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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老子韩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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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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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1]藏室之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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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2]，不得其时则蓬累[3]而行。吾闻之，良贾[4]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5]与淫[6]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7]。走者可以为罔[8]，游者可以为纶[9]，飞者可以为矰[10]。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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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11]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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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学老子者则绌[12]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13]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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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14]，然其要[15]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16]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17]孔子之徒，以明[18]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19]书离[20]辞，指事类[21]情，用剽剥[22]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23]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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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24]之数岁，衣[25]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26]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27]，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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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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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28]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29]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30]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31]则宠名誉之人，急[32]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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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33]，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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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难》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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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34]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35]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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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36]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37]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38]收其身而实疏[39]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40]用其言，而显[41]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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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42]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43]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44]，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45]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46]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47]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48]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49]；论其所憎，则以为尝[50]己。径省[51]其辞，则不知而屈[52]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53]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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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说之务，在知饰[54]所说之所敬，而灭[55]其所丑[56]。彼自知[57]其计，则毋以其失穷[58]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59]异事与同计，誉[60]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61]，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62]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63]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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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64]，死不恨[65]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66]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67]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68]非。李斯使人遗[69]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70]，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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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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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武帝前推行黄老之术以“无为”治国，道、法两家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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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心目中，理想社会应该处于“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更加反对社会进步，“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主张彻底回归自然，回到原始社会。道家用“道”来指称他们所认知的世界本体。作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道”，是自然运行，无虚妄、无偏执、无妄为、无思念，这就是道的“无为”本性。“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家学说主张“无为而治”，即通过“自然”的“无为”达到“治”的境界。《道德经》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并非指自然界，其意义更接近于现代西文中的“本性”，是事物未加人力干涉的初始状态。因此，从“自然”很容易可以推导出“无为而治”。对老子的这一思想，庄子心领神会，进一步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庄子眼里，“自然”是一种随顺本性，天然胜于人为。“所谓无为之为，非拱默而已。”无所作为叫作“无为”，无心而为叫作“无为”，任性而为也叫作“无为”。只要不超出性分之外，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是“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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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家看来，“无为”即“无欲”。老子曾经说过：“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要做到“无为”必须做到“无智无欲”，欲望不仅是人生的大敌，也是造成社会混乱和罪恶的源头。因此，治国者应该“少私寡欲”，这样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当然，道家并不苛求绝对“无欲”，而是肯定合理的“欲”。无论国君还是各级官吏都是人，也可以有欲望，但是治国者不能贪欲不能纵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的实现途径，也是道家对“无为而治”的解释。被人们称道的“无为而治”的典范，就是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据《汉书》记载：“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经历了秦朝末年长期的割据战争，万物凋敝，百废待兴，从皇帝到百姓都希望过上安稳、祥和的日子，政府顺应时势制定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休养生息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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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难道真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实，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并对弟子说老子犹如人中之龙。“无为而治”是道家哲学的核心内容，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也十分推崇“无为而治”。儒家主张“德化”的无为，而道家主张“自然”的无为。儒、道两家均不否认世间万事万物有运行规律，儒家认为，应当认识规律，进而充分利用规律；道家则认为，应当顺应规律，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同样，与崇尚自然似乎格格不入的法家，竟然也渊源于道家。法家可分为两派，一派侧重于实践性的操作，以李悝、商鞅、吴起为代表；另一派兼具道家哲学色彩，并形成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以申不害、慎到、韩非子为代表。“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因此司马迁在《史记》里将老、庄、申、韩列于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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