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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古代法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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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速度迅猛，法学教育发展很快。我一不懂经济，二不懂法律，在此，没什么可谈，也没资格谈什么。好在我懂一点儿历史，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谈一点儿古代的法律状况，做一下对比，好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的法制进展到了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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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的法，其实是刑，主要是为了治民的。以刑来威慑那些莠民，不良的民。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那是春秋之前的事，封建制度下的事。但刑在任何朝代，都主要是针对治民而言的。传说黄帝做五刑，没有确切证据，但自春秋郑国子产铸刑鼎以来，针对平民百姓的刑或者说法，开始公开化。无论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刑和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侧重上有所偏重。地方官员主要的职责，就是理刑狱，很多朝代，地方不设专门的司法官员，由地方主官兼任。地方官治理状况，主要通过刑狱的指标来考察，司法从属于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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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的法律，其目的不是维护正义，而是为了维持秩序，所谓礼的秩序。他们把所有的犯罪，都理解为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而惩罚罪犯，主要是为了让秩序重归有序。这些秩序，小到家族伦理，大到王朝国家安定。所以，经济犯罪，不是大罪，所谓婚户田土，细事。而伤人、作奸犯科、伤及伦理秩序者，必须加重刑责。凡是死人的事都是大事，因为人命直接损害了伦理秩序。王朝和国家的秩序，是最高的伦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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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在法律面前，法定的人与人不平等。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可能的。长幼尊卑，适用法律不同，量刑各异。即使清官大老爷，对于这种不平等，也严格执行。对于贵者，有八议，议亲，议贵等，有免死。对于长者，有减免，有严重不平等的刑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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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代的法律从制定到执行，一直难以免受伦理道德的影响。只要道德上占据制高点，私刑和血亲复仇，就可以逃避刑责。当社会主流道德与意识形态合一的时候，以政治意识形态代替法律，是常态。西汉有以《春秋》治狱之事，东汉则以五经断狱。经学大师都有以儒学经典断狱的专门著作。直到清代，地方主官审理案件，依然有强烈的儒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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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代由于存在不能触碰的意识形态禁区，因此，程度不等地存在文字狱，言论获罪，是理所当然的。决无言论自由的道理。文字狱可以深挖到日记、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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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古代社会案件的侦破，可以严刑逼供。刻意追求口供，把刑讯当成逼供破案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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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古代司法是政务的一部分，司法人员是政务官的从属人员，有司法官的时候，司法官从属于政务官，没有司法官的时候，则只有司法办事人员（胥吏），一切由地方主官定夺，包括司法人员的生杀予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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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古代一方面有慎刑的传统，死刑复核归最高统治者，但另一方面，地方官可以通过另类的惩罚，致人死命，比如站笼。监狱的黑暗，也使得瘐死狱中者数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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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古代没有人身和财产保全的严格法律规定。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抄家籍没、株连都会发生。在皇权面前，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是脆弱没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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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法制还是有进步的，不仅比古代有了进展，比起改革前，进展更大。至少，我们大体建立了现代法律体系，不仅有了刑法，还有了民商法，还有国际法，人家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我们在司法的形式上也有了进步，至少，我们不再公然以政策代替法律，用运动代替法律。另外，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有了律师，而且律师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几乎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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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神经过敏的掌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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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历史上，土耳其（当时叫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当时是大清国）堪称一对难兄难弟，当年都是大国，却都挨西方的欺负，老被敲打，国土一块块被切下来，分出去。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明白，要想自己国家不被人家当“遗产”（当时真有“奥斯曼遗产”之说）给分了，唯一的出路，是学习自己的敌人，实行变革。可是，土耳其在最关键的世纪之交的三十年，摊上了一个头脑顽固的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仅恩将仇报，将开明的首相杀掉，而且将已经立宪的制度废掉，拒绝一切改革，一批又一批地把主张变革的人赶出国境，眼不见心不烦。结果呢，奥斯曼帝国真就成了遗产，稀里哗啦就被分了，等到1909年他被赶下台，国家再次立宪的时候，土耳其国土已经十去其九，欧洲部分快丢光了，只剩下一个角，而阿拉伯领地，也跟丢了差不多，名存实亡。苏丹皇族，也因此丧失了维持君主立宪的地位的可能性，过不了多久，就只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流亡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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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的名声不好，因此，传下来有关他的说法，都有点儿漫画化，说他糊涂颟顸，不理国事，胡乱杀人，其实，这家伙固然保守顽固，但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否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不会总是他杀人逐人，而不是人家对他下手。扶他上台的开明首相米德哈特帕夏，居然被他反噬，丢了性命，可见此公身手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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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都是这样，不愿意变革的有权人，不见得不聪明，只是在认识上有误区。这种误区，具有全球的通用性——觉得变革会导致自己家族的地位不保，家天下的局面，家与国并不一致，国兴如果家亡了怎么办？这一点，中国当初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是保中国呢，还是保大清？兴许中国保住了，大清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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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想变，对变革高度敏感，担心所有可能引起变革的思想和信息，有那么点儿意思非封即堵，下面的人，自然跟着他神经过敏。有一次，土耳其海关官员，惊慌失措地扣押了一批进口的发电机，他们发现，这些古怪机器的说明书上，说这东西每分钟能“革命”好几百次，这还了得！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海关官员是把旋转（revolve），看成了革命（revolution），自己家白日见了鬼。这些官员的英语，看来是没学好，上面有这样一个苏丹，也没法学得好。此事刚刚平息，一些官员又有了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新发现，他们不幸发现了在土耳其的外国学校的化学课本，觉得课本里的化学符号，很可能是某种密码。这样的官员，实际上都是为苏丹负责的忠勇之士，因为负责而且忠勇，所以才疑神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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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年的土耳其的苏丹，跟同时代大清的皇帝、太后比起来，至少在某些方面，算是要开明的了，枪炮买进，工厂照开，西洋来的享受，全部笑纳，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御照，居然一身洋装，而且挎着西洋指挥刀。同样的装束，“我大清”的皇帝，直到江山丢了，小皇帝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做伪“满洲国”的皇帝时，才会有。这种断发易服的变革，土耳其的皇帝不怕，但中国皇帝怕，土耳其皇帝怕的，当时中国皇帝倒不那么敏感。清廷新政时期，立宪的鼓吹公开化，革命的思想也到处流行，朝廷也禁，但禁得马马虎虎，网漏吞舟，连自己的“国军”将士，都可以在军营里大模大样地阅读关碍文字，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洛阳纸贵，私下里到处都在卖。只有轮到国民党当家的时候，在那些新闻检查官那里，才可能发现苏丹式的神经过敏，犯病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碍国家安全，于是让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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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土耳其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犯神经的同时，中国犯类似毛病的，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某些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看见外国工程师在装电线（电报线），就疑神疑鬼，觉得这电线说不定会把小孩子的魂弄走，看见照相机更是觉得照一次相，就被摄一次魂，因此那个时候拉一个乡下人去照相馆，就像进刑场似的。教堂做弥撒时用的红酒，老乡觉得是人血，吹的洋号，被当成挖眼睛用的铜管。如果闯进洋人开的医院，发现用来教学的蜡人，就更了不得了，一定会被当成杀人后制成的人蜡。总之是民间有关洋人的流言满天飞，洋人就是妖魔鬼怪，实实在在大吃活人的妖魔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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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怕外人的思想，一个怕外人的行为，本质上，其实差不多。怕，都是因为心里有障碍，担心既有的秩序被破坏，而未来的局面又不可知，怕的就是未知，未知才不敢变，拒绝变，越是拒绝，心里越脆弱，怕到极致，才神经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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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农民起义者的国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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