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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7071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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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十章 华夏边缘的漂移：谁是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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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此后，中国先秦文献里关于“羌”或“氐羌”的记载很少，而且含意不明确。到了汉代，被当时“中国人”称为“羌”的甘青河湟地区土著，曾与汉帝国有长期血腥的冲突。此时汉文典籍中才对“羌”这个人群有深入而丰富的记载。5世纪史家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西羌传》，主要记载后汉两次羌乱时期的汉羌战争经过，并追溯羌人的来源至春秋战国的戎、西周的姜姓族，以及其他先秦文献中商周的羌、氐羌、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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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汉书·西羌传》、殷商甲骨文及其他先秦史料，历史学者对于羌族的地理起源、迁徙、分布有很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将商代到汉代的“羌”当作一个民族，他们由商代或更早开始，一波波地东迁融入华夏。留在西方的羌人，又受到春秋战国时的秦人与后来秦汉帝国的进逼，节节西迁，部分形成汉代河湟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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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此，“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于华夏心中的一种华夏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他们心中“羌人”所指称的空间人群概念也逐渐向西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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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的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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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甲骨文中，羌字写作。由字形看来，它由“羊”“人”两个部分构成。甲骨学者大多将此字释为“羌”。(1)在甲骨文中，商人称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为羌方，称那里的人为羌。甲骨文学者曾试图考据羌方或羌人所在。由与羌有关的方国位置关系，陈梦家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山西南部与河南。李学勤考据商王田猎区域地理，也认为羌方在山西南部或更西的地方。白川静得到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羌在河南西部的平原与丘陵相交的地方。岛邦男则认为羌与羌方在陕西东北沿黄河的地方。虽然学者们的意见有些出入，但基本上他们都认为羌在殷的西方，地理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2)由于甲骨文中的羌地理分布广，学者们也指出“羌”可能被商人用作西方非我族类的通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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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卜辞内容都说明，在商人眼中，羌是相当有敌意的西方人群。卜辞中记录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有时战争规模相当大；有一次，商王曾派遣五族的军队，另一回在战场上用了10000名战士。另一些卜辞，则记载被俘的羌人如何在商人的祖先祭祀中如牛羊般被宰杀，成为宗教仪式中的牺牲。甲骨卜辞还显示，有一些羌人战俘成为商人的奴隶。显然，在商人眼里羌人不仅是敌人，也是可以被视为“非人”的异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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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的“羌”，应是商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人群的自称族号。理由是，首先，羌有时也写作——形如一个被绳子系颈的羌人。这是一个带有污蔑意味的称号，不应是某人群的自称。其次，在周人克商之后“羌”在历史文献上消失了数百年；这也证明“羌”只是商人的异族概念与称号。再者，共同的自称族号是一个族群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我们相信甲骨文学者所言，“羌”分布在广大的西方，那么由当时人群的沟通与相应的社会组织、结群发展程度看来，很难相信当时已存在一自称“羌”的广大族群。羌字由羊、人构成；很可能当时在商人之西有些人群，他们之所以被商人称为羌（羊人），或因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羊有特殊重要性，或因他们像羊一样被用为祭祀中的牺牲。但最有可能的是，如前所言，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华北农业边缘地区人群普遍以养羊取代养猪，并减少农业活动，这个经济生态上的变化使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要生业的人群印象深刻，因此以“羌”来称他们。总之，“羌”原来不是一群人的自称；在汉代之后直到现代，许多西方人群因接受中原人给予之“羌”这样的族群称号，才自称“羌”或“羌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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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羌在文献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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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世纪，周人结合西方各族群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与其盟友逐渐东方化；他们继承了许多商人的文化以及书写传统。西周时人留下的直接史料，最丰富的便是西周金文。在西周金文中“羌”字非常罕见，更无被用作人群称号的例子。有些先秦文献，如《尚书》《诗经》《逸周书》《易经》《左传》与《国语》等，其中部分材料被认为成于西周，或反映西周时的情况。在这些早期文献资料里，“羌”只出现在《尚书·牧誓》《诗经·商颂》与《逸周书·王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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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牧誓》是一篇武王誓师伐纣的文告，在此文告中，羌为周人阵营中的八个“异族”之一（其余为庸、蜀、髳、微、卢、彭、濮）。(6)本篇文辞浅易，有些用语又是战国时才有的用法，因此许多学者皆指出《牧誓》为战国时人述古之作。(7)在这篇文告中包括羌的所谓“牧誓八族”大多不见于金文，而见于战国文献之中，也说明这不是商末的作品。《诗经·商颂》中关于羌的内容为：“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韩诗》与《史记》都称商颂是宋国贵族正考父所作，以颂美宋襄公之词。白川静、王国维对此都有考证而同意此说。(8)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的远方异族为“氐羌”而非“羌”。在《逸周书·王会》中出现的也是“氐羌”。在商代甲骨辞例中，常出现（氐羌）“以羌”，意思是掳获或征发羌人。(9)由字形看来，先秦文献中的“氐羌”很可能便是甲骨文中的“以羌”，只是意义有了变化。宋为商人后裔的封国；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商颂》作者仍可以看到祖先传下来的文献，但他们已不清楚“以羌”的真正意思，而将它当作一个异族称号。总之，在西周时并没有一个当时存在的族群被称作“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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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之戎、姜姓族与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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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周时没有称为“羌”的族群，但是姬姓周人的亲密战友兼姻亲，姜姓之族，却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羌人的一支。其原因为：首先，在字形与字音上羌与姜有密切的关联。其次，羌人与姜姓都是住在西方与商人敌对的人群。再次，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后汉书·西羌传》；这篇文献记载，汉代河湟西羌是“姜姓之别”。根据这篇文献，西周时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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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说法，很值得怀疑。首先，在先秦文献与金文中，“羌”与“姜”从来不相混淆。其次，虽然姜姓族与羌都是商人的西方敌人，但他们的地位不同；羌对商人来说是可以被用为祭祀牺牲的人群，而姜姓之族与姬姓周人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氏族。姬姓周人曾受商人之封，为商政治圈的一员，因此他们的姻亲与盟友应不至于被当作野蛮的非人类看待。再者，姜姓之族的分布主要在渭水流域的中游，由宝鸡到西安一带。如果甲骨学者的考证可靠，那么羌或羌方的分布与位置是在商人与姜姓族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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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西羌如何成为姜姓的别支，我们从《后汉书·西羌传》的相关记载中可看出一些端倪。其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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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濒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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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苗与三危的线索，可以看出《后汉书·西羌传》作者如何得到此结论。首先，《尚书·尧典》中记载，三苗被放逐到三危。三危即在西羌所居之地（河关之西南），因此西羌便是三苗的后代。《左传》中又称，春秋时期“姜戎氏”的祖先原住在瓜洲。魏晋时期注释家杜预认为，这些被逐的“坏分子”所居的西方瓜洲、三危都在同一地。《西羌传》作者可能持同样的观点，因此姜戎氏也成了三苗的后代，西羌则是姜姓（姜戎氏）的别支。显然，这种结论是在注释家的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根据历史学家的文献证据，更非作者对当时人群、地理的实际观察采访结果。无论如何，“羌”是商人对西方异族的通称，“姜”则是西方某族群的自称。他们可能有部分重叠，但并非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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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戎与西羌的关联，《后汉书·西羌传》中说得更是模糊而牵强。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四裔传”成为中国正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四裔传的内容，主要是对华夏边缘族群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及当代该族群与中国的往来关系作民族志式的描述，有时亦包括同一地区民族活动的传说与历史性记载。譬如，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首先记载了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其次，他叙述匈奴的风俗，而后又用相当长的篇幅叙述戎翟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宣称戎狄与匈奴有任何直接关系，他只是将匈奴之前北方及西北的异族活动置于《匈奴列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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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西羌传》的体例完全比拟《史记·匈奴列传》。传首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这是一段传说史料。接着描述羌人的社会及风俗习惯，而后叙述戎人的历史，其中穿插有关氐羌与羌的记载。然后，作者记述秦人灭戎的经过，以及戎人受秦所逼西逾汧陇，又回到酋豪分立的状态。而后，作者叙述汉代河湟羌族的始祖传说：“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显然不同于司马迁的是，《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有意将姜姓、氐羌、戎与汉代西羌的历史衔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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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与“戎”在文化、社会结构、经济生态上有相当大的差别。河湟羌人直到西汉前期还与中国无甚关联，而诸戎则颇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河湟羌人是游牧或半游牧人群；戎相当依赖畜养动物，但春秋时的戎人并非游牧人群。河湟羌人为了适应游牧生活，发展出由各层级大小豪酋领导的分枝性部落社会结构（segmentary social structure）；各个戎人邦国或部族联盟群体，则统于其有至高政治威权的领袖，汉文典籍中所称的“戎王”。《后汉书·西羌传》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的领袖自称“子”（华夏封建国的爵号之一），以及战国时大荔、义渠戎的领袖也自称“王”，这与西羌“豪酋”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他称西迁的戎人“反旧为酋豪”来解释戎如何成为羌。事实上，分枝性社会结构是许多游牧社会的特色，这与当地的经济生态与人群亲属关系都有密切关联，并不是轻易可以变来变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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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倾向于将“戎”视为具有某种血统，或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群，因此努力将戎与现代某种族或语族的人群联系起来。如夏德（Friedrich Hirth）认为戎与突厥族（Turkish）有关；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则认为他们是先藏族（proto-Tibetan）。(10)在这种学术传统下，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则将戎以及华夏化之前的姬姓与姜姓之族，都当作是藏缅语族（Tibeto-Burmans）的一支，如此也将戎、姜、羌联系在一起。(11)这种看法值得商榷。首先，“藏缅语族”是现代语言学家的概念，是以语言学上某些语言特征之相似与差异来划分的语言人群范畴。这个人群范畴，与以人们主观认同来凝聚的族群没有绝对关联。其次，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戎人说的是与现代藏缅语有关的语言。我们也不清楚戎人语言与其周遭华夏语言之差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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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有一段记载，叙述姜戎氏首领对晋人说的话：“我诸戎语言饮食不与华同”。这段史料经常被学者引来证明，戎人的语言、文化与华夏不同是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基于我在羌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经验，我对这结论不那么有信心。理由是，在族群认同上最重要的不是语言的客观异同（语言学的判准），而是人们对语言的主观认知（语言使用者的感觉与认知）。譬如，对语言学家来说，黑水藏族与茂汶羌族说的都是藏缅语族羌语支中的羌语，两者只有方言上的差别。但许多茂汶羌族认为黑水人也是羌族，所以他们觉得黑水人说的话与自己“差不多”。但是，当许多黑水人自认为是藏族，与东边的羌族没有关联时，他们便认为羌族的话自己听不懂。同样的道理，当姜戎氏说他们的语言与华夏不同时，他只表达了与华夏不同的认同；我们并不知道究竟他们与华夏在语言上的差别有多大。语言的客观同异，在族群认同上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而且，语言是一种经常处于学习、假借与遗忘中的动态经验。因此，即使我们知道戎人与羌人说的是某种语言，也不能解答他们在族群认同与族源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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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说明，由春秋战国到汉代“戎”与“羌”都是华夏对非我族类的称号。随着华夏本身族群意识的发展与变迁，“戎”与“羌”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所指称的人群范围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不同时代的戎或羌，以及不同地域的戎或羌，都可能说不同的语言或在体质上有相当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