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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先驱者的格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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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就侠人群自身人格格范对历代侠者的影响作一番检讨。这种人格，特别是游侠先驱的人格，对后世侠的人格塑造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上述诸端更直接更有效。倘若结合侠的人群构成、活动方式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一点就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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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游侠最初的集团构成而言，无疑是由春秋、战国失职士人中偏尚用武的一类蜕变而来，以后不断有平民和自由民加入。两汉以后，社会各色人等都有投身为侠的，其中尤以豪强地主和亡命无赖居多。唐宋以降，商业、手工业者又大量涌入，乃或花鸨梨姏也有挺身为侠的，遂使其整体构成更趋驳杂。这种构成因素的驳杂，直接影响了侠的人群特征和人格特征的建成。如前所说的，侠好游好勇好名，为求公正的伸张，乃或一己意气的伸张，可以不顾一切。这其间，自有尚友重信、刚毅坚忍的一面，有严于自律、爱重名节、为求社会公正不惜身陷法禁的忠直一面。然而，由于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居上层者好以财势役人，居下位者又每每以强力压人，也使其人格在核心特质之外，带上了明显的两面性。那种偏尚意气、快意恩仇，过执是非、睚眦必报，尤其受到来自传统伦理规范的无数次拷问。而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的日渐活跃，其交结官司，役使衙蠹，明作威福，暗操生杀，更常被人视同盗匪，畏避如寇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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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当中，先秦游侠先驱和两汉著名侠魁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并且正面的。尽管这些人当中也不乏贩夫走卒和鸡鸣狗盗之徒，然他们能高上其志，平居不异常人，乃或唯唯诺诺如庸人，一旦事起仓猝，变难突发，都能慨然慕义，挺身奋起，极具人格上的感召力。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所载的北郭骚便如此。靠结罘网、捆蒲苇和织屦履奉养老母的北郭骚因不能维持生计，尝前往求见齐相晏子。晏子仆人识得他是“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贤士，极力怂恿晏子满足其要求。晏子见如此清高之人独独向自己告贷，颇为自得，取出一些钱粮相赠。北郭骚“辞金而受粟”，不道一声谢就走了。不久晏子因见疑于齐王，不得不出奔国外，行前来辞，北郭骚沐浴而出，问明情由，只淡淡说了句“夫子勉之矣”，晏子十分绝望，叹自己不会识人，合该有今天的出亡。北郭骚见晏子一走，立即招来朋友，告以“养及亲者身伉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然后穿戴齐整，入见齐王，力言晏子当世大贤，若离去齐国必遭列强侵凌，自己不忍见此，所以先死一步，来此是请以一己之头为晏子开脱。从他同去的朋友将其头颅放入竹笥，称北郭骚为国而死，我也将为他而死，遂回家自刎。齐君听说后十分惊骇，想到晏子如此得人爱戴，亲自将他追回。北郭骚一旦受人恩惠，不惜以身相报。北郭骚之友激于义气，也能以死报答友人信任，真可谓人以群分。此后，有侯嬴报平原君恩刎颈而送之事，北郭骚及友人的侠行足以与之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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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人格精神，知恩必报而不伐己德，为求事成而无所畏惧的气概，无疑为后代侠者舍生取义、感分遗身作出了榜样。榜样是什么，无非是一种人格范型。每个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都不相同，基本精神面貌因此各有特点。然既为侠者，则必须接受一种共性特质的指引。就实际情形看，侠是乐于接受这样的指引的。所以当有一气义兼具的人格挺立在前，因身心受到震撼，他们是不仅要在自己身上复活这份气义，更要使这气义代代无绝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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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公孙杵臼、程婴、毕阳、偃息、仲行、缄虎、专诸，战国时豫让、要离、孟胜、徐弱、聂政、蔺相如、朱亥、毛遂、鲁仲连、虞卿、唐雎、缩高、荆轲、高渐离、田光和养士四公子等人，各立侠节，做出许多名动天下的义行，包括汉代朱家、郭解等人的倾家无吝，扶贫济困；以命归之，必见存拯，大抵都不出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范围。他们虽只乱世中一弱士，然大多具特操，有信仰，能行动，又廓落自喜，不矜细行，与据于儒、依于道或逃于禅的士人别一怀抱，由此自成别一种格调，对后世侠人格的养成与确立都发挥过重大的影响。乃至到近代，当朝多秕政，败亡之渐，仍有人以此相砥。如冯自由《革命逸史》记潮州黄冈起义英雄余通“少负气任侠，稍读书”，仍“深慕荆轲、豫让为人”，谭嗣同《报刘淞芙书一》中则自称“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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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侠的活动方式来看，虽仍有人基于道义、激于意气来展开自己的侠行，并且，由于它不是被个人的某种缺失引出，也不需要任何外力的鼓励，他们救人救彻的活动，乃至施恩拒报的超道德行为，都很好地光大了游侠先驱的人格。但也不能不指出，在此后绝大部分时间，平世或浊世中，他们大多好以奇言奇行邀引世誉，以奇志奇节立威树名。对社会常规和世俗常理的抗拒，使得他们超然于绳检之外，拥有一份自我解放、随心所欲可逾矩的快感。从历史上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他们是十分希望享有这份快感的，并且为了充实和加强这份感觉，乃或在被拯救者或一般社会人群面前树立起高大的英雄形象，他们不惜通过保持与外人心理距离、行为距离所获得的神秘感，来维持这种感觉的存在。而就客观方面来说，一般社会人群大多安于弱小，藉着期盼超人出现代为决断是非实现正义的心理，也愿意看到并接受有一个由里到外都异于常人的拯救者，并乐于传扬他们的异事和奇行。至于其横行不法，时捍文网，只要尚未危及自身，人们总会站在非享利者的角度拍手称快，并从中获取一种心理代偿的满足。侠受到这种殷勤的鼓励，自然更将自己的特性发挥充分，乃或至于刻意为之，以称大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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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有凛遵侠者义务性的角色规范的，也有的则不免逸出正规，合理范围内的报恩报怨之外，常行受人厚赂，谋刺仇家之事，此所谓以谋奸合任为业，又称“会任之家”[112]，此外还有藏亡匿死、攻讦长吏、持吏短长之事。前者正如近人瞿兑之所言：游侠“最为人所归附之原因，盖以其动即容庇罪人，抵抗官府”[113]。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布衣时，性喜任侠，就曾“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114]。唐房光庭“任侠不拘小节。薛绍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后事泄，“执政义之”，仅将他调任地方而已。[115]后者，如“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116]。影响及后世，如北齐李景遗当兄以受贿罪被御史举劾，禁于州狱，即率左右十余骑，诈称台使，入州城劫人，州军追讨不能制，他由此大得侠名。[117]类似的事情明清两代仍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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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们常常自神其迹，著叠带冒，以札刺相高，既装束怪异，又好带兵器，剑弓不离手，骏马不离身，有的怀丸挟弹，从者如云。如果说，先秦游侠先驱因置身士阶层，并无意于自尚身份的话，两汉以来的游侠则开始注意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培养，装束的奇特是这种认同与归属意识的表层外显。再者，他们资财获取的渠道也很特殊。由于大部分侠不治生产，不乐常业，若无家产遗留或富贵接济根本无法生活，然而事实是侠的生活大都不差，有的还很好，这是因为他们常做诸，如剽掠椎埋、掠卖劫质、发冢盗铸等无本的买卖，一直到在水陆两道违禁走私。如《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就曾记载“长安少年数人，谋共劫人”，明人郑仲夔《耳新》一书也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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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惠有大侠，每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赎取，必厌其所欲，始听归，谓之勒赎。初掠去时糊其目，有数人掖而行，行许久导至一所，入门皆纡回深巷，及里许令开目，则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仪卫如王者状，掖者令前伏谒。日廪饩之甚厚。将赎还时，令谒辞冕者，复与之燕，皆异馔罗列。燕毕辞出，复糊其目。掖至出帖处，乃令自取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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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劫富豪以自济。当然，不排斥也有的侠行此以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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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充满刺激，斗鸡斗鸭、飞马走狗外，击剑骑射、赌博豪饮是他们最常做的事。击剑骑射“于血气精神，有鼓荡发扬之效”[118]，故侠可以好此而不乐生产。赌博豪饮能激扬人的意气，获得较强烈的快感体验，更使侠为之倾倒，一时“饮博之徒”竟成侠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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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上述活动方式大体在两汉已经出现或基本定型。考察后世侠的活动，在行为处置和情感处置方面基本没有逸出这一范围。基于独到的道德视境和特有的好恶趣味，他们着装奇特无非是为示勇立威，求势博名；非法敛财无非是为更好地周游交结，自利利人。至于对社会法禁的干犯，对官府乃或朝廷的抗拒，显见是为了求生存，进而求从心所欲可逾矩的自由的快感。所有这一切都滋育了其轻急顽悍、果敢勇毅品性的养成，论及并归纳侠人格的总体特征不能遗落这些具体鲜活的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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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侠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侠秉持独特的原则，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屡见于史。当他们处身民间，游于江湖，大多能葆有自己所崇尚的自由天性，并因这种天性为广大的人群所认同。然而，基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他们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异类，也生活在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中。正是在对这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处理中，侠向世人展示了其诸多神秘外相包裹下的复杂人格的每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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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数端一样，侠的主要社会关系也是由秦汉游侠先驱确定的。一是与公侯权贵的关系。在崛起之初，侠即与公侯权贵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称“汉代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其实早在战国时，那些在四公子门下为客的游侠已与权贵交通并为其所用了。《史记·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即可证明。信陵君“能急人之困”，大有侠风，他所倾心结交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屠夫朱亥也都是侠。秦末，曾为信陵君门客的张耳亡命游外黄，受富人嫁女厚奉，“以故致千里客”，“高袒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119]。两汉以来，养士之风不但并未消歇，侠与王公贵族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反而变得更加密切，这一点可从班固《汉书·游侠传》中清楚地读到。《货殖传》也曾记载其时长安富商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王褒《游侠篇》所谓“河南朝四姓，关西谒五侯”，不过是对这种现象的形象表达。[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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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王公贵族对侠的态度而言，则有一个由因钦敬而礼遇，向为利用而恩结，乃至豢养以为驱使的转化过程。汉代任侠成风，游侠享有隆盛的社会声名，并承战国余烈，活动还较自由，主人失势或自己与主人不合，都可要求离去；主人立下的规矩，也未必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如成帝时大侠楼护出入外戚王氏家，被奉为上宾。王氏假元后之力，势倾朝野，于汉河平二年（前27年）有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兄弟五人同日封侯。他们“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彼此间各“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但楼护却能自由穿梭，“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有的侠不为人客，乃或自己养客，更不存在人身依附问题。以后随官制的完备，官吏特权的膨胀，还有门客向私客、奴客方向的转化，依人做客的侠对主人的服从才渐渐变得无条件，侠的独立性也才渐渐消失。[121]侠与权贵交往导致的结果是多重的，既使侠赖此为依托，做出种种有利于贫病孤弱的侠行，也容易使其障于恩义，摆脱不了名利的诱引，甘于沦为驱役的工具。[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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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与豪宗强右的关系。所谓“豪杰则游侠通奸”，汉代这两种人的联系非常密切，虽高祖、武帝迫令迁徙，但“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寄食于关中土著之间”，并没有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使他们“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焰沮丧……摧折凋残而日以衰”[123]，从某种意义上反而把两者牢牢粘连在一起，并使其在不久以后得以迅速地复苏和发展。[124]当然，就一般情况而言，迁徙之法还是能起到裁抑作用的，所以推行过程中常会受到阻力。不要说强行迁徙，即使冠以求才的美名，也会引起他们的反抗。如北魏永兴五年（413年），明元帝拓跋嗣诏令遣使“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125]，就曾引起不小的骚动，“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面对来自侠与豪强站在一个立场上的合力反对，明元帝拿不出任何办法，只得召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等人商议。问：“前以凶侠乱民，故征之京师，而守宰失于绥抚。今有逃窜，欲大赦以纾之，卿等以为如何？”元屈认为“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于下，不以先诛首恶，赦其党类”。崔玄伯不同意，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赦而不改，诛之不晚”[126]。帝纳之。可见一旦侠与豪强联系是足以令朝廷大感棘手的，而侠与豪强似也深知这一点，由此更注意胶结朋比，以至于上干王法，下乱吏治，无所不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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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以后专制统治加强，战国余风日渐荡失，除皇室并兼土地受到保护外，一般豪强地主肆意倾吞横行不法，总会遭到朝廷的裁抑，故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招纳亡命，任用游侠以夺权于地方，宋以后尤如此。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朝廷新颁充军条例，对大户佃仆犯法户主知情放纵设专门的处罚规定[127]，更使豪强招聚人手时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就侠一方面言，至宋元以降日益离落，社会影响收窄，对豪强的吸引力也就大大降低了，故宋元以来能兼为大僚的日渐减少，平交公侯并与之分庭抗礼之事也再难见到。但是，上述判断是就侠与豪强关系发展的总趋向而言，相反的例证间或仍有，如前已提到，就是在明代，仍有不少豪强任用奸侠为害地方，于此可见秦汉侠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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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与盗匪及起义农民的关系。侠上可与公侯权贵、地方豪强相交通，在某些特殊时期又可与独霸一方的藩镇相往还。[128]但既称游侠，为不居常业不持恒产之人，毕竟以处民间的时间为多。此时没有正当稳定职业且有一定寄食性的他们，在不能与上述财势之人往来并得其资助情况下，赖什么为生？或者说，是借重怎样的社会关系继续他侠者的纵放生活呢？按之史实，不难发现社会上大量盗匪或有盗匪习气的浮手游闲存在，给其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机会，侠与盗匪的关系由此变得十分密切。昔《庄子》称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六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以至“万民苦之”，这盗跖显例是一侠魁。《汉书·武帝纪》所言“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则指出豪猾游侠常远交近取，勾结强盗土匪多行不法。这些盗匪自己凭强力干没本钱的买卖，对孔武有力且不爱理会官府法令的侠几乎有天然的好感。侠豪爽讲义气，轻视财货，堪托生死，更符合他们的胃口，所以他们大多乐意甚至主动与侠结交。如汉末董卓早年在羌中为侠，当地豪帅，即一批强盗头目都与他倾心相交，及其归耕故里，还打老远跑来看望。有的人因钦慕侠的为人，甚至自愿归服门下，受其约束。汉以来最崇拜游侠、而侠也多赖以成事的基本群众，那些出则无衣入则无食的亡命无赖，也都是以盗为生的歹人乃或就是盗匪。故《史记·游侠列传》称其“走死地如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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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与盗匪关系密切还集中表现在一些侠兼作盗匪，具有亦侠亦盗的双重身份。当他们急人之事解人之难时是侠，而出于私利，纵欲自快，劫人财物以自奉时就是盗匪，是司马迁、班固所说的“盗跖居民间者”。每每在这种时候，他们所结交和倚重的就基本上为清一色的盗匪了。以后历代侠放而为盗贼，从晋戴渊、北齐詹法寿、唐刘弘基、牛进达，一直到明王直、清张嘉祥等人，几无例外。如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故人乐与之游，一时恶少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咸宗之”[129]。当然，不能说做强盗的侠就一定褪尽本色一无可取。所谓盗亦有道，许多人虽涉身为匪，仍不时驱策或影响同道劫富济贫，行侠义之事，这样的出类拔萃者古人称为“侠盗”。有的因能纠合徒众为民请命，甚至还获得了官方的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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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类此，既表现在许多起义领袖和参加者多游侠出身，如秦末农民大起义中英布、彭越等人都好为任侠，甚至就可以说是侠，他们特别愿意与不久公开造反的骊山刑徒、钜野泽少年相结交，并希望赖此做出一番大事，汉末黄巾大起义中张角所用的“刺客死士”中也多游侠。又表现在有些起义领袖召纳豪侠以扩充势力，壮大队伍。在秦汉侠的影响下，隋唐以降如窦建德、杜伏威、李子通、徐世等人都以任侠领袖群众。如窦建德材力绝人，喜侠节，重然诺。乡人有丧亲，贫无可葬，他“遽辍耕牛，往给丧事”。有劫盗夜入其家，他发觉后用计力杀数盗，从此远近闻名。他还做过里长，因犯法亡命，遇朝廷大赦才返家。父死之日，赶来送葬达千余人。至于藏亡匿死之事更没少做。隋大业七年（611年），朝廷募人征讨高丽，清河郡选勇士充小帅，他被补为二百人长。其时山东大水，同县人孙安祖家为水淹，妻儿饿死，但县吏仍要征他入军，他一怒之下将人杀了来投，窦建德二话没说就将他藏匿起来。以后又招诱逃兵及无产游闲数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为群盗”[130]。观其行事，纯然是豪侠的作派。以后领导河北义军攻城克地，已成为反隋领袖他与士卒同甘苦，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皆散给众人，自己衣食住行十分简单，妻儿不着纨绮，故在军中享有很高威望。此外，北宋宋江、元末郭子兴、陈友谅，明代江西邓茂七、清末石达开等人也都豪侠出身，行事作风与窦氏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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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侠有许多真实的思想情感确乎只有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才得以显露。如他好结交，好立名，好行公义，好张义气等等，面上看去迹近乖张，但基于在现实关系中找到安全、安适之地的考虑，它们其实都很可以理解。此其一。其二，秦汉侠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多为后世侠所沿承，由此造成其在处置这些关系时大多投以相同的关注，发抒一种指向稳定的情感，因此他们的人格面貌和特征也就有了共通性。当然，其间秦汉侠的人格感召无疑是起了重要的规范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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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氏春秋·当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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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儒墨最盛并称考》，《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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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5、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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