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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170706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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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尚书补疏》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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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作为华夏文化的源头典籍，历代著名学者几乎都有所研究。当然，扬州学派亦不例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这一极为重要的学者群体中，名家迭出，著述丰赡，焦循尤为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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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一般认为焦循学术研究的重心在于《易经》和《孟子》，实际上，焦氏“博闻强识，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于经无所不治”[1]，《尚书》用力亦称勤劬。闵尔昌《焦里堂先生年谱》载：“先生二十时读书安定书院，王凤喈光禄新刻《尚书后案》成，以数十部寄院长吉渭岩先生，属示诸肄业者，先生得其一，日夜翻阅，月许能言其略。”知焦循至迟束发结冠即钻研《书》说，自彼孜孜，终生不怠。壬戌年，焦循四十岁，阮元考浙江原委以证《禹贡》“三江”，书召往浙询之，始作《禹贡郑注释》。[2]约在丁丑年，焦氏五十五岁成《书义丛抄》，凡四十卷，所采录者计四十一家五十七种。[3]戊寅年五十六岁，成《六经补疏》之《尚书补疏》。《自序》曰：“余既录二十八篇之解为《书义丛抄》，所有私见著为此编，与《丛抄》相表里。”[4]焦循卒于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是为庚辰年，距戊寅年《尚书补疏》成书仅两年时间。《尚书补疏》为焦氏“所有私见”之集成，毕生治《书》之总结，代表其学术巅峰时期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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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补疏》旨在补疏《孔传》，其学术价值不仅仅在于《补疏》本身的训诂学价值，更重要的是《补疏》所体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在《尚书》学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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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早期《尚书》研究的最大成就在《尚书》辨伪方面。梁启超曾评论说：“清初学者对于《尚书》第一件功劳，在把东晋的《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宣告死刑。”[5]“这算是清儒在学术史上极有价值的事业。”[6]然而矫枉过正，清代《尚书》辨伪就像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既破除了一种僵化思想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催发和启动了巨大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学术界对《孔传》认识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或彻底否定《孔传》，大张挞伐；或完全肯定《孔传》，不容置否。两者争论的结局是“否定”派赢了，占据了学术发展走向的主导地位。彻底否定《孔传》是破除一种僵化思想后又一思想的僵化。《孔传》伪在作者，但作为魏晋《尚书》的训诂确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孔传》行世以后，《孔传》以前的诸家《书》说相继失传。《尚书正义》（即《孔疏》）又以《孔传》为研究基础，《孔疏》是唐代《尚书》训诂的代表性著作。否定《孔传》，赵宋以前就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尚书》训诂材料了，而训诂材料总是越古越有价值。《尚书补疏》正确地评价《孔传》，焦氏指出：“东晋晚出《尚书孔传》，至今时稍能读书者皆知其伪，虽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伪也，其《尧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伪也。则试置其伪作之二十五篇，而专论其不伪之二十八篇，且置其为假托之孔安国，而论其为魏晋间人之传，则未尝不与何晏、杜预、郭璞、范宁等先后同时。晏、预、璞、宁之传注可存而论，则此传亦何不可存而论。”[7]焦氏既指出《孔传》之伪，又肯定《孔传》之善，实事求是，无私无党，不偏不颇。这体现了一种求真求是的学术思想，这也是扬州学派一直高擎的学术旗帜。焦氏还从语境、修辞、文例、义理等角度具体例释《孔传》的价值：“余尝综其《传》，而平心论之。‘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皋陶’，《传》皆以‘顺考古道’解之。郑以‘稽古’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诸帝尧，不可施于皋陶。若亦以皋陶为‘同天’，则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称颂。若以帝尧之‘稽古’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为‘顺考古道’，则文同义异，歧出无理。此《传》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传》以舜征用之初即诛四凶，是先殛鲧而后举禹。郑以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为禹之勤劳适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传》之善二也。尧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虽不肖，不宜自舜历数其不善。《史记》以‘无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传》则以为‘禹之言曰’，禹言之则可，自舜言之则不可。此《传》之善三也。《盘庚》三篇，郑以上篇乃盘庚为臣时所作。然则阳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即真此莽、操、师、昭之事，而乃以诬盘庚，大可怪也。《传》皆以为盘庚为王时所作。此《传》之善四也。微子问父师、少师，父师答之，不云少师。郑以为少师志在必死，盖以少师指比干。顾大臣徒志于死，遂不谋国以出一言，非可谓忠。《传》虽亦以少师指比干，而于此则云比干不见，明心同，省文。此《传》之善五也。《金滕》：‘我之弗辟。’郑读为‘避’，谓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之属官，殊属谬悠，说者多不以为然。《传》则训‘辟’为‘法’，居东而东征。罪人指禄父、管、蔡。此《传》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辨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而《传》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而诰，胜郑氏远甚。此《传》之善七也。”[8]焦氏论证《孔传》的这七个优点，都经过缜密的考据，既重训诂，又重义理，言而有据，合情合理。应该说多数见解都是正确的。考据是扬州学派的主要治学方法，焦循的考据不与义理相对，而与义理熔冶，颇具特色，甚为后人推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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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补疏》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虞书》和《夏书》补疏，下卷为《商书》和《周书》补疏，共疏证《孔传》六十三条诂训。上卷十九条，下卷四十四条。《尚书补疏》除下卷第一条《古文尚书》《太甲·书序》的《孔传》外，余皆疏证《今文尚书》的《孔传》，凡六十二条。《虞书》十七条，其中《尧典》十二条，《皋陶谟》五条。《夏书》二条，皆为《禹贡》。《商书》十条：《盘庚》八条，《西伯勘黎》和《微子》各一条。《周书》三十三条：《牧誓》二条，《洪范》三条，《酒诰》二条，《梓材》三条，《召诰》三条，《洛诰》二条，《多士》四条，《多方》二条，《顾命》二条，《吕刑》三条，《金滕》《大诰》《康诰》《无逸》《立政》《费誓》《秦誓》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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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对《孔传》的研究采取对比法，既有纵向对比，也有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分为两个内容：一是用《孔传》与郑玄的《注》比较，旁及别的汉儒《书》诂。二是用《孔传》与《孔疏》比较。横向比是《孔传》与魏晋《书》诂的比较。通过比较，辨其同异，判其得失，说明《孔传》的训诂价值。当然，焦氏疏补《孔传》并非溢美《孔传》，既证其是，亦正其非；既申其义，亦立新说。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大的类型：（1）《补疏》证《孔传》之训诂。（2）《补疏》申《孔传》之立论。（3）《补疏》正《孔传》之误说。（4）《补疏》明《孔疏》破《孔传》，力申《孔传》。（5）《补疏》明《孔传》《孔疏》皆误，另立新说。《尚书补疏》是《书义丛抄》厚积薄发的产物，焦循是兼通汉学和宋学的“通儒”，又兼治学严谨，因而《补疏》立说审慎，说必有据，多数可圈可点。现试以上述五种类型再为之例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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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170706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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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一 《补疏》证《孔传》之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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矧曰其敢崇饮。 《周书·酒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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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传》：“崇，聚也。自暇自逸独不敢，况敢聚会饮酒乎，明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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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疏》（即《尚书补疏》，下同）：“《广雅》：崇、宗并为‘聚’。隐公六年《左传》：‘芟荑蕴崇之。’杜《注》：‘蕴，积也。崇，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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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孔传》训“崇”为“聚”，未明所据。《补疏》引魏《广雅》和晋杜预《左传》的注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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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卫康叔世家》：“周公旦惧康叔齿少，告以纣之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故谓之《酒诰》以命之。”殷末风气奢华，商纣建造酒池肉林，放纵淫乐。聚会饮酒为酗酒之最。卫国是殷商故地，周公告诫康叔到卫国宣传戒酒，规定最严厉的戒酒法令，尤禁聚会群饮。“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酒诰》）“群饮”即“聚会饮酒”，亦即“崇饮”。知“崇”训“聚”当为确诂。唐代孔颖达《疏》：“自暇自逸独不敢，况敢聚会饮酒乎”句，坚持了“疏不破注”的原则，解为“不敢自宽暇自逸豫，况曰其敢聚会群饮酒乎”。[10]《孔传》“聚会饮酒”，《孔疏》作“聚会群饮酒”，又一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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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或训为“兴”。清代孙星衍引《东京赋》薛综注：“崇，兴也。”[11]崇，或训为“充”，曾运乾先生说。[12]皆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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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之侗。 《周书·顾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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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传》：“在文王后之侗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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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疏》：“《论语》：‘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盖为‘僮’字之假借。《释文》引马作‘詷’，云‘共’也。在后之共，于义不达。《说文》：‘詷，共也。’《周书》曰：‘在夏后之詷。’经文乃文王自称之辞，不得杂出‘夏后’，窃谓‘夏’即‘后’字之讹，‘后’则羡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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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代马融“侗”作“詷”。《说文》训“詷”为“共”，委实不达文意。侗，《说文》：“大貌。”侗何有“侗稚”之义，何为“不成器之人”？《疏补》以“侗”为“僮”之假借，则涣然冰释。《说文》：“僮，未冠也。”段玉裁《注》曰：“今经传‘僮子’字皆作‘童子’。”“童，未成人之称。”[13]杨筠如亦曰：“童蒙为幼稚之义，亦为蒙昧不明之义也。‘在后之侗’，成王自谦之词。”[14]《论语》孔安国的《注》，世未以为伪，《补疏》引《论语》孔《注》证此《孔传》“侗稚”之诂，远胜马《注》，可谓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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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之侗”，《说文》引《周书》作“在夏后之詷”，与其下文不合。下文为“敬迓天威，嗣受文、武大训，无敢昏逾”。可知《疏补》以为“经文乃文王自称之辞，不得杂出‘夏后’”，是正确的。然焦氏谓“‘夏’即‘后’字之伪，‘后’则羡文耳”，可商。段玉裁曰：“侗作‘詷’，与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詷’，误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无‘夏’字。《玉海》、《艺文志考》引‘在夏后之詷’，此用徐鼎臣误本也。黄公绍《韵会》引‘在后之詷’，用小徐本，无‘夏’字。”[15]知《说文》引《周书》“夏”为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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鸱义奸宄。 《周书·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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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传》：“为鸱鸮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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