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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留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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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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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1]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2]事[3]韩。韩破[4]，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5]，悉以家财求客刺[6]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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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8]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9]击秦始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10]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11]下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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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12]数千人，略[13]地下邳西，遂属[14]焉。沛公拜[15]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16]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17]。良曰：“沛公殆[18]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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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辕，良引兵从沛公，下[19]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20]南[21]，攻下宛，西入武关。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22]。臣闻其将屠者子，贾[23]竖[24]易动[25]以利。愿沛公且留壁[26]，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27]食，益[28]为张[29]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30]秦将。”秦将果畔[31]，欲连和俱[32]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33]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逐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34]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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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35]，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36]为资[37]。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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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38]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复[39]以良为成信侯，从[40]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41]鞍而问曰：“吾欲捐[42]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43]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44]；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45]。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46]一面。即[47]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48]九江王布，而使人连[49]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50]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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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51]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52]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53]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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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54]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55]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56]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57]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58]，数[59]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60]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61]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62]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63]为侯，我属无患[64]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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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崤黾，倍[65]河，向[66]伊雒，其固亦足恃[67]。”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68]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69]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70]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71]天下，西给[72]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73]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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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74]。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75]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76]。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77]高帝崩，吕后德[78]留侯，乃强[79]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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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80]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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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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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留侯张良者，韩国贵族，先人五世相韩。国破后，毁家纾难，博浪沙刺秦，名标青史万古题。张良是在去见景驹途中遇到刘邦的，因有感于刘邦亲贤纳谏而追随左右。刘邦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各路诸侯中，可以说是占尽人和者，一时之选大半揽入彀中，在诸多谋臣中，张良的作用为最，他为刘邦所谋划的不是一时之胜负，而是长远的战略发展，故而刘邦称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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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留侯自追随刘邦后，共有四大功绩：一是崤关用计破城，逼秦投降；二是鸿门宴帮刘邦摆脱危机；三是“为汉王请汉中”；四是“常计谋平天下”。司马迁喟叹：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由此可见，张良无愧于刘邦麾下第一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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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他为刘邦扩大根据地所做的努力。项羽入咸阳后，不遵怀王约定，凭强力而为天下盟主，封十八王，自称西楚霸王。刘邦因先入咸阳，引项氏怨怼，特封其汉王，之国巴蜀。项羽此举意在贬谪刘邦，远徙巴山蜀水，削其称王之资。而将原关中地区一分为三，拦截住刘邦的归路，所以这个地方又称三秦。张良看穿了项羽让刘邦老死蜀中的盘算，也深晓地利对于政治集团的重要性，他动用了老关系项伯，继鸿门宴后再次为刘邦转危为安。“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他通过金钱攻略和人情攻略，使得项伯从中斡旋，项羽最终答应将汉中也分与刘邦。这不仅是地盘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汉中乃战略要地，是勾连关中与巴蜀的咽喉要径，得此进可攻、退可守，正所谓“褒中奇险可兴邦”。刘邦正是以此为根据地，点燃了他吞并天下的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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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稳固的后方，刘邦放手武装起自己的队伍，时间不长便“复夺三秦定家邦”。张良与刘邦有一个共同点，即有洞察人心的高超本领。当展开与西楚集团武装夺取政权的战争后，刘邦面临着合纵连横的战略抉择，“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此时又是张良为他廓清形势。“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最终事实验证了张良眼光的深邃，扶汉灭楚者正是这三人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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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对刘邦的诸多劝谏中有两次分封的建议对炎汉集团的生死存亡产生了决定性作用。第一次是阻止复立六国苗裔。汉三年（前204年），项羽围刘邦于荥阳，成败只在弹指间，刘邦问计郦食其。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刘邦听了郦食其的高论击节叫好，“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张良这时来了，刘邦把计划托出，张良大惊：“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张良一口气说出了“八不可”，驳斥了这种想法。指出刘邦没有能力制项羽于死地；不能旌表贤者、封圣人墓庐；不能散国帑以赐贫穷；当前不能偃武修文，以安天下；而且各方游士失去家园追随汉王左右，日夜盼望能有咫尺立锥之地，如果现在复兴六国，他们各归旧主，谁还为你打天下？一连串的发问恰似醍醐灌顶，良言点醒懵懂人，刘邦方知这是自毁长城的下策。张良的见地出于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对社会发展走势有着清晰的认知。彼时天下纷争不已，兵燹频仍，这与项羽“兴灭国，继绝世”的政策有直接关系。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天下归于一，车同轨、书同文，封建制度寿终正寝，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项羽的做法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裂土封王没有阻止诸侯的野心，反因天下无共主而个个心生僭越。张良意识到必须重新建立起帝国体制才能稳定人心，安抚社稷，所以坚决地主张完成统一战争。另一次是在汉六年，帝业初定，刘邦大封功臣二十余家，其余者争功不绝。一次，刘邦看到众将相坐私语，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张良回答：“这是在谋反。”刘邦颇为惊诧，天下即将太平了，他们为何谋反。张良解读了其中阃奥，陛下一介布衣起兵，谋取天下，现在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这些亲知近派，其他人就有顾虑了，又怕一旦有错误就遭到杀戮，所以才要铤而走险。刘邦问计，如之奈何？张良问：“大家都知道你平时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那就是雍齿，我们有旧恨，这小子几次羞辱我，我早想杀了他，念及他功高，才不忍下手。张良说，那就先封赏雍齿，众臣见你最恨的人都封了，他们就不再疑心了。刘邦采纳，果然又一次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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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累述，自秦以后封建制度便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偶有小的反复，汉初是第一波浪潮。需要注意的是，帝国体制形成后的分封和西周封建制有相似处，但更多是不同，或者说是有质的差别。汉初，同姓王与异姓王共存，这是由当时的现实环境所形成的。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是在刘邦龙潜之时已形成的政治势力，楚王韩信为刘邦第一猛将，立下不世战功，这些异姓王的存在是稳固政权，争取人心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同时刘邦也开始大封同姓王，两者交相进行。汉六年封曹参等第一批功臣共二十余人为列侯，嗣后，封张良等第二批功臣十九人为列侯，自此以后，刘姓封王，功臣封侯，遂成定制。至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著名的“白马之盟”约定“非刘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在随后的岁月里，异姓王被一一剪除，“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当日亦可怜。”即使对同姓王中央政府也采取了削藩的手段，到武帝朝“推恩令”的颁布更使诸侯王权力严重萎缩，中央集权开始走上巅峰，所以说，中华帝国体制完备于汉代，而这一信念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已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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