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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宦者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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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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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士良字匡美，循州兴宁人。顺宗时得侍东宫。宪宗嗣位，再迁内给事，出监平卢、凤翔等军。尝次[1]敷水驿，与御史元稹争舍上听，击伤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后至得正寝，请如旧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间，数任内外五坊使，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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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与李训欲杀王守澄，以士良素与守澄隙，故擢左神策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训谋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谋，与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大盈库使宋守义挟帝还宫。王涯、舒元舆已就缚，士良肆胁辱，令自承反，示牒[2]于朝。于时莫能辨其情，皆谓诚反，士良因纵兵捕，无[3]轻重悉毙两军，公卿半空。事平，加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弘志右卫上将军兼中尉，守义右领军卫上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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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辅政，棱棱有风岸，士良与论议数屈，深忌之，使贼刺石于亲仁里，马逸而免。石惧，辞位，士良益无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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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潞刘从谏本与训约诛郑注。及训死，愤士良得志，乃上书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愿保富贵，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之逆贼，含愤九泉。不然，天下义夫节士，畏祸伏身，谁肯与陛下共治耶？”即以训所移书遣部将陈季卿以闻。季卿至，会石遇盗，京师扰，疑不敢进。从谏大怒，杀季卿，腾[4]书于朝。又言：“臣与训诛注，以注本宦竖所提挈，不使闻知。今四方共传宰相欲除内官，而两军中尉闻，自救死，妄相杀戮，谓为反逆。有如大臣挟无将之谋，自宜执付有司，安有纵俘劫、横尸阙下哉？陛下视不及，听未闻也。且宦人根党蔓延在内，臣欲面陈，恐横遭戮害，谨修封疆，缮[5]甲兵，为陛下腹心。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书闻，人人传观。士良沮恐，即进从谏检校司徒，欲弭[6]其言。从谏知可动，复言：“臣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宜洗宥涯等罪；不可听，则赏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7]禄？”固辞。累上书，暴指士良等罪。帝虽不能去[8]，然倚其言差自强。自是郁郁不乐，两军球猎宴会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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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成四年，苦风痹，少间[9]，召宰相见延英，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10]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谓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后不复朝，至大渐[11]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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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宰相李珏杨嗣复谋奉太子监国，士良与弘志议更立，珏不从，乃矫诏立颍王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还为陈王。初，庄恪太子薨，杨贤妃谋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发其事，劝帝除之以绝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迁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弘志韩国公，实封户三百。俄而珏、嗣复罢去，弘逸、季棱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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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12]实嫌之，阳[13]示尊宠。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会昌二年，上尊号，士良宣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以摇怨，语两军曰：“审[14]有是，楼前可争。”德裕以白[15]帝，命使者谕神策军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16]？尔渠[17]敢是？”士乃怗[18]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以疾辞[19]，罢为内侍监，知省事。固请老，诏可。寻[20]卒，赠扬州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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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良之老，中人举送还第，谢曰：“诸君善事[21]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22]，则必斥经术，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23]往哉？”众再拜。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亦有术自将[24]，恩礼不衰云。死之明年，有发其家藏兵数千物，诏削官爵，籍[25]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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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唐书》卷二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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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唐朝后期，唐文宗退坐思政殿，悄悄地问当直学士周墀：“在你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周墀说：“此事不是臣能够有资格评价的。不过天下都说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唐文宗苦叹道：“朕的意思是，如果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周墀惊叹：“陛下之德，周成王、周康王和汉文帝、汉景帝也难与相比，怎么要自比那二位亡国君主呢？”唐文宗无奈地说：“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强臣，今朕受制于家奴，自以为远远比不上他们。”说罢，又一阵伤感。为何唐文宗会发出“今朕受制于家奴”的感叹呢？这个家奴又指谁？他就是唐朝后期宦官集团之首仇士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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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士良，字匡美，循州兴宁人。顺宗时在东宫侍候太子。宪宗即位，升为内给事，出而监督平卢、凤翔等军。从元和元年（806年）到大和年间，仇士良多次任内外五坊使，秋季到内畿试鹰，所到之处，要官吏供饷，其凶暴甚于盗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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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即位后，曾与李训商议，欲杀死宦官之首王守澄。因仇士良一向与王守澄有矛盾，所以将仇士良升为左神策军中尉，让他们相互排挤，而仇士良也逐渐稳居宦官集团之首。当宦官集团发展到开始威胁皇权时，唐文宗坐不住了，儒家文官集团也感受到了这一威胁，于是联手准备除掉所有宦官。唐文宗本来与李训联合密谋了甘露兵变，却遭遇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老奸巨猾的仇士良发觉了他们的计划，与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等人挟持皇帝从含元殿一路急忙奔回宫并封锁宫门，无论外面百官如何喊破嗓子也拒不开门，直到调动了神策军主力，下令纵杀所有文官。这场兵变没有打掉宦官集团，反而给文官集团带来了灾祸，三位宰相被腰斩，抄家灭族，妻女没为宫奴，共计几千人死于这场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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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之变后，唐文宗无奈加封仇士良为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其后仇士良更加不可一世，公然干涉朝政事务，甚至残杀皇族。纵观仇士良一生，竟然杀了两个王、一个妃、四个宰相。仇士良之嚣张，并非是大唐宦官的个别现象，而是中唐以来宦祸的总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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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立国之初，宦官数量少且地位低下，无权过问国家大事，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帝国危机不断，宦官数量及权势不断增大，宦官干政的现象随之产生。唐玄宗信任宦官高力士，奏折大多先经高力士之手随后再传至皇帝；玄宗还派宦官鱼朝恩监军，大唐军队面对安禄山的叛军兵败如山倒。唐肃宗时重用宦官李辅国，让他掌禁军，任由他干涉朝政。唐德宗时，禁军正式交给宦官掌管，此禁军称为神策军，至此，宦官系统延伸出两个神策军中尉，神策军就是甘露之变中残杀文官集团的主力。唐宣宗时设置枢密院，设两个枢密使，均由宦官担任，作为朝廷的决策机构，和宰相对掌内朝权力，到唐末甚至发展出“贴黄”权，就是中书门下的文件要枢密使“贴黄”才能生效。大内出了四个总管，两个枢密使，两个神策军中尉，他们分享了内朝的权力，又握有禁卫军军权，这四个岗位基本奠定了宦官在政治上的稳固地位，为后期的宦官专权提供了保障。大唐宦官集团权势之大，达到整个宦官史上的巅峰，大内总管们成了卧在皇帝身后的虎豹，随时可能吞噬主人。从唐德宗之后，宦官们杀了两个皇帝，废了一个皇帝，立了八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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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作为政治中枢的特殊势力，与皇权本身唇齿相依，能且只能利用君主专制的躯壳来实现其政治权力，由此形成宦官势力与君主个人专制集权之间的长期矛盾，更引起了中枢权力核心的分化（多元化）。而外朝宰臣恰好处于皇权与权宦之间，其角色冲突注定要衍生出派系斗争，致使朋党之争不可避免，这是唐代中后期出现朋党之争的一个重要体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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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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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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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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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牒：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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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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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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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缮：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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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弭：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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