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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70711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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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四章 青海河湟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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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这儿是黄河上游河段及其支流湟水流过的地方；山高谷深，气候严寒。华北黄土高原的黄土，一直向西分布到这里。但是，这儿的黄土堆积薄，且呈不连续的块状分布。这些沿着河川的黄土台地，也就是早期河湟居民活动的舞台。植物生长季节短，降水量不稳定。在这种环境中，人类活动的主要限制是高度。高度使得原始农业活动只能限于谷地。谷地之上，一般粮食作物难以在那么高寒的地方生长。广大的高山自然资源，蕴含在多种的草科、棘科与藓苔类植物之中，但这是原始农人无法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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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地区的早期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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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陕西、甘肃地区仰韶文化的人群在黄土地上垦地种植，并制作精美的彩陶。略晚，西方河湟地区的人们也开始制作彩陶，并在黄土台地上开垦。他们的活动遗迹，就是考古学家所发现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等文化遗存（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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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左右，生活在河湟地区的是马家窑文化的人群。这些人，毫无疑问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业的。他们住在小型村落里，房子为半地穴式，屋基与居住面凹入地平面下；以木柱做支架，以草秆和着泥做成屋墙。晚期的房子则完全建在地面上。有些地区屋柱的基础，曾经多道手续加强、防朽腐，以期能长久使用。(1)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以及墓地，考古学家还找到一些碳化的麻、粟种子，以及他们使用过的农业工具如石制的镰、杵、臼、斧、锄等。这些都证明当时人过的是相当定居的农业生活。遗址中也发现一些动物遗骨；这些动物有驯养的猪、狗、牛、羊、鸡，以及野生的鹿、羚羊、野猪等。(2)因此，狩猎与畜养在他们的生计中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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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青海河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重要考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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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700——公元前2000年，在考古文化上，马家窑文化被半山与马厂文化取代。但是河湟地区的人群，在经济生态上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仍以农业生活为主，以畜养与狩猎来添补粮食。在青海民和县一个半山时期墓葬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陶器。在这些墓葬中，个别墓主随葬陶器数量多寡相当悬殊；少的只有1个，最多的有50余个，一般都随葬10—20件陶器。(3)由于这些陶器的器形都相当大，数量又多，显示拥有这种陶器的人群，必然是相当定居的人群。另一方面，随葬陶器数量悬殊，也显示在此社会中已有资源不均、贫富分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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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晚的马厂时期，人们过着更倚重农业的生活。他们的农业工具制作得更精致，种类也变多了。显然，为了更有效地运用人力以增加生产，当时的人制作各种石制工具，以应不同的农业生产过程所需。在许多陶罐中都发现他们储存的粮食种子，这也说明他们是主要以务农为生的人。(4)在畜养动物方面，最普遍被畜养的可能是猪；当时人普遍有在墓葬中随葬猪骨的习俗。猪是不适于经常迁移的动物，因此，这也显示当时此地居民不是经常移动的。在有些马厂文化墓葬中，不但发现有大量的陶器、猪骨、狗骨，还发现殉葬的人头骨与骨架。(5)以人为殉，表示某些人或家族有特别的威权，能对他人制度化地行使暴力；这是明显的社会阶层化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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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约公元前2200——公元前1700年的齐家文化时期，河湟地区农业定居生活发展到了巅峰，也由此发生一些转折。而且，地域性的人类生态差异逐渐明显。甘肃地区齐家文化的农人，住在半地穴式且地面铺草泥白灰的建筑中，有些人则住在较小的、平地起建的屋子里。他们在田里种粟，用石制的工具翻土、铲除杂树以及收割。考古学家在此发现许多以农业用途为主的石器，以及散落在屋中、窖坑、墓葬中的谷物种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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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生活上，齐家文化东部的人们流行用羊骨占卜。在一个墓葬遗址中间，考古学者发现一些石头排成的圆圈。在石圆圈附近，出土了一些卜骨与牛羊的骨骸；显然在这儿曾进行过一些与丧礼有关的宗教仪式。屋子的形式、石制农具、骨卜的习俗，这一切都与他们的东邻，即陕西地区龙山文化的人群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所养的牲畜，显然较东边龙山文化人群所养的多。许多齐家文化墓葬中都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骸。根据大何庄遗址动物遗骇的分析，这些动物绝大部分是猪与羊；猪约占所有动物的73%，羊占21%。(7)在附近的秦魏家遗址中，也发现大量的随葬动物下颚骨；猪下颚骨有430个，羊下颚骨50个，牛下颚骨38个。(8)这都显示，猪在他们的生计中有绝对的重要性，其次是羊与牛。这些随葬动物下颚骨的墓葬，在形制大小，以及随葬动物及其他物品的多寡上，都相当地悬殊。秦魏家的齐家文化墓葬群中，随葬猪下颚骨少者1块，多者达68块。这显示了农业定居所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平均在这时已相当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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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河湟地区，虽然这里齐家文化人群与甘肃齐家文化人群使用相同或相似的陶器，但是在经济生态上，却与后者有相当的差别。当时住在互助总寨的人们，使用两种用途截然不同的石刀（见图二）。一种是长方形带孔石刀；这与从前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人所使用的以及东部齐家文化人群所使用的并无不同。另一种是以坚硬的石材打造的小型长条片状石刀。前者的用途，主要是割断谷类植物的茎纤维；后者，较适于切割动物的皮肉。而且，在总寨遗址没有发现猪骨，相反的，十个墓葬中的四个都随葬羊角。在甘肃齐家文化中，人们的随葬陶器既大且多；在河湟总寨，人们流行以小件的铜饰物随葬，陶器既小又少。(9)另一个河湟地区齐家文化遗址，青海贵德朵马台，当时的人所使用的石器，也是以细石器为主，几乎没有可称为农具的大型石器。随葬品以小件的铜饰物为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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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在齐家文化时期青海河湟地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使得当地的人减少农业活动；不愿养猪，而养更多的羊；不愿拥有太多、太大的陶器，而偏好小件的随身饰物？在人类生态上，这些考古现象的转变有何意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养猪与养羊在人类生态上的差别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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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细石叶刀与双孔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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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养羊取代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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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羊与养猪，在人类生态上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原始农民所养的猪都是放牧的。在自然环境中，猪所搜寻的食物是野果、浆果、坚果、菌类、野生谷粒等(11)；这些，几乎也都是人可以直接消费的。因此，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猪与人在觅食上处于竞争的地位。这时，养猪并不能增加人类的粮食。相反的，羊所吃的都是人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尤其在河湟地区，由于牧羊，这儿的人们可以突破环境的高度限制，以利用河谷上方的高地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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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全球气候的干冷化，使得原始农业受到打击；另一方面，由于马家窑时期以来长期的农业定居生活，造成河湟地区人口扩张与资源分配不平均。关于气候变迁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说明。在此，我先讨论资源分配的问题。前面我曾提及，在马厂与齐家文化中有些人远比其他人更富有、更有权威，所谓的“社会阶层化”逐渐形成。当时河湟地区的人们，有可能像中原地区的人们一样，选择以统治者剥削被统治者，以再分配的方式来解决生存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是，可能因为在这农业的边缘地区，没有足够的、可靠的农业生产，来支持这样的中央化威权，因此河湟地区最终也没有完全发展成中央化的阶级社会。同时，在资源不足的情形下，另一个解决之道也在酝酿中。那就是多养草食类动物，尤其是羊。羊可以吃草，人再来喝羊的乳，吃羊的肉。这样原来无法利用的高地草资源，就间接被人类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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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形可能是，在河湟地区，一些穷苦的农人发现他们能迁到较高的地区，依赖马、牛与羊过活，以此脱离谷地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很快的，大家都发现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以农业为主的齐家文化生活方式逐渐瓦解。这种选择，最后将河湟变成与中原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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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店、卡约文化时期的人类生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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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在齐家文化之后变得相当急遽。约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600年，在考古上，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取代了齐家文化。这时，特别是较晚的卡约文化时期，河湟地区的人几乎已完全脱离了农业定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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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店文化人群，分布在的甘肃省西部与青海省东部。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的辛店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骨。动物种属包括牛、羊、马、猪、狗与鹿，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羊，其次是猪。(12)永靖莲花台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包括牛、羊、马、狗、鹿的动物遗骨。(13)在青海大通县的上孙家寨辛店文化遗址，考古学者也发现了包括牛、马、羊、狗等动物的遗骨。比起齐家文化时期当地的居民，辛店时期的人养更多的动物。而且，虽然猪仍然被人们畜养，但羊已普遍取代猪，成为当时人们最重要的驯养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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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留下的大多是墓葬与窖穴，房屋居址明显减少。他们制作的陶器，也较齐家文化人群的陶器要小得更多。显然辛店文化的人群较从前的人移动更多，因此他们的房子结构简单，不易保存在地层中，也因此他们所拥有的陶器器形变小、数量变少，并且养羊、马、牛比养猪更重要。虽然如此，因为文化层堆积厚，而且发现了大量使用过的石制农具，因此考古学者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定居的农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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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考古证据看来，齐家文化时期萌芽于青海河湟地区之养羊重于养猪的风气，在辛店文化时期不断地往东方扩散。终于，在甘、青广大地区人类之畜养动物中，羊的地位超过了猪。被驯养较晚的牛与马，此时也在河湟地区人群的生计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一方面种植谷类作物，另一方面畜养马、牛、羊等草食动物，以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这看来是个很理想的人类生态适应方式。但是，实际的情形可能并非如此乐观。畜养羊与行农业之间，有难以避免的矛盾。为了避免羊侵犯作物，它们必须被移到较远的地方放牧。而远离农业聚落，羊则易受野兽侵害，因而需要人力来照顾它们。因此，一边养羊一边务农，在家庭人力运用上会有无法避免的矛盾。只有在羊的数量不大，而农业较粗放的情形下，家庭人力才勉可兼顾。相反的，任何一方的扩张，无论是多养羊还是行较精致化的农业，都必须放弃另一方。在农业边缘的河湟地区，农业难以进一步扩张，因此，当资源不足时，一个较可能的发展便是养更多的羊而牺牲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