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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170728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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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三节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佛教艺术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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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达到鼎盛。佛教与佛教艺术的发展密切关联，中国古代佛教艺术是随着佛教的兴盛而繁荣，随着佛教的衰落而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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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的起源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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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创建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随着拥有的信徒越来越多，遂组织教团，形成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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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思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和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两大部的主要差别是：（1）对法（事物、存在）的认识。大众部认为“过去未来，非实有体”、“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即认为一切现实都依因缘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才有法体和作用；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是永恒存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世也都是实有的，即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被称为我空法有论。（2）对佛陀的认识。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期的修行而成，他有着无际的寿命和威力，所说一切言语为随机说法，并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认为佛说言语并非都是经教，也并不是一音说一切法。（3）对声闻和菩萨的认识。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声闻、缘觉所得解脱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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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根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此派创始人龙树，阐发“空”、“中道”和“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继续弘扬龙树的学说，使大乘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后还有清辨和佛护、月称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中观的思想，形成自续派和应成派。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着和世亲。无着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着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着、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四家，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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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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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佛教向斯里兰卡传播，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他的儿子摩哂陀去斯里兰卡传授上座部佛教。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出现了两个佛教派别：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3世纪上半叶大乘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在无畏山寺派中又分出了南寺派。5世纪初，觉音用巴利语对南传三藏进行了整理和注释，确立了上座部教义的完整体系。大寺派被认为是南传佛教的正统派。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佛教都承受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法统。12世纪以后，由于外族和殖民主义者的侵入，斯里兰卡佛教曾两度受到破坏，后再由缅甸和泰国重新传入。上座部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约在4—5世纪。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王，建立缅甸最早的统一王朝，曾奉大寺派佛教为国教。以后历代王朝都保护佛教，建立了大量雄伟华丽的佛塔，如18世纪所建仰光大金塔等。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约在12世纪左右。13世纪，泰国素可泰王朝宣布奉佛教为国教。18世纪曼谷王朝诸王都笃信佛教。19世纪中叶以后，拉玛四世对佛教进行改革，形成新旧两派，绵延至今。1919—1927年刊行了全部三藏注释及藏外典籍。泰国目前是东南亚佛教兴盛的国家，被称为“僧侣之国”。5—6世纪时，佛教传入扶南（早期柬埔寨），当时大小乘兼传。6世纪扶南改称为真腊，宗教信仰为大小乘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存在，这明显地反映在宗教仪式和9—12世纪吴哥城的许多宫殿建筑上。14世纪中叶后，柬埔寨沦为泰国的属国，上座部佛教随之传入。以后，老挝又从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从5世纪起，佛教开始传入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巴利等地。据中国高僧义净的记述，7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诸岛小乘佛教盛行，以后诸王朝都信仰大乘佛教与印度教；至15世纪伊斯兰教开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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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出现了很多学派。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和俄国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大约在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在4—5世纪时获得广泛传播。10—14世纪，越南佛教进入兴盛时期。泰国和缅甸佛教对越南佛教也产生影响。4世纪后半叶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高句丽。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由中国传入的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都很盛行，以后禅宗尤为兴盛。14世纪末刊行了《高丽藏》。14世纪李氏王朝虽然一度采取排佛崇儒的政策，但朝鲜佛教仍然有所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至近代又有所复兴。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此后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要求全体臣民“皈依三宝”。从中国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僧，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日本。12世纪以后，日本佛教形成很多民族化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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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播到每一个地区以后，由于受到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形式和内容都有相应的变化，形成许多宗派。中国：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日本：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临济、曹洞、黄檗）、日莲宗等；现代尚有属于日莲系的新兴宗派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朝鲜：有曹溪宗、涅槃宗、太古宗和圆佛教等。斯里兰卡：早期有大寺派、无畏山寺派和祇多林寺派；现代有暹罗派、阿摩罗普罗派、罗曼那派等三大派。越南：有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了观禅派和禅净合一的莲宗派等。缅甸：早期有僧伽罗僧伽派、末罗姆摩僧伽派、偏袒派、全缠派，现有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泰国、柬埔寨、老挝：主要佛教宗派有法相应部和大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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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教的主要教义有四谛、缘起、五蕴以及无常、无我等。公历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陆续出现一批阐发大乘思想的经典，在理论上发挥了空、中道、实相、六度的学说，对教义有所发展。其中主要的有无住涅槃、缘起性空和唯识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上有许多创新。主要的有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以及顿悟、十玄、六相和三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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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典籍共计分为经、律、论三藏。“藏”的原意是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含义，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经是释迦本人所说的教义；律是佛陀为教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及其解释；论是为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尚有一部分佛教僧侣、学者对三藏所作的注疏、撰述，称为“藏外典籍”。三藏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称“大藏经”。大藏经按语系划分，一般认为有三大系统：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梵文经典只有少量残存于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近年来，主要是大乘经典。巴利语系大中国新疆和克什米尔又发现了一些，藏经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泰国和中国云南的傣、布朗和德昂等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上座部佛教的经典，现存的最完善版本巴利语系大藏经，是1954—1956年间缅甸政府召集的第六次结集时勘定的。另外，这个体系也包括用僧伽罗文、泰文、缅甸文、高棉文和老挝文等译出的佛典。汉语系大藏经流传于中国汉族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主要内容为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律、论和中国、朝鲜等国僧人的撰述。汉语系的佛经大部分是从梵文译出的，一部分是从巴利语或西域语言（胡语）译出的，版本甚多。第一次刻本是宋开宝四年（971）所刻的《开宝藏》。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各代，有22种刻本和排印本，另外朝鲜和日本也刊行多种。据《开元释教录》载，入藏的经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乘经、律、论的638部，2745卷，属于小乘的330部，1762卷。又据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载入藏经典为1532部，5814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1932年）共收3493部，13520卷。中国从1984年起陆续出版发行的《中华大藏经》，4200余种，2.3万余卷。藏语系大藏经流传在中国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内容分为甘珠尔、丹珠尔、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丹珠尔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有关著作。藏文大藏经自1313—1939年，各地共刻出11种不同的版本。另有从汉语或藏语转译的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和西夏文大藏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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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与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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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还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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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即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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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会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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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时，佛教曾被看成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这种现象在中国南方云南、四川及长江流域一带考古发现的一些3世纪前后的佛教造像遗物也有体现。这些出土物主要有白毫僧俑、钱树座佛像、铜片线刻佛像、佛饰铜镜、魂瓶等，均是作为丧葬用的明器。佛像进入墓室与王母、神仙在一起，可见佛教初传时确实是被当做神仙依附黄老崇拜。这一方面反映了汉代黄老方术思想的盛行，另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自它传入始，中国人就以中国式的思维与方式接受它。虽然如此，但这些出土的佛像造型风格却主要是吸收了印度秣菟罗的造像风格，即：脸型短圆、眼睛大而圆、平行下垂的线条的衣纹样式、螺髻发型。可以说，“仙佛模式”及秣菟罗式风格的造像反映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初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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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万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杜牧的这一描述，正是南方佛教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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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佛教艺术加快了中国化的步伐。敦煌早期佛像的造型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印度笈多秣菟罗的影响，一方面是受中国汉文化的影响。敦煌早期的壁画、雕像在衣纹、面部特征及总体精神状态与秣菟罗一致。同时，“秀骨清像”这一南朝中原风格也较多地渗入在敦煌佛教艺术之中。尤其是太和改制后一直到隋代，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已基本上是褒衣博带、神情飘逸的“秀骨清像”，一派中原士大夫的神情了。最能体现这一风貌的是这个时期著名的佛画家顾恺之、陆探微。顾开创了“清羸示病”的维摩诘形象，陆发展而为具有一代审美风范的“秀骨清像”。此外，戴逵的“神明太俗”、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张僧繇的“面短而艳”，也对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云冈石窟同样显示出这一特征。它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孝文帝元宏于493年迁都洛阳，龙门石窟便代替云冈石窟成为佛教造像的中心。北魏龙门石窟造像是中国北方佛教艺术汉族化的重要里程碑，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佛教造像所包含的外来因素，被强大的汉族传统艺术融和消化了。如果说古阳洞中最早的佛像还明显有外来影响的余韵，那么稍后一些造像这种余韵已开始消失，洞中主佛及两旁菩萨已完全是褒衣博带、神情飘逸、秀骨清像的神态。从此，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温文尔雅、亲切蔼然的造像风格风行了北魏全境并影响其后的各代乃至隋唐，先后达400余年。除敦煌、云冈、龙门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石窟还有龟兹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在这些石窟中，中国化的特点也有体现。佛教艺术日趋中国化，改变了佛教艺术的本来面目，也使中国传统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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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佛教到隋唐实现了一大飞跃，由以往吸收消化印度佛教为主，转而为独立创造中国式的佛教为主。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都城大兴城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尽管隋代只存在了37年，但却将佛教及其艺术推到又一高度，并起着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桥梁作用。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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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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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的佛教艺术亦如隋唐佛教一样，由以往对印度艺术的吸收消化日趋中国化为主，转而为独立创造中国式佛教艺术为主。体现唐代佛教艺术灿烂辉煌的是敦煌莫高窟和龙门石窟。唐代莫高窟壁画佛像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精彩，造像总体精神面貌已呈中国式。从题材内容上，隋以前的本生故事大大代之而起的是大量经变故事。唐代壁画完全是一片经变的海洋，各种经变故事均能在此找到，反映了唐代净土宗的盛行。如《药师经变》、《净土经变》、《维摩经变》等，尤其是维摩经变一改“示病”之形象，表现出来的是一位张目须眉、目光炯炯、身体强硕、健康智慧的老者形象，表现出唐代昂扬勃发、奋进豪迈的时代精神。菩萨的形象也更具人情味、世俗化，“菩萨如宫娃”的情况与我们在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见菩萨形象相合。这些菩萨曲眉丰肌，裱丽多姿，亲切温和，充分体现了唐代女性美的特点。供养人的形象也大量出现，他们完全是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创造男的褒衣博带，雍容不凡，女的裱丽华贵，气态悠闲，完全是张萱、周哜笔下的仕女形象，只是服饰不同罢了。在壁画其间穿插着众多的飞天乐伎，洋溢着欢乐、轻松、热烈的气氛。总之唐代的壁画欢乐明亮的气氛代替了阴森忧郁的情调，喜乐升平的极乐世界代替了阴森血腥的场面，呈现出一个欢乐祥和的盛世气象。无论是经变故事、菩萨、还是供养人，他们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凭着对佛教的理解，对审美及生活的认识，凭借着非凡的创造力和高超的表现技能，中国唐代的艺术家们完成了外来艺术中国化、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转变，从而创造出中国式的佛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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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形式技巧上，也经历了从外来形式到中国式的转化，产生了张、曹、吴、周四大佛教艺术流派。六朝时期张僧繇的“张家样”与曹仲达的“曹家样”其佛像的衣纹线条还带有明显的外来因素。唐代画圣吴道子在张家样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吴家样”——吴带当风。吴道子运用传统线条发展创造出遒劲挺拔，一波三折，错落有致的“莼菜条”式的线描方法，所绘人物的衣纹、飘带、衣袖具有迎风飞舞之势，造成“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把线条的造型能力与表现能力发展到一个完美的境地，“吴家样”这种纯粹中国式的佛教绘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唐之际，周昉改而为“裱丽丰肌”的人物形象，被称为“周家样”。周昉所创菩萨形象有着浓厚的人情味和世俗情调，他“妙创水月观音”具有女性美的特征，十分流行，影响后世。可以说从曹家样、张家样到吴家样、周家样，中国佛教艺术已完全摆脱天竺的影响，确立了中国式的佛像风格和民族绘画格式，外来样式已被完全吸收消化了，中华禅在唐朝已确立，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亦在唐代基本完成，正如苏东坡所言“能事毕矣”。最具大唐风采的是于672年营建由武则天助脂粉钱2万贯的龙门石窟奉先寺中的卢舍那大佛坐像。佛像高大雄伟，完全是在以写实的手法为基础又不违背佛教仪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原则下创造而成。大佛整体精神特征也趋向中国式，面容庄严典雅，脸型丰满圆润，眉如新月，鼻梁直挺，面部表情温和慈祥，把大唐盛世对外来文化兼容的恢宏气度、大唐民族开朗健康的性格和高度民族自信心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大佛周围的阿难、菩萨、天王、力士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他们之间性格特征不同，但又相互关联，构成一组完满的群雕。唐代的佛教艺术在形象塑造与内在精神的结合上，宗教性与世间性，理想性与表现性方面已达到完美的境界，可谓“灿烂求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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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又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并使张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祐年间（1034—1037）已达80余人。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佛教艺术至宋代已近尾声，但这却是一个大放异彩的尾声。在晚唐至两宋之际开凿的四川大足石刻，在“盛唐典丽辉煌”的基础上又发展到一个新的成熟阶段，其艺术魅力为人折服。大足石刻佛像更是突破宗教仪轨，以生活世俗气息浓郁而著称于世。如有“北山之冠”之称的“数珠观音”，根本就是一位婀娜多姿、纯洁迷人的少女形象。宝顶山的“牧牛道场”、“养鸡图”、“涅槃图”等众多佛像完全是中国化、世俗化、生活化的典范，是以佛教题材来表现现实生活，堪称宋代生活的缩影。在这里神的庄严，人的神韵，生活的美，神化了的人，人化了的神得以充分体现。大足石刻佛像群把佛教艺术中国化进程推向高峰，它浓缩地反映了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艺术时至宋代完成了它中国化进程的历史，为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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