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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70711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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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八章 华夏对西周的记忆与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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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东迁，开启了中国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犬戎之祸造成这样的局面，因此这事成为春秋战国时中原诸侯国贵族们深刻的历史记忆。此时北方戎狄又继续往南争夺生存资源，在此情况下，华夏认同及其族群边缘逐渐明确与强化。这样的变化终造成秦汉帝国的出现。华夏是一个保卫及扩张其资源领域，并在内部作资源阶序分配的“族群”（以共同祖源凝聚的人群）。秦汉统一帝国及其结构，可说是遂行华夏族群本质与意图的工具，特别是，华夏需要以军事武力来维护其边缘。于是在华夏形成所造成的新人类生态体系下，许多“历史”被建构，更多历史被遗忘。以下我要说明的便是，分析战国至汉初华夏历史文献对西周的“遗忘”，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华夏及其族群边缘形成的历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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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学者探讨西周史事，传统上皆依赖大约编写于战国至汉初的所谓先秦文献。近代中国考古学大兴，尤其是大量具铭文的西周铜器出土后，结合西周铜器铭文与先秦文献来研究西周史成了主流趋势。这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二元证据法。我相信，的确，这样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西周的认识有很大的增长。然而我也相信，一篇文献不只是“过去事实的载体”，它也是人们对过去“记忆的载体”。以此角度来说，西周铜器铭文记载的是西周时人认为重要的社会记忆，而先秦文献对西周的描述是战国至汉初时人们对西周的回忆与记忆。如上所述，华夏认同及华夏边缘较明确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西周金文与先秦文献两者间的“差距”，应更能表现华夏与华夏边缘形成这样巨大的人类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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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人群选择、重组甚至创造他们认为重要的“过去”，并以他们认为可靠的方式保存下来。经由强调及保存这些“社会记忆”，该人群表达他们现实上的期盼、焦虑及其自我认同。我们先看看，西周时人在铜器铭文中留下了哪些重要记忆，这些记忆表现何种的社会认同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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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铜器铭文所表现的西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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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文字主要被书写在铜器、竹木简册与甲骨上（不排除其他材料可能也被用来书写文字）。西周甲骨，目前发现不多，而且大都集中在周原一带，时间大约在西周早期或早周。由于甲骨是一种不易腐坏的材料，因此在其他地区、较晚的年代没有发现西周甲骨，这显示周人书于甲骨可能是受商人影响。西周时的竹木简册，虽然在考古遗存中没有发现，但由于这是一种易腐朽的材料，因此不能说当时没有书于竹木的习惯。尤其是，金文中有“册”字，官名有“作册”，这都显示当时有专司记载大事于竹木简册的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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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文字记忆刻在竹木简册上与铸之于铜器有相当差异。首先，它们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易朽蚀的材料，后者，如果保护得妥可以留存上千年而无腐损。其次，将文字书于铜器，远较将之书于竹木来得耗费功夫。最后，由西周考古遗存来看，我们也知道西周时人细心埋藏、保存铜器，却未如此对待竹木简册。这样的差异也说明，铸于铜器的文字所传递的记忆，对于当时人而言是特别重要而需刻意保留的记忆。因为它们重要，所以保存它们必须选择永久性材料，值得花费相当人力，也值得仔细珍藏。这种保留重要社会记忆的企图，更明白地表示在许多铜器铭文的典型结尾语“子子孙孙永宝用”上——需要被子孙永远保存的不是器物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重要、荣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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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看哪些事值得记诸铭文。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最普遍而又明显的是为凝聚家族所保存的那些社会记忆。在最简单的铜器铭文中，通常只有作器者的名，其祖先之名，或者只有一族徽。在较长的铭文中，作器者常记载自己或祖先的功绩，以及因此受赏的荣耀。铭文经常以期望“子子孙孙永宝用”结尾。在这些铭文中，作器者主要以家族成员的身份来制造、保存这器物，并希望自己的名字、父祖的名字，以及由祖先到己身的功绩，能够为后世子孙永远记得。然后，借着这些家族记忆来凝聚此群体。有能力制作这些铜器的家族群体，自然是各有领域（国）的诸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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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诸侯家族是以男性成员为主体。另外，他们通过婚姻关系建立一个个的联盟圈。因此本家族存在于什么样的联盟圈，这也需要借着金文来保存相关记忆。西周铜器铭文中，有许多是为器主的妻、母及出嫁的女儿所作之器。如散伯车父鼎甲器铭曰：“散伯车父作姞尊鼎”；(1)这是散国贵族为其来自姞姓家族的妻子所作器。王乍姜氏簋铭：“王乍姜氏尊簋”；(2)这是周王为其来自姜姓家族的妻子所作器。在这些铭文中，作器者提及女子的姓，也就是吹嘘自己的母亲、妻子从哪个尊贵家族嫁来，自己的女儿嫁到哪个尊贵家族去。在有些西周铜器铭文中，女子与男子并列，如《叔鼎》铭称“叔、信姬乍宝鼎，其用享于文祖考，叔、信姬其易寿考多宗永命”，(3)又如《询簋》铭“乍文祖乙白同姬尊簋”。(4)这样的例子并不普遍，而以这种特殊方式被记载的女子通常是尊贵的姬姓，如此更可见女性在这些社会记忆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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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周铜器铭文中，都记载器主之祖先在西周开国时的功绩，以此他们强调本家族为姬周盟邦的记忆。譬如询簋铭称：“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5)这是透过周王之口，来肯定作器者的祖先曾佐助文王、武王之事。师克盖铭曰：“王若曰：师克，不显文武雁受大命，匍有四方，则隹乃先祖考有勋于周邦，干害王身乍爪牙。”(6)乖伯簋：“王若曰：乖伯，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乃祖克弼先王，翼自他邦。”以上铜器铭文都循着同样的叙事手法，也就是透过周王之口来肯定作器者之祖先辅佐文王、武王克商的记忆。能够吹嘘此记忆的家族，应都是周开国时期姬周旧盟邦集团的成员。周之旧邦，这应是渭水流域邦国统治家族最尊贵的一种群体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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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铜器铭文留下的西周社会记忆中，战争是重要主题之一。许多铭文中都记载作器者受命征伐而后受赏赐之事。周人邦国对外征伐的对象很多，而其中被记录得最频繁的是他们与东国、东夷、南国、楚荆、淮夷、南淮夷之间的战争。如，令簋记载“伐楚白”之事。宗周钟记载“南国服子敢陷虐我土”，因而劳师征伐之事。明公簋描述“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之事。小臣速簋记录了“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之事。《应侯视工鼎》“敢加兴乍（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此为应侯参与伐南国、淮南夷之战。西周金文中也有一些关于周人与其西方、北方敌人作战的记载，如冬簋甲记载器主“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林”并有其母随军而行之事；如不期簋称“白氏曰：不期，攸方、严允广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此为器主参与虢季子白所领导的伐严允战事。但整体说来，由许多这一类的铭文看来，当时威胁西周邦国贵族的敌人，或周人为扩张势力而征伐的对象，大多是在渭水流域的东方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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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婚姻结盟、祖先祭祀、对外征伐等大事来说，有些铜器铭文记载的是今人看来相当末微而不那么重要的主题，如较常见于铭文的渭水流域西周贵族彼此划分田土疆界的事。这类铭文记载分田之事由，再详载新田疆的四方边界所至，记录主持分田的官员及邻近见证人等等。如《五祀卫鼎》记载裘卫从其邦君那儿得到田，并描述这田的四方边界。(7)永盂鬲从媭散氏盘等器都有类似主题的铭文。这些分田土疆界的记忆需载之于铭文，以及铭文记录此事需劳动许多来自各方的“证人”，显示西周中晚期渭水中下游各邦国间的田土争夺与纷扰相当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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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邦国贵族的记忆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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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一一举出所有的西周铜器铭文内容。以上所举的例子，几乎都是渭水流域西周王畿及其附近出土之铜器。虽然目前考古所见西周铜器的分布很广，但绝大多数仍出土于陕西西周王畿附近，可见在当时，这里的周王室及邦国贵族是最有能力掌握社会记忆（也因此掌握政治权力）的一群人。以下我们便根据这些铜器上保留下的社会记忆，来尝试重建西周时居于渭水流域的这些方国贵族的认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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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一个西周王畿附近的贵族而言，毫无疑问，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应是自己属于一个有特定领土、人民的统治者家族。这个家族群体，由一群父系男性血亲所组成，其成员包括祖先、当前族人与其后代。在铜器铭文上强调该家族祖先的光荣过去，现在本家族人（作器者）所得的荣耀（通常是王的赏赐），并期望此记忆随着铜器而传之子孙，也就是借此强调并期望该家族的优越地位得以延续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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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个邦国贵族也是更大范围的、由几个邦国统治者家族构成的政治联盟圈之成员。这样的政治联盟圈，通过几个家族间的婚姻关系来建立。如姜姓的夨国统治家族，与奠、散、井等姬姓国统治者都有婚姻关系，而奠、散、井等又各自有其婚姻联盟圈，如此构成一些层层重叠或不完全重叠的圈子。因此，在铭文中提及自己母亲、妻子母家之姓（或及其国氏）以及女儿所嫁之国，这是一个西周贵族强调自己在一尊贵政治联盟圈中之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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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商之后，许多周之盟邦贵族被分封到东方与南方建立其邦国。此时他们的家族旧邦仍留在陕西王畿附近。这些留在渭水流域的邦国，虽然一般来说国土狭小，但相较于往外发展的亲族邦国来说，他们是尊贵的旧邦。今日所见大多数西周铜器皆属这些邦国之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他们多在周王庭中有特定职守，接近权力核心；另一方面，他们的地位并非完全来自克商后周王的封赐，而更来自其为周人克商时的盟友。在渭水流域，许多邦国作器者在铭文中强调祖先协助周人克商之事，也就是宣称自己出身于周开国前就已经存在的旧族，是以姬周家族为中心的一个“开国集团”之成员。并不是宣称这种记忆，就能被承认为这尊贵的开国集团之一员。从这类铭文前的“王若曰”来看，这种认同必须通过周王的认可，或者通过周王的认可，其开国元勋之后的身份更能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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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铭文记载作器者参与对外族的征伐，因而受赏赐之事。除了希望以此荣耀的家族记忆，凝聚后代子孙的家族认同之外，它也表达了西周邦国贵族的“异族意识”。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四方征伐铭文，他们告诉后人，那些人群是与“我们”敌对的“他们”。异族意识也是一个群体自我界定的认同边缘。经由强调这些与敌对异族间的战争记忆，西周邦国贵族界定“我群”最外层的社会文化边界。以此来说，西周金文中经常记载周邦国贵族征讨南方、东方异族之事，值得我们注意。看来似乎是，对南方、东方异族的敌意，与来自各方的邦国联军共同征伐他们，以及刻意将这些战事记录于铜器铭文中，借此，西周贵族们强调一个更大范围的“我群”认同，包括渭水流域旧邦集团、封于东方的新邦国以及顺服于周王的东方旧族。这是我们在金文中所见西周贵族最大范畴的我群认同。总之，居于渭水流域的西周贵族曾根据其所存在的社会情境，为了某些社会目的，选择性地保存记忆于铜器铭文之中。现实的社会群体组织提供记忆与回忆的框架，决定哪些事值得被记忆。如此，他们的社会记忆产生于家族、姻亲政治联盟圈、周之开国旧邦集团以及相对于野蛮外夷的周邦国等之贵族群体圈中，他们制度化的集体回忆——在铜器上铸铭文以及用之于特定仪式，均是为这样的活动——也强化了这些群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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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汉初华夏对西周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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