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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桑维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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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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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维翰字国侨，河南人也。为人丑怪，身短而面长，常临鉴[1]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于公辅。初举进士，主司恶[2]其姓，以“桑”“丧”同音。人有劝其不必举进士，可以从佗[3]求仕者，维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赋》以见[4]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5]则改而佗仕。”卒[6]以进士及第。晋高祖辟[7]为河阳节度掌书记，其后常以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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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异谋，以问将佐，将佐皆恐惧不敢言，独维翰与刘知远赞成之，因[8]使维翰为书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已许诺，而赵德钧亦以重赂啖[9]德光，求助己以篡唐。高祖惧事不果[10]，乃遣维翰往见德光，为陈利害甚辩，德光意乃决，卒以灭唐而兴晋，维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天福四年，出为相州节度使，岁余，徙镇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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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浑白承福为契丹所迫，附镇州安重荣以归晋，重荣因请与契丹绝好，用吐浑以攻之。高祖重违重荣，意未决。维翰上疏言契丹未可与争者七，高祖召维翰使者至卧内，谓曰：“北面之事，方挠吾胸中，得卿此疏，计已决矣，可无忧也。”维翰又劝高祖幸邺都。七年，高祖在邺，维翰来朝，徙镇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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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广用事[11]，与契丹绝盟，维翰言不能入，乃阴[12]使人说[13]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乃出延广于河南，拜维翰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数月之间，百度浸[14]理。初，李瀚为翰林学士，好饮而多酒过，高祖以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诏废翰林学士，按《唐六典》归其职于中书舍人，而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皆废。及维翰为枢密使，复奏置学士，而悉用亲旧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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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翰权势既盛，四方赂遗[15]，岁积巨万。内客省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用事，共谗之。帝欲骤黜维翰，大臣刘昫、李崧皆以为不可，卒以玉为枢密使，既而以为相，维翰日益见[16]疏。帝饮酒过度得疾，维翰遣人阴白[17]太后，请为皇弟重睿置师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罢维翰以为开封尹。维翰遂称足疾，稀复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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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屯中渡，破栾城，杜重威等大军隔绝，维翰曰：“事急矣！”乃见冯玉等计事，而谋不合。又求见帝，帝方调鹰于苑中，不暇见，维翰退而叹曰：“晋不血食[18]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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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契丹与晋盟，始成于维翰，而终败于景延广，故自兵兴，契丹凡所书檄，未尝不以此两人为言。耶律德光犯京师，遣张彦泽遗太后书，问此两人在否，可使先来。而帝以维翰尝[19]议毋绝盟而己违之也，不欲使维翰见德光，因讽[20]彦泽图之，而彦泽亦利[21]其资产。维翰状貌既异，素[22]以威严自持，晋之老将大臣，见者无不屈服，彦泽以骁捍自矜[23]，每往候之，虽冬月未尝不流汗。初，彦泽入京师，左右劝维翰避祸，维翰曰：“吾为大臣，国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动。彦泽以兵入，问：“维翰何在？”维翰厉声曰：“吾，晋大臣，自当死国，安得无礼邪！”彦泽股[24]栗不敢仰视，退而谓人曰：“吾不知桑维翰何如人，今日见之，犹使人恐惧如此，其可再见乎？”乃以帝命召维翰。维翰行，遇李崧，立马而语，军吏前白维翰，请赴侍卫司狱。维翰知不免，顾[25]崧曰：“相公当国，使维翰独死？”崧惭不能对。是夜，彦泽使人缢杀之，以帛加颈，告德光曰：“维翰自缢。”德光曰：“我本无心杀维翰，维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师，使人检其尸，信为缢死，乃以尸赐其家，而赀财悉为彦泽所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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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五代史》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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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桑维翰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晋政权的军国重臣。他在后唐同光年间考中进士，初为石敬瑭掌书记，助石敬瑭称帝并亲赴契丹乞援，割让燕云十六州。后晋建国，桑维翰任集贤殿大学士、枢密院使等职。开运三年（946年），在契丹军入汴前夕，他为叛降契丹的将领张彦泽所杀。从桑维翰个人的命运与后晋政权的兴亡关系中，我们可以一窥后晋政权与契丹的复杂关系和政治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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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末帝当政之时，同是沙陀族人的石敬瑭作为强大的地方藩镇而受到猜忌，遂定下决心打算拒命反唐。其麾下将佐深感恐惧而不敢发表意见，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两人极力表示赞成。在与契丹联络的过程中，为了让石敬瑭势力获得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支持与青睐，桑维翰遂不惜许下“割地、重赂、称臣”等条件，在这一点上远胜于向契丹联络的其他后唐藩镇。最终石敬瑭得以建立后晋政权，位居九五之尊。桑维翰本人也因为献策有功而获得嘉奖，身居高官，彻底实现了他少年时“慨然有志于公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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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石敬瑭在位时犹豫是否应当继续执行屈从于契丹的外交政策时，桑维翰反复强调不可与契丹争衡的建言，主张继续与契丹维系和好的关系，并伺机徐图自强，桑维翰的建言比较适合当时的外交处境，以至于石敬瑭也不得不承认，曰：“北面之事，方挠吾胸中，得卿此疏，计已决矣，可无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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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石敬瑭去世后，出帝石重贵即位，后晋与契丹的关系就开始渐趋恶化，桑维翰本人也开始受到排挤，逐渐远离中枢决策。尽管桑维翰在受到出帝短期重用时，能表现出“数月之间，百度浸理”的治国之才，但他却凭借权势，安插亲信于重要职位，大肆收受贿赂，这些不轨行为为其政敌所用，对他屡屡予以打击。桑维翰最终还是为出帝所疏远，加之后晋转向抗拒契丹的基本国策，桑维翰也只能“遂称足疾，稀复朝见”。最终契丹南下，攻入首都汴梁，桑维翰遇害身亡，而后晋政权也在同时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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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维翰的命运可谓是“成也契丹，败也契丹”，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与低谷也恰好与后晋政权由新生走向衰败相始终。后晋政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依靠契丹的帮助而得以建立的。后唐的猜忌迫使石敬瑭与幕僚桑维翰密谋制定了援引契丹推翻后唐以期建立新政权的计划，他们两人导演并开启了中原王朝中某一派的政治势力依靠外族力量实现改朝换代的恶劣先例。同时也被迫上演了“儿皇帝”在外族势力逼迫下匍匐求生的历史悲剧。自世风浇漓的五代以来，桑维翰与石敬瑭两人一直受到后来治史者的指责与诟病，其中尤以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儒王夫之对于桑维翰的抨击最为激烈。王氏言：“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在王夫之看来，桑维翰实是罪大恶极的，他所倡导的援引契丹以建立新生政权的政策可谓是流毒无穷，“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桑维翰以一人之智力一举颠覆了中华民族所固守的传统夷夏观，使中原王朝匍匐于周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不敢喘息，可谓是“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读通鉴论》卷二十九）。王夫之对桑维翰的抨击，固然包蕴着本人作为明朝遗民对于满清取明朝而代之的切肤之痛，但也契合了唐代之后外民族主导中国历史进程主流趋势的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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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宗和玄宗在唐朝前期力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以及唐王朝本身的强盛，故而保持了整个唐王朝多民族国家统一稳定的良好局面。然而随着唐玄宗信任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后，唐朝政治日趋混乱，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将领日益取得藩镇的领导权，加上唐代宦官势力的崛起，唐朝国力日益消耗。与此同时，周边少数民族在实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日益跃跃欲试，力图问鼎中原。五代时代的到来加剧了这一进程。桑维翰只是这个划时代变革中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已。具体而言，后晋政权的建立是以取得契丹的帮助为前提的，而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时契丹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影响中原政局的程度了，任何轻视契丹政权的中原王朝都将为此承担相应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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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评价桑维翰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只限于进行道德谴责，而应该采取综合辩证的态度来加以符合历史客观的剖判。从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来看，不论是五代十国还是宋、辽、契丹，这些政权都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当外民族的实力足以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时，如何有效地调整传统的夷夏观念，在忍辱负重的同时致力于提高国力，等待有利时机，一举改变被动局面，韬光养晦不失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政治决策，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受到帝王递嬗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桑维翰个人自身能力的局限，使其最终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至今日，史家仍然对其人委曲求全之行为大加挞伐，岂能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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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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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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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鉴：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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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恶：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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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佗：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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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同“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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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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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卒：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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