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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当“孝道”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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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董仲舒提议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王朝都说自家是以孝治国，皇帝个个是大孝之人。尽管实际上父子争位、兄弟相残的事，皇宫里面就没断了有，但孝治的招幌，自打挂上去，一直都没摘下来过。当然，以孝治国，也有一点儿小麻烦。都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但如果做臣子的，自家的老爹跟皇上成了对头，该帮哪边呢？更普遍的麻烦是，如果孝子为了履行孝道，为亲报仇杀了人怎么办？国家总不能没有法律，而且法律的执行者只能是政府，政府无论如何，不应该允许个人自己执法。显然，所谓的为亲复仇而杀人就是自己执法，如果人人如此办理，那么还要法律、还要政府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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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个朝代在为亲复仇，即血亲复仇的问题上，往往犹豫不决，首鼠两端，一阵儿不加追究，甚至表彰手刃仇家的孝子，一阵儿又强调政府执法，惩罚杀人者，不管他是不是孝子。说实在的，一般来讲，虽然传统国家提倡孝道，虽不尽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毕竟没有当家执政的人，乐意底下的百姓有了怨屈和纷争，不求官府，一律自行了断的，即使出于孝道，也是个祸根，口子一开，说不定哪天就被某野心家利用，成为祸乱之源。但有意思的是，凡是这种为亲复仇的好汉，几乎无一例外会获得民间舆论的力挺，载入民间口碑是肯定的，多半还会载入地方志，长久地为人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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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性质的国家，完全不在乎民意的，大概没有。即便皇帝时代，民为邦本的教条，也是颠扑不破而且政治正确的大道理。鉴于为亲复仇的呼声如此之高，因此皇帝们都很为难，很难有个准主意，到底是该奖励还是要惩治。拖到了明清之际，只好打个对折，含糊一下，一面网开一面，重罪轻判，一面表彰那些讨饭孝亲和割了自家屁股上的肉给爹娘治病的温和型的孝子，给他们立牌坊，以便把人们的孝行往这正面引导。可是如果碰上些二杆子，该动刀动棒，还是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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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开始的司法改革，改到民国，全盘引入西方法律制度，血亲复仇这种事，无论打什么旗号，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被允许了。但是，说也奇怪，偏就是这段时间，硬是出了若干大案子，几个大人物，都是死在血亲复仇的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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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死的是徐树铮。此公系段祺瑞的第一号亲信，民国史上人称“小徐”，以别于做过总统的徐世昌。小徐在民国史上，是个特别能折腾事的人物，纵横捭阖，翻云覆雨。虽然自家感觉是诸葛亮，其实更像苏秦、张仪之流，因此结怨甚多，最大的仇家，是冯玉祥。这是因为在直皖战前，小徐杀了冯的恩公而且有点瓜蔓亲的北洋宿将陆建章。风水轮流转，终于到了冯玉祥可以左右政局的时代。一天，小徐坐的火车在廊坊被截住，坐头等车厢的徐树铮，被冯玉祥的士兵拖出来，二话没说，就吃了枪子，然后冯玉祥请来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让他对外宣称，是他为报父仇杀了徐树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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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模式开始被复制，第一个拷贝应在下野的军阀孙传芳头上。孙传芳曾经是后期直系的大人物，国民革命军北伐，要对付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其中交战最多，打得最凶的，就数孙传芳。1928年，孙传芳失败下野，躲到天津的租界里吃斋念佛，突然佛堂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从孙传芳的脑后开了一枪。原来，孙传芳也曾经跟张宗昌打过仗，俘虏了张的部下旅长施从滨，并且杀了这个老而无用的老军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而且没有怎么弄过枪的弱女子，居然可以如此轻易地杀掉一员沙场宿将，在刺杀史上，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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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拷贝是张宗昌。此公也犯过孙传芳的毛病，在军阀混战中，杀过俘虏，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军长郑金声。后来，张宗昌兵败下野，山东这块旧日的地盘，已经归了冯玉祥的旧部韩复榘。但是，偏偏张宗昌不识趣，非要回山东来溜达溜达。这一次，张宗昌连火车都没有爬上去，就被打成了筛子。不用说，肯定又用得着孝子了，这回的孝子是郑金声的侄子，据说已经过继给郑金声的郑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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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孝子的事迹，在当时都被广泛传颂，还出了小册子，经过文人记者的渲染，孝子们无不含恨忍辱，卧薪尝胆，个个有豫让、专诸之风，整个过程传得神乎其神，各自枪法也神乎其技。当然，更重要的是，三位孝子最终都没有被法律惩治，只有施剑翘被象征性地关进了监狱，旋踵即被因大孝之行特赦，从此各自顶着孝子的光环，过着幸福而且风光的生活。三个孝子的成人童话，在当政者和媒体的合谋中，被借机制造出来，被不明就里的百姓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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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三位孝子都不过是权力斗争的道具。真的杀人者，另有其人。小徐死在冯玉祥手里，张宗昌死在韩复榘手里，而孙传芳的死，幕后人物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最有可能是当时已经当了家的国民党系统的某些权要。他们的死，也基本上不是复仇的牺牲，而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冯玉祥联合奉系推倒直系，推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当然不能允许小徐出来，让这个空头的执政真的活跃起来。而韩复榘好不容易才得了山东的地盘，当然不能容许它的旧主人东山再起，哪怕一丁点儿迹象也容不得。至于孙传芳，过去的威风实在太大，给所有跟他交过手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为党国大计考虑，当然最好是斩草除根，不能让他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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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时期，据说特点就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中间还经过五四打倒孔家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孝道也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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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再谈官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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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自秦汉之后，官僚一直就是中国政治的核心。这种制度的弊病很多，最令人头痛的是官本位，整个社会从具体层面的运作，到价值层面的认同，一个官字可以统概一切。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断地把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通过选官制度，吸纳到统治层来，从而维持这个阶层的效率，保障社会精英对政治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传统特色的官僚制，最核心的成分就是选官制度（古人称之为选举），甚至中国社会也可以被称为选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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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当汉朝以推荐为主的选官制度，最后蜕变为凭借门第做官的九品中正制的时候，政府的效能，就一塌糊涂了，而王朝多数时候，只能偏安于一隅。大一统的王朝重兴，势必重建选官制度，保证其吸纳精英的管道畅通，使官僚制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私家园子，这就有了以考试取士的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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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延续一千多年，虽然遭到不间断的批评，但至少在选拔精英方面，一直都有很正面的作用。尽管不能说考上的都是人才，但的确很多民间人士，通过这个渠道，进入了仕途，白衣致卿相，并不是一个说说而已的梦想。据吴晗统计，明清之际，中进士的人，一半以上都出身“中小地主阶层”。即便历朝历代都会照顾高官，允许他们的子弟可以因门荫做官，但有出息的官宦子弟，往往不屑此道，非自己考出来不可。不是因为这些人特别有志气，而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家往往看不起门荫出身之人，一个人若想在仕途上混得开，非走正途（考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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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官僚，本身含金量就很高，属于一种最能获利的职业，居于这个职业高端之人，如果希望子承父业，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有谁不希望子孙有出息呢？依照传统时代各种职业的行业陋规，自家子弟入门，总归要容易些，因此，官宦的子弟做官，仕途之顺自是没有问题，所到之处，都有人高看一眼。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行业，就会成为排斥新鲜血液的“窝子买卖”。显然，对于操控政事的官僚阶层，这种状况，往往是致命的，因为一方面不便吸纳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一方面也就难以得到各个阶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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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敢说，官宦子弟就一定没本事，更没有人敢说，官宦子弟就必定是纨绔的代名词，从古至今，有出息、有作为的官宦子弟有的是。儿子比老子在仕途上混得更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为官者，尤其是为高官者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把平民上升的路都给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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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古代地震那些事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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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在古代，跟今天一样，是大事。今天的人们，虽然对于地震，所知不多，难以预测，但毕竟知道地震是因为什么。古人没有这个条件，不晓得地震的真正缘由，但人活在世间，天覆地载，脚下的地出了大动静，非得有所解释不可，否则大家都不安心。于是，就在自家身上找原因，当政的人，不管情愿与否，都检讨自己的行为，皇帝下罪己诏。天人感应，自然有动静，是人事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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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地震对于古人，破坏性远没有今天那么大，即便强烈地震也是如此。古代的建筑，高层的不多，亭榭楼台，高至三四层，已经很可观了，再高的就是塔了，而塔一般是不住人的。一般人住的平房，即使房倒屋塌，伤人总是有限，古代又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学堂，各级官学，从府州县学到太学或者国子监，都不像今天这样集中上课。私塾则在老师自家的后屋就可以办，三五个人，咿咿呀呀读书，断然不会像今天这样，一个学校成百上千人聚在一起，教学楼还往往超标高建，质量不好，一垮塌下来，一堆人压在里面。除了学校，其他的公共建筑，埋人的可能性也不大，看戏的剧场不少，多半是露天的，只有唱戏的台子上有顶，其他地方空空如也，如果正在看戏，赶上地震，大家一哄而散就是。加上古代的城市，规模没有今天大，人居住的密度，也大大小于今日，因此，即便赶上强震，震中赶巧在城市，死的人也不会很多。虽然历史上强震的记载，也相当可怕，动辄说“压毙男妇无算”，但“无算”到底是多少，其实不好说。那年月，很多时候，两国交兵，杀死对方几百人，也称无算。以离近代最近的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为例，虽然也说死人无算，但灾后并没有发生大的疫情，在救灾和善后工作都谈不上的古代，这种情况说明死人不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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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起来，古代的建筑，按理说没有今天的条件建得更坚固，因为没有钢筋混凝土，不过砖木和砖石结构而已，材料间彼此的黏合，最坚实、最奢侈的也无非是用糯米汤，碰上强震，多半顶不住。可是，有些特别的建筑，还真就特别结实，比如赵州桥，一千多年了，经历多次强烈地震，至今依然岿然不动。北京的皇宫也是如此，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大地震，民房倒塌无数，皇宫却纹丝不坏，只是考虑防备万一，才劳驾皇帝从宫里搬出来，住进了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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