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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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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曲折离奇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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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e F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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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的外交任务，几乎到了脱离现实的地步，这点适足以折射出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所抱持的主流态度。当时出现的名词“中国风”（Chinoiserie），指的正是强调华美装饰的洛可可风格。这种风格，模仿中国文化、艺术中的柔美梦幻色彩，表现在许多生活层面上：壁纸、柳条盘子、壁炉台、木头檐口、格子框架、家具、亭子、宝塔，以及最重要的园艺。无论是凡尔赛宫严谨的几何图案设计，还是由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位于格林尼治（Greenwich）的海军医院，均由于大量运用直角及直线，产生了一种悠闲的轻松感，也就是当时人眼中的中国风味，并由于空间隐秘，处处隐藏玄机，更带出了特别的亲密感。马戛尔尼在其谈论中国的日记末尾，以一段话总结了这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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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艺师是大自然的画家，虽然缺乏透视训练，却能利用距离远近营造最佳视觉效果。他们或是拉远，或是压低园内景物，根据植物的形体数量将其安前或置后，以树木的明度对照树丛的暗度，并以强烈色彩的震撼感配上简单设计的柔和感，或根本不作任何装饰来凸显建筑的不同层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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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这段文字指出，随着习惯及品味的改变，一个时代也宣告结束了。推动法国革命及美国革命的情绪，若非复兴了传统观念，就是在哥特式的礼赞下，全然摒弃了传统及中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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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早期，能够开风气之先见证中国风格的人，包括英国日记体作家约翰·艾弗林（John Evelyn）。艾弗林1684年6月22日写道，“一位名叫汤生的耶稣会士”，让他看了一些“由日本及中国耶稣会士寄来的珍品”，它们的目的地虽为巴黎，但是因为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运送，因此当时暂置伦敦。艾弗林表示，他这辈子还没见过类似的东西，他的珍品清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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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醒目的是巨大的犀牛角以及金碧辉煌的背心。那背心以金线编织刺绣，颜色鲜活，既优雅又活泼，欧洲压根儿见不到。还有一条镶着各式珍贵宝石的腰带和锐利到不能碰的匕首，刀刃的金属光泽也不是我们常见的，偏淡偏青。至于扇子，倒像是此地女士们惯用的样式，只是大得多，有个雕琢精美的长柄，扇面上则布满了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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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弗林表示，有些物品几乎让人误以为直接来自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乌托邦的小说《新亚特兰提斯》（New Atlantis），其中又以闪亮的黄色羊皮纸为最。但是在这些珍奇而雅致的物品之外，还有另一批神秘又邪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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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有山水风景、神像、圣人、毒蛇的印刷品，造形恐怖邪门，都是他们膜拜的对象；还有人物和乡村，画在玻璃般透明的棉布上，相当罕见；另外就是花卉、树木、野兽、飞鸟等，精细自然地画在丝般的材质上。至于各式各样的药剂，根本不是我们的药师和医生所能调配。特别是其中一种药，耶稣会士称为“拉泰格迪”（Lac Tygridis），样子像菌菇，却有金属般的重量，看起来又像某种物质的凝结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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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弗林所认识曾经去过中国的西方旅行家中，至少有一个人喜欢装扮得像“东方人”以接待访客，他们之中有些人喜欢说有趣的中国故事给艾弗林听，还有人会展示刚得到的“绘有中国人生活方式及乡村风光的山水屏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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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艾弗林的珍品清单、喜爱穿着东方长袍的英国人，还是登堂入室进入英国坚实乡村庄院的中国山水画，其实都是许多英国人绝对排斥的对象，特别是那些自诩为传统中产阶级美德的守护者。他们眼见斯图亚特宫廷道德低落，早已感觉简朴生活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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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时，中国正慢慢地渗入英国人的生活。莎士比亚并未顺应此趋势，他只在作品中两次简单提到“契丹人”，而且态度都很轻蔑。[4]在弗兰西斯·葛德文（Francis Godwin）1618年的社会讽刺剧《月球上的人》（Man in the Moone）中，勇敢的太空人回到地球时，降落地点正是中国，他并受到慷慨、好奇、聪明的中国人款待。十七世纪中期，弥尔顿（Milton）的作品显示，他对中国的准确位置及历史缺乏明确概念。以《失乐园》（Paradise Lost）为例，亚当从乐园中最高的山上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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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盛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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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汗八里（Cambalu）的城墙，契丹汗的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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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至帕金（Paquin），中国王的领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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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Cambalu 就是马可波罗昵称的Kambalik，而帕金亦即北京。由字面上看，亚当的目光其实一直在同一个城市里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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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艾弗林的珍品清单是1664年列出的，仅仅五年之后，英籍学者约翰·韦伯（John Webb）就费尽心力，完成了他毕生最伟大的事业，证明中文是第一种基本世界语。不久后的1685年，根据历史记载，中国人沈福宗（Shen Fu-tsung），在法籍耶稣会士伴随之下前往法国途中，曾转往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天主教宫廷拜访，使这位天主教皈依者成了第一位踏上英国土地的中国人。沈氏备受礼遇，英王命令宫廷画师戈弗雷·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为他画肖像，牛津大学尊他为荣誉访客，他并在该校和英国大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会谈、切磋，双方用的是共同语言拉丁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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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七世纪末期，中国风格的事物影响力之大，自一幕莎翁《仲夏夜之梦》的舞台演出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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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一片漆黑，有人在上面独舞。接着交响乐响起，突然间灯光大亮，舞台上清楚出现一个中国花园，有建筑、树木、植物、水果、飞鸟、走兽，与我们日常见到的花园大不相同。花园尽头是个拱门，从其中看进去，还有其他拱门、树荫、成排树木，直至尽头。在这个花园上面，是一个悬空的花园，由架子撑着连到屋子顶端，花园两边都有可爱的凉亭及各式树木。空中有珍奇的小鸟飞舞，舞台顶端是一喷泉，水流淙淙，流入大池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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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如画的景色里，中国恋人唱着普赛尔（Purcell）优美的二重唱，六只猴子从树林中现身跳舞，舞台上此时进入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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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中国风味的基座从舞台下升起，上面放着六个巨大的瓷盆，中间种着六棵中国橘子树……基座朝着舞台前方移动，二十四个人开始跳起优美的舞蹈来。此时海门（Hymen）现身台上，设法撮合奥布朗（Oberon）和提泰妮娅（Titania），并结合了中国恋人。众人齐歌五重唱，歌剧至此告一段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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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华美感性的中国风味第一次碰壁，是在小说家兼政治文宣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笔下。笛福1660年生于伦敦屠夫家庭，在虔诚的新教环境中长大。还不到三十岁，他就将生平赚到的第一笔财富赔光了，肇因自己的草率及生意伙伴的欺诈，此后，他就凭借写作过着离经叛道的生活。他先以讽刺文《地道的英国人》（The True-Born Englishman）出名，接着又积极鼓吹英国应取代开始走下坡的西班牙帝国接管其海外势力。他刻薄的政治小册子经常为自己惹来麻烦，最后他被判邪灵附身，上了枷子，关进“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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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谈到中国，是在1705年奇幻作品《巩固者》（The Consolidator）及《月球世界》（World in the Moon）中。当时笛福似乎颇能从善如流，采用了一些有利于中国人的论点，指出他们“有历史、聪明、有礼、勤奋”，手工造诣很高，正好弥补“欧洲科学落后、无知的缺陷”。[8]不过到了1719年，当他出版《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第二部时，态度却变得敌对、歧视，这可能是因为他个人思想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为了吸引英国中产阶级读者才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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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1719年8月将该书仓促付印，希望借着4月才出版的第一部的畅销余威，乘胜追击。也许是太过仓促了，使得原本可以从容写成的书显得草率而尖锐。因此，虽然鲁宾逊抵达中国的过程，有点类似一百五十年前平托书中主人翁意外进入中国的情节，笛福却缺少平托的悠闲语气，也未尝试以比较性手法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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