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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面对秩序重建的才气与政治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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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东晋末年社会激变，出身寒门的刘裕以军功崛起，典掌机要，废晋帝而自立，国号为“宋”，史称“刘宋”政权。南朝刘宋皇权的建立，使得严格意义的士族门阀政治有所削弱，但门阀士族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士族与皇权、庶族之间，矛盾的发生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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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士族势力是皇权行使权力的主要依靠。自魏晋以来，士族子弟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作为与皇权紧密联系的特殊阶层，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尽皆成为各阶层成员模仿的对象。新兴庶族若想真正确立其“士族”地位，则必须得到世家大族的首肯。因此，新晋贵族在取得政治地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动向士族门阀靠拢。刘宋及南朝历代皇室均起于行伍，但立国之后都爱好起舞文弄墨，所谓“宋武爱文，文帝彬雅，孝武多才”，是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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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为杜绝士族豪强挟主专横情况的发生，寒族出身的皇室在政治上不遗余力地打击传统的门阀士族，以期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以寒人掌机要，在实际执政中割裂了士族固有的特权。高门士族此时的地位较之于东晋时期政出多门的局面业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特殊转型中的新兴庶族势力逐渐掌握了国家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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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录《谢灵运列传》和《范晔列传》，旨在展示这一政治秩序重建时期特定阶层的人物风貌，并对身处权力格局发生剧烈变动时期的士大夫代表予以评析，总结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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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谢灵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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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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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也。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瑍，生而不慧，为秘书郎，蚤亡。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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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1]。从叔[2]混特知爱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以国公例，除[3]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毅伏诛，高祖版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4]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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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伐长安，骠骑将军道怜居守，版为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为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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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5]杀门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6]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7]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8]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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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9]焉之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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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登祚，诛徐羡之等，征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上使光禄大夫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职。使整理秘阁书，补足遗阙。又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令灵运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10]不就。寻[11]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12]。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13]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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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加秩中二千石。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14]。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15]灵运，灵运执[16]录望生，兴兵叛逸[17]，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18]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乃诏曰：“灵运罪衅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19]微管，宜宥[20]及后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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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秦郡府将宗齐受至涂口，行达桃墟村，见有七人下路乱语，疑非常人，还告郡县，遣兵随齐受掩[21]讨，遂共格战，悉禽付狱。其一人姓赵名钦，山阳县人，云：“同村薛道双先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22]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取谢。若得者，如意之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党要[23]谢，不及。既还饥馑，缘路为劫盗。”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24]刑。临死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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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书》卷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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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谢灵运，陈郡阳夏人。祖父谢玄，在东晋任车骑将军之职，曾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苻秦军队，使东晋的亡国危机得以缓解，因赫赫战功被封康乐县公，食邑二千户。谢灵运幼时就聪慧过人，谢玄甚为喜欢，曾感叹说：“我生了谢瑍，实在愚笨，他怎么生出了灵运这样聪明的儿子！”谢灵运从小酷爱读书，博览经史，所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江南地区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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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的曾外祖父是被后世尊之为书圣的王羲之。家风的熏陶使得谢灵运的诗文和书法都独步当时，被宋文帝刘义隆称为“二宝”。生于世家大族的谢灵运对于权势极为热衷，在政治上又十分自负，“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义熙元年（405年），年方弱冠的谢灵运就踏入仕途，但几十年下来，权不过幕府参军，位不过黄门侍郎，晋宋鼎革，仍未获得超迁，反而由公爵降为侯爵，食邑也从两千户减至五百户。元嘉九年（432年），谢灵运被流放广州，其乡邻薛道双、赵钦等七人组成营救小组密谋途中劫持，不料事泄，谢灵运遂就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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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在刘宋时代，昔日繁华的乌衣巷口已是衰而不落，士族地位不再炙手可热。寒门起家的刘裕取代东晋，建立皇权，在建国的过程中，刘裕抛弃冠冕堂皇的理由，杀戮异己势力，打破了士族与皇权之间的权力平衡。宋文帝继位后，对士族非常尊重，但士族政治地位的下降趋势已一去不返。在这一背景下，有的家族积极主动地与新兴的寒门统治者合作，欲图延续家族的政治地位，琅邪王氏可作这一派的代表。王氏成员在刘裕取得政权以及宋文帝巩固政权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与琅邪王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郡谢氏，其家族精英多遭残害，政治地位急剧衰落。对此，田余庆先生指出：“晋末以来，几家最高的门阀士族，以谢氏影响最深，潜力最大，所以谢氏人物参预政治的机会，也较其他家族为多。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于皇权说来，既最有利用的价值，又最具生事的危险。所以自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当权以后，以迄刘宋之间，谢氏家族人物被刘宋杀戮者，比其他高门都要多，计有谢混、谢晦、谢灵运、谢综、谢约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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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于义熙元年担任刘毅的记室参军，接过了谢混维护世族地位的接力棒，虽然刘宋三帝表面上对其不计前嫌，但实际上这是他们所玩的政治把戏，力图暂时拉拢世族以稳定局面，待自己羽翼丰满，再剪除之。据《南史·谢灵运列传》载，宋武帝时，“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文帝时，“至是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纵使谢灵运以《撰征赋》为刘宋歌功颂德，为刘裕加冕作出“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的舆论宣传，其作用也至多为一御用文人而已。庶族出身的刘宋各帝只是想利用谢氏家族的名望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谢灵运只是旧时门阀世族走向渐趋渐落过程中的一个棋子，其以生命为代价所做的努力也不过是螳臂挡车罢了。正如明代张溥所说：“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谢康乐集题辞》）公侯才子谢灵运，没有看到“势”已变，却“欲倔强”，其结果也只能是“怨毒生于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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