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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五 中国文明的起源不必在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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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的教科书开始，大家不断的读到世界古文明都从几条大河流的流域开始发展，中国人则更是经常以为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都与黄河有脱不开的关系。于是台湾的校园歌手，拨弄着吉他，唱出《龙的传人》，大陆有一部电视片，将中国的问题归约为黄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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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从人类古代的文明史看，河流有其作用，却未必是一句话就有结论的。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农业，并不真由河边开始，麦类为人培育的农作物，实际是在离河岸颇远的水坡上。埃及的尼罗河，诚有灌溉之利，使沿河一条泛滥地带，累积了一层肥沃的土壤，而在下游尼罗河入海的三角地带，沼泽遍布，却又不是良好的农业区。印度的恒河发展较晚，农业也是由山坡地逐步向印度五天竺发展，然后才向肥沃的恒河流域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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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在中国今日的领域上遍地开花。至今已可大致确定的情形，在高原、湖泊、山地、河旁，均有自成体系的新石器文化茁长，然后互相影响，经过交流与刺激，汇合成后世中国文明的远祖。中国文明的源头，其实不必是在任何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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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误以为古代文明与大河有关系，一部分的原因是将农业发展与灌溉相联，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将国家的起源与大灌溉相联。前者之误，在于将各种生产方式排列为演化的程序。实则草原上的文明，并不依靠农业，一样也有不凡的成就。丛林中出现的人群，也一样可以发展相当高度的文明，而以畜牧—农业—采集的三结合，作为其生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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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起源与灌溉的关系，以为农业依赖大规模的灌溉，而建设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则又促成了能够动员与管理大批劳动力的政治权威。这一说法，在考古学及史学上均站不住脚，中国历史上的大型水利建设，经常被这种水利国家论者，取为佐证。然而中国古代的水利网，大率由地方性的政治权威建设，如西门豹、史起诸人，其时间远在有效率的国家威权出现之后。国家不是由建立水利而出现的。大禹治水传说，当然更是水利国家论者的佐证。然而如果大禹果有其人，治水果有其事，以当时（新石器时代）的条件而言，一个政权，命令之所及，不过几个或几十个村落，一场洪水，也不过是地区的泛滥，谈不上建立王国的规模。中国的农业，灌溉以井及池塘为最普遍，这种小规模的水利体系，占了中国农业水利结构上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古代，以黍稷为主要农作物，稻米与麦类的重要性是后世才逐步发展的。黍稷为旱地作物，对于灌溉水利的依赖就更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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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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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六 谈中国考古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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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的考古成绩，最早开始有考古活动时，只有若干孤立的工作“点”，古代文化系列不清楚，也有偏差。殷墟考古进行不久就有抗战，直到50年代才逐渐有规模，60年代考古面貌才清楚。以往认为中华文化源头在中原或是外面传来的，这些看法因近年来的考古新面貌而改变，事实上是人类在中国这个广大地区上活动，互相交往影响。中国地区的考古系列可以说，以新石器时代而论，遗址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数量，以往以中东考古成绩最好，现在则是中国遗址最多，而且文物埋藏的地层层次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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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古工作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这里牵涉到中国的考古学并非都是有计划的进行，而是所谓的“抢救式的考古学”—经常因为公共工程，或农耕挖到遗址而进行考古。另外，中国大陆在考古研究上不会问问题，即使问，也问得有限。有资料与有问题是两回事，如果只有资料而没有或问不出好的问题，资料也失去意义。最后一点，我们在考古学上应用辅助科学不够多，像是地质学、生物学、水文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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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发现使我们对世界文化史的了解，与过去不同的地方有下列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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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再以中东或西欧为主要参考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东亚地区发展模式，而东亚地区模式很大部分又与东南亚模式有关。这是很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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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了解世界不是孤立的，各个地方发生的影响，其他地方可能多少都会有冲击，尤其中东、欧洲与东亚这三地区。中亚、西亚发生的事，几乎在三区都会受到冲击。文化的传播也是不只停滞于一区，而会逐渐传到远方。换句话说，文化发展是互相影响的，经过交流刺激传播，也经过人群互相冲击，造成一波一波的影响。所以中国考古学在经过长足进步之后，对了解世界文化史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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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类发展是否有一定的规律、模式，那倒不一定。今天我们已离开当年找所谓一定法则与规律的阶段。当然，中国大陆考古学家多年来总是以一套他们认为是规律的东西套上去。这种作法相对于其他地区不受这种规律性发展与演变的考古学来说，立刻可以看出，以规律性观点从事考古学得到的结果相当贫乏。丰富的资料不能得到丰富解释。这也正是一个反证—反证规律论没有真正意义。因果关系是有的，但不是单线的必然因果，而是多因多果，而多因多果没有其进行的一定路线，在个别条件之下，才有个别特殊的影响，造成特殊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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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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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七 周代的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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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的方法，古不如今。古人不过用蒸、煮、烤、煨、干腊及菹酿诸法，后世的烹调术中爆炒之法，在西周似尚未及见。中国食物烹调过程中，切割与烹调同样重要。因此伊尹以“割”“烹”要汤，两个过程是连言的。周代治肉的方式，有带骨的殽，白切的胾，碎剁的醢与杂有碎骨的臡。《礼记 •内则》列有“八珍”的烹调法。约而言之，炮豚是烤小猪，烤好后，裹粉深油透炸，再水蒸三日三夜，最为费时费事。捣珍，是用牛羊鹿麋麋五种里脊肉，用棰捣击，去筋调成肉酱。此法不经火化，大约是相当古老的方法。渍是酒浸牛肉片，加梅酱同食。熬是牛肉棰捣去筋，加姜桂盐腌干透的腌肉。糁是牛羊肉细切，加上六份米，作饼煎食。肝膋是油炙的狗肝。黍酏是稻米熬粥，如狼膏。淳熬淳母，是肉酱连汁加在黍米或稻米的饭上。日常的馔食仍以“羹”为最重要，所谓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虽说如此无等，农夫的生活到底只是陈年的谷粒及采来的苦荼。这样的羹食，离“八珍”就是天地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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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的佐料，太古连盐也谈不上，是以“大羹不和”，即指祭祀大典的肉汤不放盐，以遵古礼。普通的羹，却须加上多种调味品。《左传》昭公二十年：“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以梅为佐料，是后世所不用的方法。唯其调味之道不精，古人不能不借助于香草香菜之属，除菖韭之类外，所谓铏芼，亦即肉羹中的菜类，为“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夏天还要加上葟葵，冬天加上荁菜。三牲用藙也是带一些苦辛的植物。这些植物，大都野生，由此也可看出，古人的园艺不十分发达。古人无蔗糖，但已有麦芽糖可以制成甜料。“谁谓荼苦，其甘如饴”，足见麦糖是日常可见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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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 •内则》记载的饮料，有醴酒、酏浆、醷、滥诸品。醴酒大约是谷物发酵的酒类，酏浆是汤水，也许稍稍发酵。滥或凉，据说是“寒粥”，当类似今日凉粉一类凝结的淀粉。酒类则至少有五种，依其清浊而分等级。最浊的是泛齐。高一级是醴齐，汁滓相将，大约相当于今日的酒酿。更高一级是白色的盎齐和红色的缇齐。最高一级是沈齐，亦即酒滓澄清的清酒了。滤清酒中沉淀，用茅过滤，管仲责贡于楚，所谓“苞茅不入……无以缩酒”，即是指楚地出产用来滤酒的一种茅草。周代锡命礼中，每有赏赐秬鬯之类的记载。秬是黑黍，鬯是香料。《说文》鬯：“以秬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是以这是一种黑黍为酒，再加上香料的祭酒。周金铭文有秬鬯之赐，此物每名列赏赐礼单之首，足见其贵重。秬鬯也见于文献，如《诗经 •大雅 •江汉》：“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尚书 •洛诰》：“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及《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金文铭文中所见就更多了。有鬯、鬯、鬯等不同书法，其中有无差别，则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