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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能谦让，有睿智，敢担当——孔子的君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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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儒家的第一经典，传世通行的《论语》共二十篇，《泰伯》是《论语》其中的一篇。它的主旨不像《论语》其他诸篇那么显著和明确，但是，若细细加以寻绎，仍是有蛛丝马迹可捕捉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主要是曾参），或是通过对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或是借助直抒胸臆，表达了对大丈夫精神的讴歌，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内心深处基本的是非原则与鲜明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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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大丈夫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光明正大、仁慈淳厚、鲠直磊落、博大宽广的君子人格。“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人格之所以难能可贵，罕有其匹，就是因为君子是道德的表率，万民的楷模。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他们是仁义的化身，社会的良心，正道的载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体现为社会道德的风向标。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必定为民众的价值取向树立明确的标杆，起到深远的影响。即所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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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真正的“君子人格”应该体现为什么？孔子与其弟子曾子等人，在本篇之中有着十分精辟而扼要的表述。这些表述均要言不烦，提纲挈领，切中肯綮，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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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君子为“仁”，能厚德载物，包容谦让。孔子表扬泰伯，认为泰伯人格高尚，无与伦比，堪称道德楷模，“可谓至德也已矣”。而泰伯之所以能达到“至德”的境界，就是能宽容，能谦让，“三以天下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缰利锁，在世俗中生存，要做到虚心谦让，殊属不易。更何况面对最高权力的诱惑，能弃之若敝履，尤其是难以想象，匪夷所思。这种定力，普天之下几人能有？这种境界，举世之中几人能至？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与现实里，更多的人是为了蝇头微利而争夺不止，为了身外之物而尔虞我诈。看见荣誉就上，遇上利益就争，早已成为世间常态，不伎不求者，别人不会因此而敬佩他、感激他，反而会认为是无能、傻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忠厚乃无用的别名。”大家都存着这样的心态。大家都只求进不言退，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不肯作必要的妥协，不愿有任何的让步，做不到老子所教导的那样：“不敢为天下先。”这样互相算计、互相较劲的结果，就是导致你争我夺，生死相搏。社会就不能不是充斥暴戾之气、算计之风，就不能不是剑拔弩张、腥风血雨，生活就不能不是处处陷阱、时时恐怖。孔子认为这是诱发社会动乱的契机，造成玉石俱焚的动因。要改变它，就必须培养博大包容的襟度，必须提倡君子人格的养成。这方面，历史上的泰伯等人就是最好的学习楷模、效法对象。泰伯连“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的机会都能谦让，都能放弃，那么还会有什么不能谦让与放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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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能“谦让”，缘于君子能“虚心”，从不自满、大度随和，能降尊纡贵，甘居下流。就如曾子所言，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可见，虚怀若谷，方可以有为无；内敛低调，方可以实为虚。老子有言：“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第六十六章）其义相近似，这意味着要时时提醒自己要看到身上存在不足，“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处处警示自己要避免进入骄傲自大的误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且让“百炼钢”，化作“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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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君子睿智，能圆融豁达，进退合宜。孔子认为，君子为人处世，知道判断，懂得选择，能够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能够做到收放自如，进退合度。既不好高骛远，又不苟且阿世，凡事皆能拿捏分寸，恰到好处。这是人生的大智慧、人世的真秘诀。在政治上，要善于摆正自己的位置，不逾越自己的本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处世上，要善于见机行事，深谙自我保护之道，不做无谓的牺牲，不作愚蠢的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面对问题上，要把握合理的度，“极高明而道中庸”，避免“图虚名以取实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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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看来，这个把握“度”的要义，是应该以“礼”为节。换言之，“礼”是睿智的具体表现形式，以“礼”为度，就可以防止走极端。否则，最优秀的德行，也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人生事业上的包袱与累赘，“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里，“恭”“慎”“勇”“直”等本来都是优秀的品行，但是如果没有“礼”来节度，没有智慧来驾驭，放任自流，一味渲染，那就“过犹不及”，不但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反而会成为走向成功的障碍，导致明显不良的局面：“劳”“思”“乱”“绞”。因此，富有睿智，懂得进退，乃是打造君子人格的必有之义，也是君子能够抗衡小人、战胜小人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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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君子取“义”，能刚毅正直，勇于担当。君子睿智，但却不投机取巧；君子识度，但却不苟且附和。君子可以外圆，但一定内方；君子可以权变，但一定守经。因此，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君子一定坚守立场，明确方向，而不会有丝毫的动摇。在根本的理想追求上，君子一定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而不会有丝毫的懈怠。用“宗圣”曾子的话来说，这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样的君子，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才能成为民众的表率，才是国家昌盛的希望之所在，才是民族振兴的力量之所在。他们“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是因为千百年来，有这样勇于担当的君子之存在，有这样充满浩然正气的君子人格之感召，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得以承受磨难而屹立不倒，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才得以历经沧桑而生机盎然。在当下，这种君子人格尤其需要加以大力倡导，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正气为之激扬，使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之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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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谦让，有睿智，敢担当，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孔子与儒门所汲汲倡导的“君子人格”。而培养这种伟岸卓绝的君子人格，则在于长期坚持，在于有所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本篇中孔子所强调的“礼乐”精神的统率与引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因此，打造君子人格，不能徒托空言，虚与委蛇，而是要与兴礼作乐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熔铸君子人格建立在扎实的礼乐文明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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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能谦让、有睿智、敢担当的君子人格，离不开自身的无私、襟怀的坦荡。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心底无私天地宽”，一个人只有排除了私心杂念，不再为个人谋取私利，就像孔子所评价的舜、禹等圣人先贤一样，“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那么才能够真正做到面对诱人的利益，会主动谦让；面对复杂的世务，会睿智应对；面对光荣的责任，会勇敢担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地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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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造就优秀的君子人格，虽说是孔子及其弟子对“外王”需要的积极呼应，具体贯彻，但是，如何实现的关键，则完全在于是否能反躬自省，是否能真正致力于“内圣”。这是孔子及其儒门的凛然正气，也是《论语·泰伯》篇的永恒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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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当我们谈国学时，我们谈什么——“儒”的文化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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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学院的一位老师，我一直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怎样回归“国学”的本体，本相到底是什么？第二，怎么来认识国学的价值？国学在今天究竟还有没有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学”不是一种简单的怀古，不是做象牙塔的学问。我们所从事的国学教育与研究，跟今天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和未来的发展也有联系。第三个问题要回答的是：怎样展望国学的未来？今天，我就从“儒”这个问题出发，对人生处世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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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的涵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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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字。经商的人，被称为“儒商”的话，就洋洋得意。这意味着什么？反正是致富有道，童叟无欺，是个好商人，是个儒商。说你是儒医的话，你更高兴，表明你医术高明，宅心仁厚。说你是儒将的话，在军队里待过，那就更不得了，说明你不是赳赳武夫，而是有文化的军人。总而言之，不管干哪一行，吃哪一碗饭，要是跟“儒”沾上边，那就一下子变得儒雅风流、气象万千了。我们说国学，一开始就是这样去认识的。大家现在都说中国文化好，但我不完全这么认为。当下的国学热，如果引导得不好的话，不但对社会没有帮助，反而可能引起负作用。所以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视野和角度来诠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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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归到“儒”的本身。大家都知道章太炎先生、钱穆先生，还有更前一点的俞樾先生等，都对“儒”本来的涵义有考证。我这里只是做一个重复而已。“儒”在先秦文化里面，只是标识一个普通文化人的身份而已。更要命的是，先秦的时候，是一个尚武的时代，不是一个崇文的时代。如果你变成“儒”的话，那就意味着你会被社会边缘化。正儿八经的事业是什么？是“执干戈以卫社稷”，所以在当时的人眼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摇唇鼓舌，不能冲锋陷阵的，正是这些文化人最大的特征。他们的形象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群很窝囊、很文弱的迂夫子，也是一批混迹江湖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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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真正的社会栋梁，《诗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国士，指的是武士。对此，顾颉刚先生曾有很翔实的考证，我这里就不详细加以引用了。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当时女孩子挑选对象，也是看你有没有肌肉，能不能秀肌肉，而不是看你穿不穿“西服”，这是最典型的。像《左传》昭公元年中曾有记载，郑国有一个贵族叫徐无犯，他有一个妹妹特别漂亮。一家美女千家求，两个贵族为她争红了眼，官司一直打到郑国“总理”子产那里。子产出了一个主意，让徐无犯的妹妹自己来选择。一个贵族就“穿着西服，打着领带”，非常儒雅地进去。然后，另外一个贵族，坐在战车上，光着膀子，二头肌特别发达，一下子从行进中的战车上跳了下来，唱个大诺，又跳回到疾驶的战车里面，扬长而去。最后那个妹妹就说，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丈夫。丈夫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有男子汉的气度。于是她作出决定：嫁给“肌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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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一个很悲哀的现象，这就是一个阳刚文化向阴柔文化的转变。汉朝的时候，张骞可以凿空，出使西域。班超根本不玩弄那一套学问，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到了宋朝，愈来愈女性化，愈来愈阴柔化，打仗谁也打不赢，打不过辽朝，打不过金朝，更打不过元朝，连小小的西夏都打不过。最后就在想象中打得过，我们在戏台上打得过你，在小说里面打得过你。我们男的打不过，女的打得过——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最后，就到了梅兰芳时代。鲁迅先生就很不客气地说，在中国，人气最旺的就是梅兰芳先生。他是男扮女装，所以女孩子喜欢，因为他是个男的。而男的也欣赏，因为他演女的很逼真，比女的还像女的，维妙维肖一个女的。说白了，是男女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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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到宋代成书的《梦溪笔谈》里面，沈括引用了王子韶（当时的一个文字学家）的“右文说”。“右文说”的特点很有些玄妙。我不是搞文字学的，但是我认为他讲明白了一点道理，包括陆宗达先生也认为他是部分合理的。王子韶说纪事声符也表了意思。这个“儒”字，左边是“人”旁，是类别，右边声音是“需要”的“需”。凡是“需要”的“需”，在汉朝以前，也不是一个好名词。《周易·杂卦传》里说“需”是“不进也”，即不进步、慢吞吞的意思。《左传·哀公六年》里面说：“需，事之下也”。《左传·哀公十六年》说：“需，事之贼也”，作贼的贼，这是最糟糕的。这意味“需”就是软弱无决断、粘乎、无能、无用、弱势书生的意思。所以，“需”字所代表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心”字旁的“懦”就是懦弱，胆子小。而“子”字旁的孺，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同时也表明他童懵懂无知，孺子可教也。所以，“人”字旁的“儒”，也不是像今天人们热衷的那样，都是褒义，它也有不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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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今天怎么认识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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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不回归原点、回归本身的话，那就说得愈多，错得愈多。一些问题没有搞清，那就会出错的。有个关系大家就弄错了，就是儒家和墨家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说墨翟出自孔子，是孔子的学生。后来嫌孔子这套东西太烦琐了，所以背周道而用夏政。这是《淮南子》上说的。实际上，儒与墨并没有师承的关系，儒归儒，墨归墨。那为什么会说墨翟出自孔子呢？原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儒者，柔也。”柔弱的那些人，“术士之称也”。许慎那时候，独尊儒术之后好多年了，儒学早已作为专门的学问，已处于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但他这个古文经学家要实事求是，要穷本溯源，所以他讲的就是方士，就是那些跳大神、有点知识、不会犯事、会算命，都算是儒。他要回归这个里面，所以他把事情的真相讲出。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家和墨家，都同出自于“儒”，这没有错。所以，《淮南子·主术训》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儒家和墨家都是以六艺为对象。在广义的“儒”的情况下，墨家和孔子以后的儒家，的的确确都是“儒”。因为他们都是以六艺为学习对象，以继承先圣文化为己任。所以，《淮南子》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的文化文本是共享的，所谓的那些诗书礼乐是大家共同学的，后来别人才把它区别开了。章太炎先生的“儒有三科”已经说得很清楚。大家都可以看章太炎、胡适他们的著作，里面都说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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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可以讲清楚，讲清楚以后，就可以回到我们原来讲的主题，即我们今天怎么认识国学。现在国学的概念变成一个筐了，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到底国学是什么？民国时候的国学，就我粗浅的知识，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用西方先进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的文献，就是这样的国学。无锡国专的国学，唐文治先生搞的国学，那搞的是博雅之学。所以无锡国专那里培养出来的人，个个都了不得，像饶宗颐先生、冯其庸先生、王蘧常先生。他们除了经典精通以外，书法很好，绘画很好，都能写诗作词，这是博雅之学。第三种国学就是我们刘梦溪先生最推崇的马一浮的国学，那是“原教旨”主义者。他所创办的复性书院里面，特别强调儒学的至高无上地位，推崇“六艺”为一切思想的本位、一切文化的本位。现在讲国学，很多人什么都往里面装，中药、中医、京剧也算，通通都算。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国学快成为一个大杂烩了。所以，国学作为一个学术门类、学科体系，永远建立不起来。作为一个国学院的老师，我对此当然很着急。大家为什么都定不下来，就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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