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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君子斗不过小人——越王勾践灭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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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唐代李白《越中览古》）身为绍兴人，我本应该对本乡的前贤多怀尊敬乃至崇拜的感情。然而，对于绍兴历史上的第一号名人——越王勾践，我却怎么也难以萌生敬重仰慕的情愫。的确，他是一位英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吴越两国的生死较量中笑到了最后。换言之，他从绝境中奋起，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统率敝乡的先辈子民一举战胜今太湖流域一带的吴国，逆袭成功，成为春秋历史上的最后一位霸主。他的奋斗与成就，称得上是历史上东山再起的典范，是名副其实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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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越王勾践便成为历史上备受肯定和推崇的正面人物。中国人素来奉行“功利至上”的原则。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尤其是像勾践这样原本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人物，居然能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而实现强弱态势的彻底转换，由失败者一变而成为胜利者，这实在是太令人赞叹备至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韧性与坚强，乃成就大事的前提，一般人很难具备。可是勾践做到了，这不能不让人惊诧，更不能不让人佩服。于是乎，数千年来，勾践就成了不屈服于命运、能够将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永恒象征。所谓的“胆剑精神”也被讴歌嘉许至今，甚至于成了人们寄托忧国情怀、赋予恢复中原追求的文化象征与精神符号。像南宋人柴望的《越王勾践墓》一诗，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意识：“秦望山头自夕阳，伤心谁复赋凄凉？今人不见亡吴事，故墓犹传霸越乡。雨打乱花迷复道，鸟翻黄叶下宫墙。登临莫向高台望，烟树中原正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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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任何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考察与评价，不能离开“知人论世”的立场，不能以“成王败寇”的功利主义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勾践固然赢了，但说到底赢得并不光彩。夫差的确输了，但输得很有尊严。勾践的胜利，说到底是以突破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蔑视和毁灭公认的规则为前提的。夫差之所以大败亏输，身死国灭，同样是为他始终按规则出牌而付出的惨痛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一味肯定越王勾践和绝对否定吴王夫差，在历史的价值取向上是会有问题的。因为它必然会导致价值观的紊乱和善恶观的颠倒，造成小人文化的猖獗和君子精神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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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的本性，从根本上来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狼子野心，蛇蝎心肠”。范蠡说他“长颈鸟啄”，可谓非常到位，十分传神。这种本性加上坚韧的毅力和出众的才能，对社会普遍道德观的破坏，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其危害尤其严重。应该说，勾践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毫不掩饰地释放了这种邪恶丑陋的能量。早在携李之战中，面对强大的吴军和身经百战的前辈吴王阖庐，他居然能剑走偏锋、匪夷所思地采取迹近极端的招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左传·定公十四年》）在阵前勾践让数百囚徒排成三列当众自刎，并趁着吴军将士目瞪口呆、惊魂未定之际发起进攻，一举而克，凯旋而归。这种做法充满着血腥与残忍，属于彻头彻尾的下三烂手段。勾践靠此取胜，显然是完全打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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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切齿痛恨的是，越王勾践“食髓知味”，在后来的吴越角逐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出类似的招数，将阴险毒辣的小人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勾践将煮熟的稻种送给吴国，导致农田颗粒无收的举动，就是典型的不择手段的小人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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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按照当时通行的“军礼”原则，“不加丧，不因凶”是军事行动的重要戒律之一。也就是说，不能乘人家国君新丧，正进行权力交接之时展开进攻，也不允许在敌对国家遭逢天灾、出现饥荒的凶年之时发动战争。不仅如此，敌对国家之间还有在凶荒年份互为救助的义务。这就是上古的“人道主义”传统。例如当年秦晋互为敌国，可秦国闹灾荒时，晋国就施之以援手，将大批的粮食通过舟运赠送秦国，以解秦国民众的燃眉之急。《左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载，称之为“泛舟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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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一直延伸到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就很好地恪守了这种“救荒赈灾”的基本原则。当越国闹灾荒，向吴国提出了借稻种的请求时，夫差毫不迟疑地满足了对方的愿望。可是，风水轮流转，等到吴国遇上同样的困难，向越国借稻种之时，越王勾践不出借也就算了，竟然还能想出最恶毒的招数，将稻种煮熟了之后再行出借。这样的种子播种在大地上，当然不会发芽，更不会成长，使得吴国饱尝错失救荒赈灾的最佳时机、进一步加重灾难的苦果。这样的手法，显然不是正人君子干的事。可越王勾践就这么做了，而且做得如此从容，如此自然，丝毫没有流露半点道德上的愧疚。这绝对称得上是古代版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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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吴王夫差就吃亏在他内心深处，尚存留着一定的贵族精神之气息。作为春秋争霸赛中的一个统治者，他当然也不是什么善类。可吴国毕竟是泰伯、仲雍历尽千辛万苦所建立的国家，周礼文化的传统相对保留得较多。所以，在原则问题上，作为泰伯的后裔，吴王夫差还是能够按照既有规则出牌的。“军礼”提倡“服而舍人”，“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孔夫子也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就是战争“善后”问题上的公认规则。因此，当夫椒之战大获全胜之际，吴王夫差对越王勾践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做法，而是按“军礼”的要求办事，放越王勾践一马，允许越国继续存在。这也是合乎逻辑、合乎常规的选择，当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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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吴王夫差的君子之举，遇上了像越王勾践这样彻头彻尾的小人，就显得完全徒劳、纯属笑话了。古道热肠PK冷血无耻的结果，当然是后者胜出。无怪乎，后人要为夫差的“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而一掬同情之泪了：“越王兵败已山栖，岂望全生出会稽。何事夫差无远虑，更开罗网放鲸鲵。”（唐代胡曾《咏史诗·会稽山》）在中国的历史上，君子斗不过小人，贵族斗不过无赖，似乎并不罕见。一个人，一旦能突破道德底线，不讲求游戏规则，那么，在功利至上的世界中，就可以畅行无阻，无往而不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话道出了沉重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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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肆无忌惮，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滥用各种损招、狠招，所以，他最终就赢了，赢得“理直气壮”，胜得“圆满亮丽”。而后人对此不仅没有丝毫的谴责，反而津津乐道他的“成功”、他的“霸业”，只看到其“卧薪尝胆”、快意复仇的光鲜。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扭曲与历史的悲哀，也给后世的人们作出一个十分丑陋的负面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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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理想甚美，现实更酷——王莽的改革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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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早年即已立志干一番大事业的王莽施尽浑身解数，经过不懈奋斗，终于夺取刘氏天下，建立起自己的新朝。他推行了非常彻底的全面改制，企图挽狂澜于既倒，却最终事与愿违，激起众怒，在绿林、赤眉大暴动的烈火中化为灰烬，身败名裂，酿成中国历史上一出大悲剧。这不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更是一种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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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汉中期，土地兼并，流民问题就逐渐出现了。权贵者利令智昏，攫取财富、鱼肉民众肆无忌惮，乐此不疲。生活穷困潦倒、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急剧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对此，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在上书对策之时就有十分形象又非常贴切的描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这透露出整个社会贫富悬殊的形势之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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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每个王朝的中期一般都会发生土地兼并的现象。当然，朝廷出于维护统治的长远核心利益之考虑，也都会用各种方式来加以抑制和消解，尽可能地拖上一段时间。西汉中期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除了受土地私有化的本质属性强烈驱动之外，也跟汉武帝发起的汉匈战争直接有关。众所周知，汉武帝反击匈奴非常必要，正如汉武帝本人所称：“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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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击匈奴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相杂的，反击匈奴也给汉朝带来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的衰退，民生的凋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卷七，《昭帝纪》）；“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荀悦《汉纪》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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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一触即发。由于长期征伐匈奴，国家一直处于战时状态，在服役、租税、酷刑、征调、瘟疫、饥馑、水旱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广大民众精疲力竭、痛苦万分。民众不得已铤而走险，以武力反抗西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导致整个社会面临大动乱、大洗牌的深重危机：“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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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产生较严重的分化与对立倾向。这严重影响了封建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汉武帝任用酷吏，迷信巫蛊，搞得上下不安，人人自危。这极大地激化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后听邪臣之谮言，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新论·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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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没有青壮年就无法耕种，田地都荒废了。“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田地荒芜，城郭空虚”（《盐铁论·未通》），这意味着老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有两个选择：或依附于那些豪强以求庇荫，或者成为流民讨一份生活。与之相应，“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豪强地主的土地则是越来越多，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人的手中，贫富悬殊，矛盾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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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出现在汉武帝后期，并且日趋严重。汉武帝以后，经霍光等人的政策调整，曾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即所谓“昭宣中兴”。“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汉书》卷七，《昭帝纪》）“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汉书》卷七，《昭帝纪》）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期间，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问题又日趋严峻。统治者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正视，需要改变，但是他们的改革思路却存在着重大误区。当时他们觉得父祖辈在解决土地与流民问题方面积极努力，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效果不是太好。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简单地认为，原因在于其父祖搞了法家那一套。“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用之”（《汉书·元帝纪》），内法外儒，表面上是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家的东西。结果是抱薪救火，南辕北辙，使得问题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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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汉元帝认为儒家的仁政德治才是最好的治国方略，所以他大规模、全方位起用儒家进入中枢。换人做事，以图振衰起敝，挽回颓势。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当然是很好的，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对历朝历代的影响很大，冠冕堂皇，高雅美妙。但问题在于，儒家学说在政治操作的层面缺乏实用性，其理念很难得到具体的落实，即所谓“迂远而阔于事情”，“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墨子·非儒》）。换言之，它往往是一种理想态，而不是一种现实态，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儒家学说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提倡，在实际社会的层面，土地、流民等问题却一个也没有解决，以至于各种问题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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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造就了王莽这一位特殊的“改革家”。王莽是外戚，他姑姑王政君先为皇后，后为皇太后。得益于这种特定优势，王莽很早就进入政治核心圈子，并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敏感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他对西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看到了土地兼并、民众流离失所是窒息社会生机、导致社会动乱的关键，所以他知道再也不能因循守旧，而必须有所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羽翼丰满，一步步进入了权力中枢，气候已成，形格势禁。最后他在全国上下的期待与拥戴下，由“摄皇帝”而“假皇帝”而真皇帝，用新朝取代了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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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代汉，用儒家观点来说，就是所谓“篡汉自立”。对此，我们不必拘泥于道德的说词而随前人起舞，无须给王莽硬按上一顶“篡汉”的帽子。因为哪个人当皇帝都是一回事，只要他能对老百姓、对民众好就可以，对历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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