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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2013年版增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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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的2013年增订本与允晨版（1997）、社科文献版（2006）间的差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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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也就是介绍及探讨族群与社会记忆理论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在增订本中只有少量文字上的修改。我并未对此部分作太多修改的原因是，人类学族群理论与社会学的社会记忆理论是本书的基础，近年来相关学界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可改变本书主旨、观点的新进展。另外，在我出版《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这一系列著作的过程中，我经常自问：“为何我相信这些论述是正确及恰当的？”为此，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一本关于“反思史学”的研究方法论专书撰写，希望借由研究实例将族群理论、社会记忆理论、文本表征分析等作更好的疏理整合，作为我所提倡的“反思史学”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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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以考古学资料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这部分在此增订版中未有太多更改。近年来中国新的相关考古发现很多，环境考古、生态考古等方面也有长足发展。在此一部分，《华夏边缘》提出的是一个大的、概括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华北人类生态变迁图像，我以此说明华夏边缘形成的人类生态背景。基于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这个大的图像可能在某些地方得到厘清而更清楚些，或某些地方得到修正，但我相信这整体图像仍是正确的——华夏的形成与欧亚及华北的气候及人类生态变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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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部分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中，增加了“华夏对西周的记忆与失忆”这一章。此章内容翻译及改写自我于1999年发表在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Western Zhou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1)另外，我对“汉人的形成”这一章也作了些修订，以强调华夏边缘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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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关于华夏边缘的近代变迁。此一部分，先是社科文献版取消了允晨版原有的两章“华夏边缘的维持：羌族历史记忆”与“华夏边缘的变迁：台湾的族群经验”，代之以“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这两章。在社科版的基础上，此增订本中新增了“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微观过程”一章，改写自我于2010年发表在《新史学》上的一篇文章(2)。新增此部分是为了强调我近年来的一些学术关怀：历史变迁如何发生在微观情境之中，以及在人际微观互动中，个人之抉择与行动如何改变历史。另外第三部分及第四部分原有的各章也多有修订，主要是更正论述、用词不完整、精确之处以及补入我目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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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为此增订版写了一篇长序，以回应有些读者对本书观点的质疑，以及，对于本书出版后，近15年来我在此主题上陆续有《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三本新著作，我也通过这篇序表达这些著作中我对华夏、华夏边缘以及今日中国民族较新进、完整的学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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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ng-ke Wang, “Western Zhou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Leiden）. Inaugural Issue vol.1, 1–4: 23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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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明珂：《国族边缘、边界与变迁——两个近代中国边疆民族考察的例子》，《新史学》2010年（第21卷）第3期，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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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一部分 边缘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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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研究当今的民族或是历史上的民族，我们都面临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是“民族”？这不只是个学术上的问题，同时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民族战争与族群冲突在今日世界各角落时时都在进行，也时时造成大量的人群伤亡、家庭离散。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我们对于民族或族群这样的人类结群现象所知还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是：因民族认同而产生的偏见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即使是研究“民族”的学者也经常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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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人们对民族的了解，常常脱离不了对一群人的客观描述。根据这种传统认识，民族被视为一群有共同语言、宗教、服饰、血统、体质与风俗习惯等体质文化特征的人。这种对一民族“内涵”的描述，也基于一种典范观点；某些文化特征被认为是一民族的典范特征（该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此典范特征不符的则被忽略，或被认为是受外来文化污染的结果。于是，根据一民族典范的体质文化特征，学者们辨识该民族的范围，并追溯他们在历史上的迁徙与分布。这种对民族的了解，产生于商业殖民主义侵入文明落后地区所造成的人群接触，产生于由此形成的族群关系中优势族群的族群中心主义，产生于优势族群学者对于客观观察与理性分析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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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在反省：究竟摆脱主观文化偏见的客观观察与描述是否可能？对人类学者来说，在一个文化传统笼罩下的人是否能理解另一个文化传统？对历史学者而言，我们如何能在现在的文化结构中理解过去而无偏见？这些学术潮流的发展，多少都与亚、非、中南美洲的学者开始表述他们自己的观点并挑战欧美学者的观点有些关联。于是，人类学者在田野中强调对土著观点的记录与理解，历史学者也开始注意现实社会目的下的历史创造过程。在对“异文化”与“过去”的研究中，他们都随时检讨自己的“理性”以及此理性的形成过程。因此对“异文化”或“过去”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对本身文化传统以及此传统下的“理性”所作的研究。为了摆脱因文化偏见而建立的核心、内涵、规律、典范、真实等概念，学者也开始研究一些边缘的、不规则的、变异的、虚构的人类文化现象。在此取向下，民族研究也由核心内涵转移到边缘，由“事实”（fact）转移到“情境”（context），由识别、描述“他们是谁”转移为诠释、理解“他们为何要宣称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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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一章 当代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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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族群研究（ethnicity study）成了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尤其在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中，以族群问题为主题的著作汗牛充栋。社会人类学者与社会学者在族群现象上的研究，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交集，然而其分歧也是相当明显的。我们由近年来一些有关族群研究的书目中，即可发现这个分歧：以“族群或种族关系”（ethnic or racial relations）为题的多半是社会学的著作，以“族群本质”（ethnicity）为题的，大多是社会人类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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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只是书名上的差别，而是在事实上反映着这两个学科对于“族群”研究的不同关注。对社会学家来说，一个族群或民族是既存的社会现实，他们关心的是两个族群间或种族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社会人类学家来说，虽然也注意族群关系，但他们希望探讨一些更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一个族群？为何人类要组成族群？族群与人类其他的社会结群，如家族、国家、党派，有何不同？为何个人的行为常受其族群认同左右？我并不是一位人类学家，但作为一位长期研究族群现象的史学工作者，我对社会人类学的“族群本质”研究很有兴趣。尤其是因为，人类的“族群本质”深深影响人们对“过去”（或者说历史）的记忆与诠释；这使得任何民族史学者都无法忽略族群本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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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人类学学者与社会学学者在族群研究上的关注焦点有差异，但他们却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共识，那就是，“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无论是由“族群关系”还是“族群本质”来看，我们都可以说，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族群边缘”就没有“族群核心”。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社会人类学中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理论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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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理论介绍与探讨之前，我必须先对“族群”一词作些解说。族群（ethnic groups）原本指一个民族中的各次族群单位，或少数族群。但近年来在社会人类学的讨论中，族群有被扩大为泛称所有层次族群团体的趋势。许多学者都感觉到“ethnic groups”的用法太广泛，它事实上包括一个社会边缘的、易变的次级族群（sub-groups），以及一个社会的主要族群。因此苏联学者布隆里（Yu. Bromley）建议以不同的名词来分辨二者；他以“ethnic community”来称一般性的各级族群，以“ethnos”来称最上层的主要族群。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们需要一个名词如“ethnos”来称呼一种最大范畴的拟血缘人群认同，但是以“族群”来称所有这一类的群体在理论与实际上仍有必要。譬如，我们称“外省人”与“福佬人”为两个“族群”，而不称为两个“民族”；但是我们必须用族群现象、族群边界、族群理论、族群认同等名词，来探讨包括民族与各种次族群的一般性人类社会结群现象与理论。因此在本书中，我以“民族”对应“ethnos”；以“族群”对应一般社会人类学家所称的“ethnic groups”。“族群”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如汉族、客家人、华裔美国人）；“民族”则是指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是最大范畴的单位，特别指近代国族主义下通过学术分类、界定与政治认可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汉族、大和民族、蒙古族与羌族等）。但我们也须注意，“族群”与“民族”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族群的发展与变迁上，一个民族以下的次族群也可能重建本身的历史记忆与认同，而在主观上脱离主要族群而成为名实相符的“民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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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族群的客观特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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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一个族群或民族的观察、分类与描述，经常脱离不了体质与文化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常由一个人的体质特征，如肤色、发色、高矮等，以及文化特征，如语言、服饰、发式、刺青、宗教、风俗习惯、民族性等，来判断他的族群身份。长期以来，这几乎成了人们对一族群的刻板印象，也为学术界奉为圭臬；一个族群，被认为是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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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族群定义，在许多学科中都能见到，而且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譬如，在历史研究中，学者经常以语言词汇、宗教、风俗习惯，来探索历史上一个民族的分布范围及其起源。在考古学中，以某些客观文化特征来界定的“考古文化”，也常常被当作某一古代民族的遗存。部分考古学者，更以考古文化特征来追寻一个民族的迁移过程及其源头。有些语言学家也热衷于以语言的分衍变化，来重建民族的迁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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