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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后汉书卷二十七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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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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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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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二年，大司马吴汉辟，不应。三年，征拜谏议太夫，数有忠言，以礼进止，朝廷敬之。迁沛郡太守。至蕲县，称病不之府，官属皆随就之，良遂上疾笃，乞骸骨，征拜太中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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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掾，无书。”恢乃下拜，叹息而还，闻者莫不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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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辄称病。诏以玄纁聘之，遂不应。后光武幸兰陵，遣使者问良所苦疾，不能言对。诏复其子孙邑中徭役，卒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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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誉毁别议。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宣秉、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语曰：“同言而信，则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则诚在令外。”不其然乎！张湛不屑矜伪之诮，斯不伪矣。王丹难于交执之道，斯知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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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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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字仲子，是东海兰陵人。从小好学，熟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有病不出仕任官，在家教授诸生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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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二年，大司马吴汉征辟王良，王良不应征。建武三年，光武帝征拜其为谏议大夫。他多次进献忠言，动止有礼，受到朝中之人的敬重。后迁为沛郡太守，走到蕲县时，王良声称有病不到官府，官属们从都依从其意。王良便上书说病重，请求不任太守，光武帝征拜他为太中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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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六年，王良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其在位恭顺节俭，妻子儿女不住在官舍，身穿布服，食用瓦器。当时司徒史鲍恢因事到东海，因此到王良家问候，只见王良妻身穿布裙，拖着柴薪从田中归来。鲍恢不知其为王良之妻，对她说：“我是司徒史，特意来，想见夫人，问有无家书。”王良妻说：“我就是。辛苦先生了，我无书可致。”鲍恢便下拜，叹息而还。听说这件事的人无不嘉赞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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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王良因病归乡。朝廷一年中两次征召，王良走到荥阳，因病重经不住行路颠簸，便到一个朋友家，朋友不肯见他，说：“没有忠言奇谋却取得高位，为什么要如此频频往来不怕烦劳呢？”于是便拒绝收留他。王良感到惭愧，此后朝廷连续征召，他都称病不出。光武帝下诏用锦帛征聘，王良终于没有应征。后来光武帝到兰陵，派使者问王良所得之病，王良已不能说话了。光武帝下诏免除其子孙邑中的徭役。王良后死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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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臣论曰：认为行仁义可以利己的人便假借仁道以追求自己之利，体行仁义的人不指望自己成仁而与仁义冥然而合。季文子之妾不穿锦帛之服，鲁国人以此为美谈。公孙弘身穿布衣，而汲黯却讥讽他多行诈伪。事实并无差异而人们对他们的评议有誉毁之别。这是为什么呢？恐怕是因他们有体仁与利仁的区别吧？宣秉、王良身处优重之位，而宣秉以蔬菜食薄衣为美，王良妻砍柴负薪，可说是行为过于俭约。然而当世人称叹其清廉，皇帝褒扬其风节，难道不是他们诚意俭约的结果吗？古人说：‘同样说信，人们信服其真而不信其言；同样受令而行，人们信服实在的行为而不信其令’。难道不是这样吗？张湛对别人讥笑他矜伪毫不介意，这正是他不虚伪。王丹认为交友之道很难，这是他知道交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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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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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衍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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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时为大鸿胪。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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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丹辟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衍闻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诡于众意，宁国存身，贤智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军残众，无补于主，身死之日，负义于时，智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世相韩，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乎太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人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厉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桀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从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进及睢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晢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见赘于人。’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重至，公勿再计。”丹不听，遂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衍乃亡命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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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始二年，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计说永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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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闻明君不恶切悫之言，以测幽冥之论；忠臣不顾争引之患，以达万机之变。是故君臣两兴，功名兼立，铭勒金石，令问不忘。今衍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岂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诚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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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念天干离王莽之害久矣。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挐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喢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圣汉，当蒙其福而赖其愿。树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犹顺惊风而飞鸿毛也。然而诸将虏掠，逆伦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燔其室屋，略其财产，饥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结失望，无所归命。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权，统三军之政，存抚并州之人，惠爱之诚，加乎百姓，高世之声，闻乎群士，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将军之事，岂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将定国家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兴之主，齐桓霸强之君耳，犹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贼，安其疆宇。况乎万里之汉，明帝复兴，而大将军为之梁栋，此诚不可以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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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衍闻之，兵久则力屈，人愁则变生。今邯郸之贼未灭，真定之际复扰，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军不息，兵革云翔，百姓震骇，奈何自怠，不为深忧？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积，人不为用。备不豫具，难以应卒”。今生人之命，县于将军，将军所杖，必须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选贤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审得其人，以承大将军之明，虽则山泽之人，无不感德，思乐为用矣。然后简精锐之卒，发屯守之士，三军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饶，观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术，习战射之教，则威风远畅，人安其业矣。若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天下无变，则足以显声誉，一朝有事，则可以建大功。惟大将军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监《六经》之论，观孙、吴之策，省群议之是非，详众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风，令夫功烈施于千载，富贵传于无穷。伊、望之策，何以加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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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既素重衍，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扞卫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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