋，而且效果很好。1403年，朱棣夺权登基后，即派太监尹庆巡访南洋。尹庆到达马六甲时，拜里迷苏剌向尹庆倾诉自己深受暹罗的侵扰之苦，希望得到大明的保护。尹庆回国向朱棣报告，“其地无王，也不称国”。永乐三年（1405年）拜里迷苏剌派代表来大明朝拜，朱棣遂封拜里迷苏剌为马六甲国王，并赐诰印、彩币、龙衣盖等物——马六甲王国，就这样在大明的“委任”下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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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好的西洋，何不多下几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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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明派郑和“下西洋”，请注意是“下”不是“上”，因为中央之国的大明高高在“上”，到哪里都是“下”。那么，明朝所谓“西洋”在哪里呢？基本上是南洋和印度洋，所以，严格地讲我们没有理由说“郑和是沟通东西文化的伟大使者”。郑和七次“西”行，前后28载，从来没有与任何欧洲国家打过交道。但在亚非之间，确是作了多次访问。现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表和所到之地列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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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永乐三年至五年（1405——1407年），至古里、三佛齐国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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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永乐五年至七年（1407——1409年），往爪哇、古里、暹罗、柯枝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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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永乐七年至九年（1409——1411年），经锡兰山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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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永乐十一年至十三年（1413——1415年），往苏门答腊国，忽鲁谟斯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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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永乐十五年至十七年（1417——1419年），往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京国、卜剌哇国、爪哇、古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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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二十年（1421——1422年），往忽鲁谟斯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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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宣德六年至八年（1431——1433年），往忽鲁谟斯国等十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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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郑和的船队各色舰船200多艘，共载官员、士兵、商人二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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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航行之远，都堪称世界之最。完全可以说是当时的东方，甚至包括西方在内的，最了不起的大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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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要说明白，从已知的史料看，郑和船队所到的地方，都不属于地理上的“未知领域”。所到“三十余国”，早在汉、唐、宋、元时期都有海上与陆上的友好往来。说到远及东非，比郑和早近百年，元朝的航海家、旅行家汪大渊就已到访，并有著作《岛夷志》传世。而远远晚于郑和的西方几大航海家，他们的海上探险规模都大大逊于郑和。迪亚士只有3条船；哥伦布也是3条船；达伽马是4条船；麦哲伦有5条船。但他们小小的船队，却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理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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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最可靠的原始有碑记和著作两种，现今已知的郑和立的下西洋相关碑记（有的石碑已佚，仅于文献中录有碑记）有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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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马公墓志铭》永乐三年（1405年）立于云南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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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锡兰山碑》永乐七年（1409年）立于锡兰（今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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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永乐十四年（1416年）立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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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行香碑》永乐十五年（1417年）立于福建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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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寺郑和残碑》约永乐十九年（1421年）立于南京（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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