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22437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707119815]
1707122438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十一章 汉人的形成：汉代华夏对四方异族的多元意象
1707122439
1707122440
春秋时期，许多处于华夏边缘的如秦、楚、吴、越等邦国贵胄家族，逐渐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找到了自己的祖源，这种祖源记忆或由中原华夏提供，或得到华夏的认可。无论如何，核心与边缘华夏间密切的交往互动，以及他们与“戎狄蛮夷”间的敌对关系，终于在战国末年造成一体的华夏认同与明确的华夏边缘。紧接着，便是作为华夏之具体政治化身的秦汉统一帝国出现。秦虽然不及百年就亡了，汉帝国却延续了四百多年。在这四百多年中，借着帝国之政治军事与民政结构，华夏逐渐往其周边扩展其生态区。于是，愈来愈多的华夏边缘人群（通常为本地统治者家族）遗忘他们原来的祖先，而华夏也逐渐遗忘这些边缘人群的“异族”身份。于是，由于华夏空间与人群的扩张，华夏心目中的异族概念（华夏边缘）便持续地向西方、西南、南方与东南方推移。
1707122441
1707122442
华夏边缘的向外推移、扩张不是没有止境。有些地区人群，因环境及人类生态因素无法成为华夏。有些地区人群则因本地已自有其资源分配、分享体系，而不愿加入华夏之人类生态体系之中。到了汉代末年，华夏边缘之四方推移大致已达其极限，也因此逐渐明确化、固定化。在本章中，我将从汉代人如何描述四方“异族”的生活、道德习俗，以及他们的“祖源”，来探讨汉代华夏对各方边缘人群不同的异族意象，以及由此反映的华夏之自我意象。我也将说明，在此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下，华夏如何与不同的边缘人群展开往来互动，而产生不同性质的华夏边缘。
1707122443
1707122444
汉代是近代以前华夏或“中国人”之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形成的关键时代。主要原因是：（1）汉帝国是华夏形成后第一个维持较久的统一帝国，这时“中国”与四裔族群的关系，是形成“中国人”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的关键；（2）汉帝国势力在亚洲东半部的扩张，达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人类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3）汉代是中国有系统的“正史”记载之始；文字历史记忆使得在汉代形成的华夏自我意象与异族意象延续下去，深刻影响后世的中国人。因此，研究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也就是探讨中国人自我意象形成初期的情形。(1)
1707122445
1707122446
我以“中国人”指称汉帝国域内的核心人群，约略等同于“华夏”，但两者仍有区分；前者强调的是政治地理空间的核心人群（中原之人），后者指的是文化性血缘核心人群（黄帝子孙）。汉代文献中，以“中国人”称汉帝国中原之人的例子很多，如《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海尉任嚣劝赵佗据地自雄时，他提到在这南方“颇有中国人相辅”。又如，同一文献称，当南越贵族鼓动群众反对来自汉帝国的皇后时，他们也说“太后中国人”。当时的“中国人”概念，应不等同于汉帝国域内所有的人，甚至不包括中原地区之乡间下层人民。至于“华夏”，这是形成于战国时期以“黄帝（或以及炎帝）后裔”文化性血缘想象彼此认同的群体，因而此群体更不包括汉帝国内所有的人，而只是有家族之“姓”且家族祖源能与黄帝、炎帝后裔血脉相联结的群体。譬如，前述秦、楚、吴、越等国统治家族因得到作为黄帝后裔之祖先记忆而成为华夏，但至汉代其人民绝大多数仍非华夏。因此，无论是汉代“中国人”或是“华夏”，都不是今日以“每一个人民”为构成单位的“民族”。
1707122447
1707122448
汉代“中国人”的边疆人群意象
1707122449
1707122450
在汉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被四方异族环绕（图十一）。汉代中原王朝的北疆，主要是匈奴、鲜卑与乌桓；这些是草原游牧或森林草原游牧人群。在中原王朝的东北有高句丽、濊、貊等，他们是定居于村落以农为主要生业的人群。在中原王朝的西疆有许多被泛称为“羌”或“西羌”的部落人群，他们是居于高原及高山河谷的游牧、半游牧与混合经济人群。
1707122451
1707122452
在南疆与西南疆方面，住着许多被华夏称为“蛮”及“西南夷”的人群；他们是定居程度不同的、对农业、狩猎、采集各有倚重的混合经济人群，亦有以农业为主要生业的人群。东南方面，则是被称作越人（或粤人）以稻作农业为主亦行渔捞、采集的定居人群。因为人类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的不同，中原王朝对这些人群有不同的异族意象。也就是说，他们以不同原因，或不同程度地被华夏排除在“中国人”之外。
1707122453
1707122454
1707122455
1707122456
1707122457
图十一 汉帝国势力所及之华夏边缘
1707122458
1707122459
北方边缘：匈奴
1707122460
1707122461
自春秋晚期以来，北边华夏诸国就在建城垣，以防御北方部族的南下。秦统一中国后，将各国旧长城连结起来，于是“长城”代表统一的华夏帝国之北方资源边界，也是华夏的北方族群边界。被排除在此边界外的人群，早在战国时已完全游牧化了。原先，他们凝聚成一个个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自匈奴的冒顿单于崛起，大部分的草原游牧部落都统于匈奴游牧“国家”之下。
1707122462
1707122463
匈奴游牧国家结合定居社会的中央化领袖威权（单于）以及游牧社会的分枝性部落结构（左右贤王、二十四长与其下的各级部落首领），成为相对于南方汉帝国的一大政治势力。靠着分枝性部落结构下机动的军事力量，(2)匈奴不断企图突破汉帝国的长城资源封锁线，以从汉帝国得到一些珍贵物资以及日常生计所需（如牛羊及谷粮）。单于与各部落首长将从长城内所获资源层层分配下去，以此巩固他们的地位以及国家与部落结构。(3)就在如此的匈奴游牧国家人类生态下，北方游牧人群与南方汉帝国展开数百年的往来互动。
1707122464
1707122465
汉代华夏作者对于匈奴游牧人群生活习俗与社会的描述与评价，可视为华夏对此方华夏边缘人群的一种诠释，诠释他们为何不是华夏，因此也是对华夏自身的边缘刻画。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匈奴的描述，即可代表这种汉代中国人对此方我群“边缘”的描绘书写。首先，在经济生业上，《史记》称匈奴人跟随牲畜到处迁移，没有城郭，也没有定居农业。(4)这便是说，华夏是行农业的，居于宫室城郭的，不轻易迁移的。《史记》中还记载了一封汉文帝给匈奴单于的书信，其内容称：
1707122466
1707122467
先帝制，长城之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君臣相安，俱无暴逆。(5)
1707122468
1707122469
因此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人群经济生态上的差别，也就是匈奴与汉帝国所辖人民的分野。同时，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模拟匈奴人的观点，记载匈奴皇后所说的话：“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6)这个观点也表露在《史记》所载一位投降匈奴的汉人所说的话中；为了强调匈奴与汉为敌体，他以匈奴的衣、食、生活习惯与汉不同，来劝匈奴单于勿贪汉人的物品。这些都显示，汉代中国人认为这样的经济生态差别，使得草原与中国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匈奴人也应意识到这一点。
1707122470
1707122471
其次，司马迁认为匈奴人都贪狠、好侵夺。如其书所描述，匈奴人“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7)班固在《汉书》中对匈奴的总结印象也是，“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披发左衽，人面兽心”。(8)最后，司马迁及其同时代的人对于北方人群“蛮夷”特质的鄙视，更在他们心目中的道德文化上；他们描述北方夷狄“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这些对匈奴负面的风俗道德描述，一方面反映华夏在其族群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下对草原游牧社会的偏见或无知，另一方面，更忠实地反映其心目中知礼义、贵长老、重人伦的华夏典范。
1707122472
1707122473
族群以共同“祖源”来凝聚，不仅如此，人们也经常关注、想象与建构邻近他族群的“祖源”。这样的“历史”常表露建构者想象的，或期望中的，他群与我群关系。汉代华夏对于匈奴的祖源便有如此之关注与想象。《史记》中记载：
1707122474
1707122475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狁、荤粥，居于北蛮……
1707122476
1707122477
夏后氏在战国至汉代文献中至少有两种象征意义。其一，在这些文献中，当夏后氏与黄帝、尧、舜等并列时，他是华夏一脉相承的远古始祖之一。(9)其二，夏后氏也经常在一段文本叙事中与商人、周人前后并列，以描述文化的世代演变或说明不同地域人群文化上的差异；在此情况下夏后氏指文化比较原始质朴的时代人群。(10)因此，将匈奴视为夏后氏的后代，一方面是将匈奴视为与华夏同源的人群，另一方面似乎认为他们比较野蛮落后。由匈奴为夏后氏之后的说法看来，汉代中国人将北方匈奴视为与华夏经济生态不同的敌对人群，除了认为他们在道德文化上未进于文明外，基本上对他们并无鄙视之意。
1707122478
1707122479
西方边缘：西羌
1707122480
1707122481
对东汉时的中国人来说，西方异族羌人比起北方异族要野蛮得多。这些西方羌人分布在青海河湟地区以及沿今日西藏高原东方边缘的地区。这些人群大多是游牧、半游牧人群。他们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种族繁杂，中原人甚至无法以其各自的自称族号来称呼他们，因此只有以“羌”这个华夏对西方异族的泛称来统称之。有时华夏在“羌”之前加上一些专称词，如旄牛羌、白狗羌、越雟羌，来指特定地域的“羌”。然而，这些被华夏称为某某羌的人群是否为其成员彼此认同的族群仍是值得怀疑的。
1707122482
1707122483
河湟羌人是兼营农业的半游牧人群。《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羌人没有一定的居所，以畜牧为主要生业，逐水源、草场而迁移；同书中说，他们很少种植谷类，但也记录了一些有关羌人种麦的事。(11)这些“羌人”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原因与北方人群相同，主要也是其与汉代华夏在人类生态上的差异——华夏将所有不定居的人群都当作是非我族类。另外，由于“羌人”分成许多大小部落，这使得他们在华夏眼中比北方统属于匈奴国家的游牧人群更野蛮些。成书于战国时的《吕氏春秋》，就已提及西方有些“无君”的人群，以此强调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众人皆统于国君。(12)到了汉代，在长期儒家君父观念的教化下，中国人更认为“无君”是野蛮中的野蛮了。
1707122484
1707122485
汉代的河湟羌人分属于各个大小部落，没有一个“王”能号令大家；在华夏眼中这就是“无君”。《后汉书·西羌传》描述羌人社会的情况是：
1707122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