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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其情《矛盾集》中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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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读贾植芳、任敏夫妇的合集《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对贾植芳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日记中谈到巴金的两个段落很感好奇,当时他正在编纂《巴金著译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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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个日记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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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0.25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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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去图书馆,继续查巴金著作,无意间发现了一本《矛盾集》,编著者是一个国民党反共人物,叫陶其情的。书中收入李芾甘写的《答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一文,原载1926年4月5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是由于郭氏的《马克思进文庙》的文章,引起反共分子陶某的抗争,郭氏严厉地驳斥了这个反动派,芾甘氏“打抱不平”,半路里杀出来向郭氏疯狂地射击,不仅骂了郭氏“数典忘祖”的罪过(文中引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而且进一步把投枪对准马克思,说是上二书都是马克思抄袭别人著作,不过改头换面而已,还歪曲了恩格斯评考茨基氏的话作为斗争武器,确是一篇奇文。怪不得这本《矛盾集》的作者,反共分子陶某在书中收的《讨论〈马克思进文庙〉问题的始末》(原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中,把芾甘氏引为同志,互为共鸣。巴金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是走了一段很弯曲的道路的,这恐怕也就是解放后他往往当“风派”,在各种运动中故作姿态的原因,原来他内心有很大的隐忧,不能不以高姿态来保获(笔者按:当为护)自己的生存耳。去年就找这个材料,一直没有着落,今天却意外地找到了它,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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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对自己发现陶其情的《矛盾集》一书,说得很有意味:先说是无意间发现的;最后又说“去年就找这个材料,一直没有着落”。可见他蓄心已久,早知道有这本书,但一直没找到,而在这天无意中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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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笔者也正好找到陶其情的《矛盾集》,认为值得介绍一下《矛盾集》和它的作者陶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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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其情名声不显,网络上几乎没有他的任何一点信息。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却是文坛上一个活跃人物,以好笔战著称。在《洪水》《时事新报·学灯》《时代》《新评论》《东南论衡》《民国日报》等报刊屡刊文章,与郭沫若、胡适等人笔战,颇耸动视听于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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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其情,上海人,出身于乡绅家庭(父亲陶锡类为清庠生、后毕业于江南师范学校),1928年秋毕业于大夏大学。他的朋友、著名记者许晚成说:“知友陶君其情,与晚(许晚成自称)为大夏大学同学,学行纯笃,富研究性。历任国立中央大学、交通部商船专门等校教授,上海公私立中学师范等校训育主任,川沙县教育局局长;学术界,教育界知名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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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册《矛盾集》是陶其情的第一本文集,出版于1933年1月,由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题签,有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和内政部礼俗司长卢锡荣博士题词,由此可见他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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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集》分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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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孔马异同的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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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佛体儒用的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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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抄袭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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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封建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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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胡适政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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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辑:胡适知行的评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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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附录:一个是革命正名的阐究,一个是矛盾集文件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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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署名李芾甘)的文章以节录的形式出现在这书的第一辑中,用贾植芳的话来说,就是“把芾甘氏引为同志,互为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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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贾植芳分析了49年之后巴金的道路,说他因为内心有着隐忧,所以往往表现出“风派”的姿态。所谓“风派”,乃是紧跟形势,永远取积极的站在形势前列的马前卒的姿态也。贾植芳此说,是他对49年之后的巴金其人其文的解读,见仁见智,这里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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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贾植芳日记的第二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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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1.23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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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在办公室工作时唐来,说巴公的儿子问他,有关他父亲的著译目录编得如何,说一定收集了不少材料,说是否给他爸爸看看云云。此公(笔者按:指巴金)大约很不放心。阅《沫若文集》十卷,那里有一篇《卖淫妇的饶舌》的文章,注中说:“此人乃李芾甘,即今之巴金——沫若注”。文中说,他写了《好读书不求甚解》后,出乎意外的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在《学灯》上做了一篇文章,借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云云。郭此文写于1926年3月9日,巴公后来为此又写了一篇《读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文中攻击郭氏“数典忘祖”,进一步攻击马恩为“文抄公”,拾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反共分子的谰言,怪不得他今天还担心编的目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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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贾植芳就《沫若文集》第十卷的注进而说到陶其情《矛盾集》中所引的《读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一文,来解释为什么巴金要叫儿子前来说自己要看看 “著译系年”的编写情况。这与上一个段落说到的“巴金的隐忧”是一个意思。这是贾植芳自己的看法和解释,未必就是巴金自己的意思。因为贾植芳日记又记载说,后来巴金读了这个著译系年,对于自己无政府主义时期一段,并无改动,正见晚年巴金的光明磊落,内心早已放下各种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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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其情就孔(子)马(克思)异同的论辩,源自郭沫若的一篇《马克思进文庙》,当时陶还是大夏大学本科大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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