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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聪明人还是傻子，时势决定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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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本组所选的三篇三国政治家传记，诸葛亮（181—234）、周瑜（175—210）两传取自《三国志》，司马懿（179—251）传取自《晋书》。此三人，年龄相仿，身处天下分崩的乱局，各以其才智毅力建功当世，其中诸葛亮和周瑜直接参与了蜀、吴的创建，稍晚崛起的司马懿则是导致“三国归晋”这一结局的关键人物。东汉王朝的崩溃和三国之继起，标志着秦汉以来维系四百余年的大一统政治格局遭到破坏，分裂时代开始。此种现象的出现，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除了东汉朝廷因后期腐败和施政失当，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而引发黄巾大起义的致命打击外，也是当时日趋膨胀的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势力与皇权摩擦冲突，不断侵蚀削弱中央集权控制的结果。汉末崛起的各政治集团中，最为活跃的正是这些势力。不过也应看到，这种分裂割据状况，并不意味着秦汉以来奠定的大一统国家根基及其政治文化理念已发生动摇，相反，“天下定于一”依然是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向往。而三国纷争，看去纵横捭阖，波谲云诡，其实也都是围绕着这一人心所向的中轴展开的。此三篇传记不但为我们勾勒出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还以诸葛亮、周瑜、司马懿等人治国用兵的过人胆略和丰富实践，给后人从事各类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军事以生动的哲理启示，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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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诸葛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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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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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1]父玄为袁术所署[2]豫章太守，玄将[3]亮及亮弟均之[4]官。会[5]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6]，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7]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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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8]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9]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10]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11]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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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12]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13]，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14]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15]，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16]，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17]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18]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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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19]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20]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21]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22]，猥自枉屈，三顾[23]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24]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25]，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26]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27]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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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28]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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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29]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30]卒，如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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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三国志》卷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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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咏怀古迹其五》），其声名在中国可说是妇孺皆知，只是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不免停留在《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半人半神”状态。本传则是现存有关诸葛亮生平最为原始和真实的记录。作者陈寿本蜀人，生于诸葛亮死前一年，虽未获亲见诸葛，然其父曾任马谡参军，并因马谡兵败连带受到诸葛的处罚，也算是与之略有交集的人物。他自小习闻父辈或蜀地士众对诸葛亮的谈论，后复手编《诸葛亮集》，对其生平自相当熟悉。加之撰写本传时，蜀亡已多年，不必像谈曹魏和司马氏那样有所忌讳，因而得以更客观地反映这部分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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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传看，诸葛一生功业，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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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刘备“三顾茅庐”时，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对天下大势作了极具前瞻性的分析。他认为曹操方力克北方群雄，“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建议刘备先据荆州，继占益州，建立稳固的根据地，采取联吴抗曹之策，伺机统一天下，复兴汉室。这一战略设想，应是其长期关注汉末以来的政治军事演变格局，经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正确判断，从而为当时力量弱小的刘备“图霸业”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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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现联吴抗曹，奠定三国鼎立之基。建安十三年（208年）秋，当曹操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席卷荆州、进图江东之际，诸葛亮毅然亲赴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会见孙权，指陈利害，坚定了孙吴抗曹决心，终于达成孙、刘联盟，在赤壁一举击溃曹操，使汉末形势为之一变，刘备得以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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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鞠躬尽瘁，忠于职守。刘备死后，诸葛亮受顾命勉力支撑蜀汉大局，凡“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彊不侵弱，风化肃然也”，显示了全面的治国理政之才。正是凭着他个人的崇高威望、秉公之心和出众能力，使其主政时期的蜀汉成为三国中内政最安定的政权，及至身后，仍深受蜀中百姓的长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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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用兵行政的重要特点是思虑周密，凡事谋而后动，布局稳健。如伐魏前先“率众南征”，协调好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使无后顾之忧。在《出师表》中，他不但对后主刘禅谆谆嘱以用人行政和公平赏罚之道，还对伐魏期间主持后方日常军政的人事作了妥善安排。而手下大将魏延建言由其另率万人，从褒中直出子午谷，突袭长安的攻魏“奇谋”，亦被他以过于冒险而否决。“诸葛一生唯谨慎”，这种处事风格，是其一生较少失误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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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既如此高才，何以其事业包括为之鞠躬尽瘁的蜀汉仍不免失败？这是历代许多人反复谈论或感到困惑的问题。对此，陈寿在传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这些看法，都有其见地，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其战略方针受到了严重干扰之故。按照“隆中对”的设想，刘备集团原计划先据荆、益两州，一旦天下有变，从荆州地区出兵，即可逐鹿中原，并与益州北出之兵对敌形成夹击之势。当然，要击败曹操这样的强敌，保持孙、刘联盟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可惜坐镇荆州的关羽对此要义并无深刻领会，平时既不重视处理好与孙权的关系，又疏于防范，终于在北攻曹军时遭孙军偷袭，腹背受敌，兵败身死，既失荆州，也严重损及孙、刘联盟。而刘备为报关羽之仇大举伐吴招致的夷陵之败，更使蜀汉元气大伤。至此，“隆中对”的决策已遭到破坏，蜀国图霸中原的先机实已丧失。以致后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往往形同孤军，虽劳师糜财，终难构成对曹魏的致命威胁，至多只能起到“以守为攻”的作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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