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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九章：中国风情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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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merican Ex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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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谢阁兰这种在美学上强而有力的文章，到了1920年代早期，法国人在迷恋中国风情上独领风骚的地位，已逐渐消退。部分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超过十万中国劳工来到法国，他们都签有合约，目的在从事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诸如自码头上卸下武器弹药，清除战场上的尸体，将补给送上前线等。但是这批劳工并没有为中国热带来任何正面意义；如果他们曾经产生任何影响，恐怕也是负面的。因为正由于这些中国人承担了非军事性的工作，更多身强体健的法国人（及英国人）才不得不被派往前线抵御德军。这批中国人普遍不识字、害着思乡病、肮脏、困顿无聊，丝毫不起眼。与此同时，另外一批居住在法国的中国人，也就是那些利用奖学金或勤工俭学计划来到法国的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却纷纷涉足政治激进组织（其中包括共产党），展现出一种领导社会改革的姿态，正好和传统的中国风情大唱反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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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这个空当上，对于中国情调及形象的兴趣，却在美国得到了新的出口。在这里，就和在法国一样，中国热是既混乱又复杂的，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中国热经常带着彼此冲突的成分。以中国城为背景的小说，呈现了一种肉欲与暴力掺杂的传统形象，然而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由于义和团之乱的恐怖经历，美国对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这点在基督教会及其传教团中尤其明显，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赞助中国的医药及教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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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清朝灭亡，更使这份道德责任感扩展到政治上，导致美国强力支持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随着更多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当时仍普遍存在的歧视中国人的情绪也逐渐得到反省。重视商业利益的美国人，更创出了他们心里中国人的形象，亦即扩张的全球市场中极有购买力的消费群众。最后，中国城市快速接受现代化商品的现象，诸如汽车、电影院、电力、蓄短发、百货公司、留声机等，也让部分美国人情绪上失去了平衡，认为传统中国文化遭到了破坏。在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出现的这些现象，结果整合成了一种新潮流，也就是：对传统儒家生活方式与哲学重燃的狂热，对早期中国艺术的倾心，对中国人沦为肤浅西方物质主义无辜牺牲者的同情，以及对中国农民身为大地之子及智慧泉源的尊崇及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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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里菲思（D.W.Griffith）导演，1919年上映的片子《凋谢的花朵》（Broken Blossoms）中，他就捕捉了好几个上述的趋势，同时还掺入了几世纪以前的一些中国景象。在这部片子之前不久的1915年，才有三部描述种族紧绷关系的片子受到指责：格里菲思自己的《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戴米尔的《蒙骗》（Cecil B.de Mille’s The Cheat），和欧可特的《蝴蝶夫人）（Sidney Olcutt’s Madame Butterfly）。第一部电影谈的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仇恨，后两部则以日本为主题。在《蒙骗》中，日本男性是支配并威胁白人女性的势力；在《蝴蝶夫人》中，女主角蜨样（由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扮演）代表着受虐待的日本女性。[2]在《凋谢的花朵》中，格里菲思将场景设在伦敦的红灯区，故事则是以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标题未若电影名称感性的短篇小说《清客和小孩》（The Chink and the Child）[3]为蓝本。红灯区是英国最接近美国中国城的地方，在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中即已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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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片中场景位于海外，格里菲思得以免去批判自己社会的罪名。既然不再有影射的嫌疑，他于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人性悲悯做主题，表现一个中国男人对白种女人的挚爱。这位中国主人公成欢（Cheng Huan），既是窥阴癖者，也是美学家和受害者。他自中国来此（类似莱布尼茨笔下的中国传道人），希望将佛家和平及大爱的观念带进受战火蹂躏的西方，但是到头来，他却只能栖身在他工作的中国艺品店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独自吞噬着寂寞，偶尔则到红灯区污秽的小屋里找个伴，并拿出鸦片和西方妓女及其他烟客分享。每当看到近邻露西遭到凶恶又醉酒的父亲白特林·布诺虐打时，他的心就纠结成一团。当她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成欢收容了她，给她温暖、食物及住处。但是他做的还不止这些，他以取自艺品店的华丽东方饰品装扮她，并将各种中国奢侈品堆砌在她身上，于是隐然间她成了小妾，而他则是主人。保护与危险之间的分界，在这里有意受到了模糊。当白特林·布诺发现他女儿竟然投靠了一个“清客”，他闯入成欢住处，撕毁一切东方饰品，强将露西带回家，并穷凶极恶地活活将她打死。成欢拿枪射死了布诺，接着，虔诚地将露西的尸体放在他破烂不堪的房间里，在她身旁举刀自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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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谢的花朵》除了批评西方的暴力和麻木不仁外，还讴歌了中国的美善，但是在这些传统的主题外，它同时加入了一些新意。例如，白特林·布诺浑身上下竟找不出—个优点；成欢也许善体人意，但是却极端地犹豫不决，心中更满是情欲，幸而他能有效地自我控制；露西对中国一无所知，对西方所知也很有限。至于影片中其他角色，性格则很模糊。很明显，格里菲思这部耗费不赀宣传并带有高价座位预定的电影，意欲走“纯艺术”路线，企图表达“放诸天下皆准的思想”。[4]不过，日后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套句戈德史密斯的名言，格里菲思颤巍巍装满中国道德的手推车，在撞上传统生活的大冰块后，可能就只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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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系列较不具象征意味，但是同样具有强烈意图，由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所写，以中国为主题的系列诗作，则在《凋谢的花朵》上映之前不久开始出现，随后持续三十年未曾间断。自1908年离开美国后，庞德先后住过伦敦、巴黎、拉帕罗（Rapallo）。他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公民，同时与杰出作家为友，或担任他们的编辑（经常二者兼具），这些作家中包括了叶慈、乔伊斯、D. H. 劳伦斯、艾略特、福斯特及海明威。他同时更是刚兴起的非主流诗派“意象派”（Imagist）的先锋。然而他对中国文化却深感兴趣，特别是早期儒家的哲学思想、华美的唐诗，以及完成于十一世纪的综观中国历史的伟大书籍《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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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从未去过中国，虽然这段时间他自学了一些中国字，并断断续续不停地学习中国语言，他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其实主要还是来自译作。他从1913年开始研究中国诗的传统，因为当时刚刚过世的著名东方学家及艺术史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才将大量笔记、报告转赠给他。虽然费诺罗萨发表的文章大都以日本艺术为主，但也有许多有关诸如李白（701—762）等中国诗人的资料，正好可供庞德使用。接着，庞德在1917或1918年间，得到了由法国汉学家鲍狄埃（M. G. Pauthier）翻译，堪称为研究儒家思想典范的“四书”，他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才得以全面展开。此外，在读过由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教士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所译，综谈自早期至十八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的《通鉴纲目》（The Comprehensive Mirror）后，他才开始对中国历史进行细部的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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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第一本关于中国诗的小册子出版于1915年，书名为《华夏集》（Cathay）；书中选用的大都是唐朝诗人李白的诗作。这些由费诺罗萨翻译的诗，特别强调直译，目的在保存原诗的抒情结构，同时由于未在文字上作过度渲染，诗作的原始风味也得以呈现。《华夏集》中的前两首诗，虽然也取自早期中国，却有着特别的出处。第一首诗节录自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据说这本书由孔子于公元前五世纪编纂而成；这首诗就是《采薇》。在庞德笔下，这首诗表现出了在同一时期令谢阁兰醉心不已的既旺盛又无休无止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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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啊采薇，薇菜都冒出了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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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时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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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无室无家，都是因为猃狁侵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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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不了好日子，也都是他们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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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啊采薇，薇菜都已长出了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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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一提起回家，其他的人都同感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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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的心，如此强烈，如饥如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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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征戍不定，找不到人回家代为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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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啊采薇，薇菜都已经长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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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以前我们回得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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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事务未得平息，我们也过不了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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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乡愁更苦了，但就是回不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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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盛开的花是什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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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马车又是谁的？是将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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