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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乱世中的误己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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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后唐是五代乱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权，它前承后梁，绍续后晋，对五代乱局的走向有着明显的影响。后唐政权的庄宗、明宗二帝，都有着过人的才干，后唐政权的发展也在两位君主的统治下一度走上了正轨，乱世中似乎出现了一丝光明的希望。然而旋踵而来的却是几次严重的内乱，它们对后唐政权的发展予以了惨重的打击，国家因之而重新陷入混乱之中。后唐的政治乱局是五代政治的一个缩影，而郭崇韬、安重诲和伶官们的遭遇就是这一政治乱局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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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时势造英雄，任何历史人物的光芒闪耀，都离不开时代的推波助澜。五代时期的空前战乱，使得中原王朝原本较为成熟的政治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王朝的政治运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真空，这就为五代时期军人出身的权臣干政创造了条件。郭崇韬、安重诲两人的事例即代表了这一现象，他们以军功起家，逐渐掌控朝政。虽然忠心为国，然而他们日趋膨胀的权力势必和君权产生不可调和的巨大矛盾，君臣之间发生冲突是迟早的事。伶人原本是极为卑贱的一个职业，然而在五代乱世中却也纠缠渗透进政治之中，伶官干政这一五代才有的政治乱象也由之产生。无论是郭崇韬、安重诲还是伶官们，他们在五代的纷乱政局中被裹挟到政治斗争的无情漩涡中，无一能独善其身。这场政治缠斗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臣子身死，国家衰落。从根本而言，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形态下的君主与臣子们必然会围绕着权力展开殊死的斗争，很难在两者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在五代乱世的大背景下尤甚。但若细究起来，在此过程中，当事人也由于自身的缺陷或多或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种种失误，最终陷个人和国家于不可挽回之境地，这种悲剧的抟成因素还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和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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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郭崇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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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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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崇韬，代州雁门人也，为河东教练使。为人明敏，能应对，以材干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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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兵围张文礼于镇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1]。契丹至新乐，晋人皆恐，欲解围去，庄宗未决，崇韬曰：“契丹之来，非救文礼，为王都以利诱之耳，且晋新[2]破梁军，宜乘已振之势，不可遽[3]自退怯。”庄宗然之，果败契丹。庄宗即位，拜崇韬兵部尚书、枢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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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见崇韬，崇韬延[4]之卧内，尽得梁虚实。是时，庄宗军[5]朝城，段凝军临河。唐自失德胜，梁兵日掠澶、相，取黎阳、卫州，而李继韬以泽潞叛入于梁，契丹数犯幽、涿，又闻延孝言梁方召诸镇兵欲大举，唐诸将皆忧惑，以谓成败未可知。庄宗患[6]之，以问诸将，诸将皆曰：“唐得郓州，隔河难守，不若弃郓与梁，而西取卫州、黎阳，以河为界，与梁约罢兵，毋相攻，庶几[7]以为后图。”庄宗不悦，退卧帐中，召崇韬问计，崇韬曰：“陛下兴兵仗义，将士疲战争、生民苦转饷者，十余年矣。况今大号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郓州，不能守而弃之，虽[8]欲指河为界，谁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胜时，四方商贾，征输必集，薪刍粮饷，其积如山。自失南城，保杨刘，道路转徙，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9]，竭民而敛，不支数月，此岂按兵持久之时乎？臣自康延孝来，尽得梁之虚实，此真天亡之时也。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庄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庄宗即日下令军中，归其家属于魏，夜渡杨刘，从郓州入袭汴，用八日而灭梁。庄宗推功，赐崇韬铁券，拜侍中、成德军节度使，依前枢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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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宗与诸将以兵取天下，而崇韬未尝居战阵，徒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将相，遂以天下为己任，遇事无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10]，特不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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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崇韬与宦者马绍宏俱为中门使，而绍宏位在上。及庄宗即位，二人当为枢密使，而崇韬不欲绍宏在己上，乃以张居翰为枢密使，绍宏为宣徽使。绍宏失职怨望[11]，崇韬因置内勾使，以绍宏领之。凡天下钱谷出入于租庸者，皆经内勾。既而文簿繁多，州县为弊[12]，遽罢其事，而绍宏尤侧目。崇韬颇惧，语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兴，吾欲避之，归守镇阳，庶几免祸，可乎？”故人子弟对曰：“俚语曰：‘骑虎者，势不得下。’今公权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势，能自安乎？”崇韬曰：“奈何？”对曰：“今中宫未立，而刘氏有宠，宜请立刘氏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后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无过，必不听公去[13]。是外有避权之名，而内有中宫之助，又为天下所悦，虽有谗间[14]，其可动乎？”崇韬以为然，乃上书请立刘氏为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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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韬素廉，自从入洛，始受四方赂遗[15]，故人子弟或以为言，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少此邪？今藩镇诸侯，多梁旧将，皆主上斩袪射钩之人也。今一切拒之，岂无反侧[16]？且藏于私家，何异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17]献其所藏，以佐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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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源为成德军节度使，徙崇韬忠武。崇韬因自陈权位已极，言甚恳至。庄宗曰：“岂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无尺寸之地？”崇韬辞[18]不已，遂罢其命，仍为侍中、枢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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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19]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官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20]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21]，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22]，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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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征蜀，议择大将。时明宗为总管，当行。而崇韬以谗见危，思立大功为自安之计，乃曰：“契丹为患北边，非总管不可御。魏王继岌，国之储副，而大功未立，且亲王为元帅，唐故事[23]也。”庄宗曰：“继岌，小子，岂任大事？必为我择其副。”崇韬未及言，庄宗曰：“吾得之矣，无以易卿也。”乃以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崇韬为招讨使，军政皆决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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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入蜀，所过迎降。王衍弟宗弼，阴[24]送款于崇韬，求为西川兵马留后，崇韬以节度使许之。军至成都，宗弼迁衍于西宫，悉取衍嫔妓、珍宝奉崇韬及其子廷诲。又与蜀人列状见魏王，请崇韬留镇蜀。继岌颇疑崇韬，崇韬无以自明，因以事斩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勋，没其家财。蜀人大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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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韬素[25]嫉宦官，尝[26]谓继岌曰：“王有破蜀功，师旋[27]，必为太子，俟主上千秋万岁后，当尽去宦官，至于扇马，亦不可骑。”继岌监军李从袭等见崇韬专任军事，心已不平，及闻此言，遂皆切齿，思有以图之。庄宗闻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劳[28]军，崇韬不郊迎，延嗣大怒，因与从袭等共构[29]之。延嗣还，上蜀簿……庄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国也，所得止于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宝货皆入崇韬，且诬其有异志，将危魏王。庄宗怒，遣宦官马彦珪至蜀，视崇韬去就[30]。彦珪以告刘皇后，刘皇后教彦珪矫诏魏王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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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五代史》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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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后梁至后晋这一时间跨度之内战争的发生是唐末五代初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这场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对五代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许多政治人物也因此崭露头角，显赫一时。而郭崇韬其人则对后唐最终战胜后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耀眼的政治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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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崇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人。新旧《五代史》都没有过多地提及他的家世，因此一般观点认为他出身于寒门。他最早为沙陀人李克修之亲信，李克修死后又转仕李克用，很快便凭借着自己的才干获取了君主的信任。李存勗即位后，他在孟知祥的推荐下，出任中门使之职，从此独揽军府机要，成为影响后唐决策的关键性人物。在任内，他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判断能力和战略眼光，为后唐屡建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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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勗曾攻打镇州，而契丹也发兵前来解围，一时之间晋军大为惶恐，众人建议采取撤退的方式来避其兵锋，郭崇韬却判断契丹的真实意图只是在于贪图财物而并非在于解围，并力主迎敌，被李存勗采纳，其后果然击败了敌军。李存勗建立后唐政权，以军功擢升的郭崇韬逐渐成为后唐核心决策层的一员。后梁大将康延孝想归顺后唐政权，便首先投靠郭崇韬，郭崇韬对此也十分重视，亲自出迎并引入帐中细谈，尽得敌军虚实。因此在其后庄宗犹豫是否要与后梁进行决战的战略规划中，郭崇韬颇有针对性地指出，陛下与后梁征战多年，将士和百姓都已十分疲敝，现在您帝号已定，大家都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现在的战局，并不适合打持久战，而眼下康延孝已经归顺，后梁的虚实已尽为我所知，这正是一举消灭后梁的大好时机。由此坚定了李存勗的信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郭崇韬这一决断的正确性。李存勗仅用八天就平定后梁政权，一举奠定了北方的大局。虽然郭崇韬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事，然而战争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按照他的战略部署来进行的。因此论功行赏之时，郭崇韬自然当居于首位。郭崇韬由此集军权相权于一身，并受铁券，可谓权倾一时。当时后唐的朝政动议，几乎皆出其议，以至于对于皇后的甄选，也要听取他的意见。与一般权臣迥异之处在于，郭崇韬虽位高权重，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尽心尽力地辅佐庄宗，庄宗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不过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却没能维持多久，双方很快便出现了政治关系上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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