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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梁武帝的佞佛与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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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怕是中国历史上最遭非议和最富争议的一个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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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三十八岁登基，八十六岁死于侯景之乱，在位四十八年。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都是短命的政权，其中宋经历八个皇帝，共五十九年；齐经历七帝，二十三年；梁四帝五十五年；陈五帝三十二年。前后二十四位南朝皇帝，梁武帝的统治时间固然为最，置诸秦统一中国后之帝王世系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享国最久的皇帝之一，只略逊于康熙的六十一年、乾隆的六十年和汉武帝刘彻的五十三年，而与明神宗朱翊钧同以六八之数并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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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结局就不能和汉武或康、乾乃至万历帝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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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一生功成名遂，在他统治时期汉代达到了全盛，虽然晚年求仙有些走火入魔，终究死得较为平安。康、乾有“盛世”之称，他们身后仍有一百多年的天下。晚年的康熙因诸皇子夺嫡，弄得心烦意迷，甚至有人怀疑其驾崩系皇四子胤禛做了手脚所致，但此说缺乏证据，平实而论，也许还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较为可信。至于乾隆，早在临宇之初，就发誓在执政六十年的时候，把皇位传给嗣子，后来果然实践诺言，当御极周甲子大庆之际，传位给嘉亲王永琰（嘉庆帝），又过四年，安然而逝，终年八十九岁。而万历帝病死之后，明室也还延续二十余年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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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则不同，他是在侯景攻陷建康，城中十余万男女只剩下两三千人的情况下，被软禁起来，病饿而死的。人们并不同情他，因为侯景之乱系他一手酿成。当时南北朝臣无不知侯景是个机诈多变、反复无常的小人，在降梁之前已有过多次叛而降、降而叛的记录。梁武帝不纳众谏，荒唐地把夜梦天下太平和侯景求降联系起来，以为统一中原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委以重任，结果铸成大错，落得国破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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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公元547年，梁朝主力军五万人在彭城寒山堰被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击败，梁武帝闻讯紧张得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可是兵败之后，他继续任命侯景为豫州刺史，并赐给青布万段，信使相望，完全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难怪羁留北方的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里要说他“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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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另一件遭诟病的事是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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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在儒、释、道并存兼容的中国传统社会，也算不得什么。汉武帝为神仙方士所惑，前面已附及。英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能避免与和尚、道士打交道。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王室之间，骨肉相残，杀人如麻，仅齐梁之际，史家就有“内难九兴，外寇三作”的说法，民谣则谓：“遥望建康城，江水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上至群臣君上，下至草野黎庶，均有朝不保夕之感。佛教借此弥漫，土壤气候，正复相宜。梁武帝父兄曾佐命萧道成夺取刘宋政权，他本人也是在杀戮中走过来的，皈依释氏，应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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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他佞佛佞得有些过火，反而觉得当皇帝很委屈，一再表白“有天下，本非宿志”，宁愿“归志园林，任情草泽”，雅不情愿在这里“膺大宝”。这还不说，当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三座规模宏阔的佛寺建成之后，他亲自到同泰寺舍了身，三日后才还宫。两年后更进而脱掉帝衣，穿上僧服，住进同泰寺便房，在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讲起了《涅槃经》。佛教称这种舍身方法为“清净大舍”，走到这一步，就不容易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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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公卿群臣于是慌了手脚，不得已出钱一亿万，才把皇帝赎出来。不料后来又有第二、第三次舍身，再出一亿万奉赎，皇帝虽然没跑掉，满朝上下早已鸡飞狗跳，不成体统。所以当朝就有一个名叫荀济的人发出警告：“宋齐两代重佛敬僧，国移庙改者，但是佛妖僧伪，奸诈为心，堕胎杀子，昏淫乱道，故使宋齐磨灭。今宋齐寺像见在，陛下承事，则宋齐之变，不言而显矣。”后来更有人以武帝佞佛为萧梁丧乱败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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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因佞佛，大造寺院，广施僧钱，上行下效，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固是事实。屡次舍身，势必引起朝政废弛，也毋庸讳言。但要说萧梁的败亡主要是由皇帝佞佛所致，则未必允当。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卷论《全梁文》部分，对此广征博引，析论甚详，并引而为说：“夫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究其理则势不两立，而见诸行则事必折中，损益调停，经亦从权。故谄道佞佛，虽甚妨御宇为政，而不能尽废御宇为政。”（钱著《管锥编》第四册，三联版，页2133—2134）又说：“梁武台城之殍，宋徽青城之俘，佞佛谄道与有咎焉，却不能专其咎也。”（同上，页2134）可谓理通明辨之论。何况拨开云翳，以实为史，梁武帝自有其长处，否则不会享国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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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他勤奋好学，善为文辞，“千赋百诗，直疏便就”；对经学、文学都很有造诣，著有《群经讲疏》二百余卷，《通史》六百卷；工书法，喜卜筮，长骑射。且生活尚俭，穿布衣，吃粗食，一日只一餐。不饮酒，不听音声，勤于案牍，冬天四更便起床，把灯烛披览，冻裂双手，仍坚持不懈。由于浸沉佛法，即使所下诏谕，也带有“煦煦为仁”之意。惹得与南朝对峙的东魏丞相高欢不无妒意，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事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史》卷五十五《杜弼传》）其实早在称帝之前，当萧衍与沈约、谢朓等在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并称“八友”的时候，他的这种儒雅之风就开始养成。只不过流俗史家的眼睛难免掺进势利，容易蹈以成败论人的历史覆辙，既然佞佛和纳降侯景是梁武帝生平两大显污明误，余下种种便化作微德小善而不为人所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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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依笔者的看法，梁武帝还有两点至为难能的地方，于今思之，仍会产生庄肃诚敬之感。一是他佞佛佞得真诚，是真信仰，不是假信仰。这有他写给萧宝夤的手书所说“自有天下，绝弃房室，断除滋味”可证。《净业赋》的序里也提到此点。另外《梁书》本纪有“五十外便断房室”的记载。时间容或有出入，要之至少有三四十年之久梁武帝真正做到了拒女色、“断房室”、“不食鱼肉”，应是不争的事实。孔子说“食色性也”，做到这点，可不是容易的事，没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信仰和义无反顾的宗教精神，万不可能。二是梁武帝自己虽然佞佛，对反对佞佛、撰写《神灭论》的范缜，却不施加迫害，而是诉诸理性，亲率群臣与之辩难，自己还专门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文，提出：“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颇有平等论争的学者风度。这在传统专制社会，站在九五之尊的立场，可不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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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这一点，就不该忘记南朝有个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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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今人的论著，无不称赞范缜有理论勇气。殊不知勇气的产生，也须有相应的思想文化环境。《管锥编》作者论范缜有云：“缜洵大勇，倘亦有恃梁武之大度而无所恐欤？皆难能可贵者矣。”是呵，是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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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91年10月28日，载香港《明报月刊》，原题作《话说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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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古代的男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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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史学博士阎步克先生，日前以其所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见赠，洋洋二十余万言，翻阅之下，甚觉欣喜。我知道作者是位治学态度谨严的青年学人，果不其然，全书十五章，对主要存在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察举选官制度，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而立论坚实、处处以材料说话，是这本书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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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者在考察当时选官制度的危机和弊病时，只着重说明“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不足取，而未涉及“以色取人”，不能不说是千虑之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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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汉魏晋时期，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一旦获宠，立刻封官晋爵，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司马迁特地为佞幸立传，开篇就提出：“非独女以色媚，士宦亦有之。”班固在《汉书·佞幸传》中同发一慨：“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至于《晋书·五行志》说的“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已超出以色获得贵宠的范围，这里姑且不论，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流风之所及，给社会精神气候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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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里写道：“昔以色幸者多矣。”这里的“昔”，指的是秦汉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过那时男宠的含义比较局限，只是爱其色，陪伴左右，宠而骄之，有虚位，而无实权。《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宋景公宠幸向魋，把胞弟公子地的四匹白马的鬣尾都染成红色，送给向魋，此事激怒了公子地，又派人夺了回去，使得向魋很恐慌，决定逃亡别国。景公对此无可奈何，关起门来大哭，眼睛都哭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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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王和龙阳君的故事，听起来还要动人。一次两个人同船垂钓，龙阳君突然掩面而泣，王问所以，回答是钓到了鱼。魏王感到奇怪，说钓到了鱼为什么还要哭？龙阳君说，钓到鱼自然高兴，但钓到更大的，就不想要前面那条了。因此联想到天下的美人多的是，难免撩起衣裳往大王身边跑，终有一天我会被抛弃——想到这一层，能不哭泣吗？魏王为表示宠爱之心坚不可移，当即布令全国，如果有谁敢于胡说乱道美人之类，就处以灭族之罪。宠幸得可以说无以复加。尽管如此，龙阳君本人并没有得到实际权位，致使他临钓而泣的潜在心理因素，如影随形，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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