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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十一章：神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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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iques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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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13日，当《手段》在柏林爱乐厅首演时，魏复古（Karl Wittfogel）正坐在布莱希特身旁。八天之后，在当地一所学校的大厅里，曾就这出戏举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会，当时魏复古是主席，布莱希特是讲台上的一员。当天出席的人，自然都熟知马克思主义及当时的共产国际政策，讨论也非常尖锐。大部分争论的焦点在于，共产党是否处死过犯错的同志；他们这么做是否正确；除了死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选择。包括魏复古在内，当天部分出席的人坚称，对忠诚共产党员而言，比起开除党籍，死刑还是较轻的判决。然而大多数人却认为，处死犯错党员不应该是党的工作，布莱希特也因其处理年轻党员死亡的方式当场受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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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员并重申了政党无所不在的概念；布莱希特在剧中曾表达了这个观念；亦即个人虽然拥有两只眼睛，党却有一千只眼睛。布莱希特向出席群众表示，他已经决定在剧中，让年轻同志在死前自问道，除了死亡，是不是还有其他抉择，而答案则是否定的。[1]经过修改后，最后一幕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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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指导：……我们必须枪杀你，将你丢入石灰矿坑，让石灰毁去你的面目。但是我们必须先问你一句：你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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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同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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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指导：我们问你：你同意我们的做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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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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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同志：是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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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复古和布莱希特了解，这一个“无言”，代表了多少党的纪律及对共产国际的表态。他们深知，这个他们矢志加入的政治世界有其特定规范；虽然日后他们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战时在好莱坞经历了幻灭的布莱希特，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指导杰出的“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而魏复古则在中国住了几年之后，变得极端反共，并在美国定居后，继续他未完成的重要理论书《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但是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联系，1943年，当二人都在美国时，布莱希特还将新戏《四川好女人》（The Good Woman of Setzuan）的打字稿寄给了魏复古。但是这出戏谈论的却不是中国，它仅以中国作为背景，探讨的其实是人性的善与恶；他们之间的鸿沟因此更加扩大了。后来在纽约的一次争论中，魏复古指责布莱希特否认苏联为一剥削社会，两人的关系此时濒临决裂的边缘。布莱希特反驳说，工人最终会控制国家；当我们看到驴子被主人鞭打时，不要忘记了，鞭打只是假象，因为事实上，驴子在利用主人达到自己的目的。魏复古声明，斯大林在1931、1932年发表的正是这番论调，结果却帮希特勒掌控了大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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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许多多尝试将中国放在一个巨大体系中心点的人之中，魏复古只是最近的一位；这个体系将说明世界各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而魏复古与布莱希特由友人变成陌路，也只是他在发展这个体系的漫长过程里所经历的两个阶段而已。魏复古生于1896年的德国，是他父亲第二次婚姻唯一的一个孩子。他父亲年纪极长，是福音路德教会的学校老师。巧的是，马尔罗也曾塑造一位年长的路德派学校老师，对从小就是孤儿的恐怖分子陈形成了重大影响。这位老师会“根据个人资质，给予孩童们无尽的爱或威吓”，结果造成陈自小“狂妄自大、沉默寡言”。[4]但是担任记账员且热爱健行的父亲，却给了儿子魏复古一个理想的乡村生长环境，并训练他成为懂得选择、懂得发问的读书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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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年，魏复古接受了极佳的教育。他迷上了尼采的思想，发现了马克思、佛教、马克斯·韦伯、形态心理学，对于中文研究的挑战和可能成果倾心不已，也跟着潮流参加过德国青年运动、工人教育组织，以及针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及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革命政党斯巴达克斯党所成立的社会主义研讨小组。当前述二人于1919年过世之后，他便加入了共产党。他一面在法兰克福大学研读欧洲经济史及中国历史和语言，一面担任过教师、剧作家和政党活动人，后来由于讨论早期中国经济制度的复杂学术资料，深深吸引了魏复古，他便将中国历史和语言的研究合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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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写于1925年，1926年出版，这是一本关乎政治、关乎时事的书，不涉历史事件。这本名为《觉醒中国》（Awakening China）的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一直到1925年联合阵线为止中国早期的革命。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列宁的先知灼见辩护，指出亚洲国家确实正自“历史的长眠”中醒来，而且注定要在这一波即将来临的举世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书中并大力赞扬共产国际的各个机构，为了中国“无条件地付出”。[6]《觉醒中国》受到许多共产国际党员的好评（并非所有党员都欣赏这本书，当时发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党人之间的论战，已使整个组织严重分裂），并于1927年秋天替魏复古自共产国际揽来一个任务，为苏联一份重要的孙逸仙演讲集写序言。在这篇内容详尽的长文里，魏复古根据文中发展出的理论结语道，尽管孙逸仙公开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但他本身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充其量不过是“中产阶级革命家”，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内部，发展出反帝国主义的力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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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8年，魏复古才有时间完成他讨论中国早期农业的博士论文。才拿到学位，他就启程前往苏联，开始向往已久的朝圣之旅。一到那里，他就和苏联学术界展开雄辩，讨论马克思所指“亚细亚生产模式”的真意，以及这些理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适用性。魏复古也就这些问题和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展开过讨论；鲍罗廷是早期共产国际在中国最活跃的专员，他对中国革命分子所逐字复诵的斯大林指令，是1927年上海喋血事件重要的导火线，后来更被马尔罗收进了《人间命运》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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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德国后，魏复古开始汇集整理多年研究心得，准备出一本名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的书，解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在书中，他主要认为，旧中国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包袱，不容它做任何改变，如今这个旧中国就要被一扫而空。在一则生动的隐喻里，魏复古借用马戛尔尼的比喻，指中国为航行于狂风暴雨里触礁裂为碎片的老战舰：“整个结构早已彻底烂透。旧‘亚细亚’中国的残骸，就像被白蚁蛀透的小木屋，只要来一个稍大的暴风，就会完全被摧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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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言，意图将中国囊括进一个全球知识系统的努力，起源于十七世纪末的莱布尼茨，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更是做了进一步的尝试。然而在十九世纪末期，赫尔德却对系统式的中国研究提出严厉的批判。从这时候开始，好几位思想家也留意到了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并各自为发现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尝试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解释中国庞大人口和经济不振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则思考，在举世迈向自由的途中，中国的定位在哪里；在他看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中国文化虽然发源甚早，但是却一直置身于文明进化的主干线之外，因此也就被排斥在真正的历史版图之外了。这一切现象皆源于皇帝的过分集权与官僚系统的过分奉承，他们合力创造了一个社会，其中“只有一个人自由”，其他人则被迫在专制的淫威下低头。只有在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活力后，中国才有可能跃入当代，也才会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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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也呼应了黑格尔的看法，认为中国是静止的社会，“毫无活力”，对于所有的社会变迁，都有“排拒的本能”。马克思认为，经济社会的形成主要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跟对生产方式的控制有关：它们“依序渐次为”（必须按照先后次序）亚细亚、古代、封建及现代中产阶级社会。虽然最后三者彼此关联，亚细亚生产方式却独立存在，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明确位置。“自上古时代开始”，马克思写道，类似于中国的亚细亚政府，都只有三种功能：“内在掠夺”（国库）；“外在掠夺”（战争）；以及公共事务部分，亦即透过灌溉，控制水流的使用及分配。在西方，私人企业为了让水流的使用发挥最高效益，组成了“志愿团体”。但是在亚细亚社会里，由于国家控制严密，私人企业没有机会兴起，进而组织类似的团体；事实上，这些团体的地位已由孤立而分散的村庄取而代之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也有深入研究，他认为，若论到对中国整体发展的影响，来自英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必然大于来自本国之内的叛乱，因为英国人会让当地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分开进行，进而促成新社会模式的诞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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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际，马克斯·韦伯花了大量时间探讨中国，尝试解释，拥有广大资源的中国何以未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此外，儒家思想、帝王制度、官僚体系，以及中国城市的本质，对于这种停滞现象造成了多少影响。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借着对中国语言、政府、艺术、风景的探讨，阐释早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中国衰落的原因，还有当此西方逐渐式微之际，中国如何透过“神秘的宇宙主义”重为世界注入活力，并重新恢复本身重要地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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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遍读群书，魏复古自然熟知这些理论家的作品，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讨论。他的野心之一，就是将马克思和韦伯针对中国发展出的理论加以综合，既有前者在经济上深邃的原创理论，也有后者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详细探讨。此外，魏复古也感觉到，在他大量阅读过中文资料并归纳出自己的理论后，他应该更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毕竟这些理论与西欧社会息息相关。比如，他进一步质疑道，在人类历史中，无论是亚细亚时期或是古代时期，封建制度是否皆可证明为两者的过渡时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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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许许多多尝试探讨体系的学者中，魏复古是仅有一位熟知中文并能阅读历史原文的人，因此他的观点颇受广大读者的敬重。但是到了1931年，他的理论就因太过独特而不为莫斯科接受了。魏复古讨论中国经济的长篇著作，被禁止翻译成俄文，魏复古本人也未受邀去参加一系列在苏联举行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模式的会议，而众所周知，他正是此议题的权威。依然忠于马克思教条的魏复古，此时对于斯大林的政策深感不耐，因为斯大林指示东德共产党，倾全力颠覆社会民主党，而非势力渐隆的纳粹政党。到了1933年，他撰文攻击希特勒的行为早已为纳粹熟知，待3月希特勒掌权之后，魏复古就遭到逮捕，直至当年年底都在德国恐怖的集中营里度过。后来在来自国内外学者的齐心施压下，他才获得释放。他随后到过英国，也到过美国，希望重新找到一块地方，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不过他还是决定去中国，并于1935年夏天到达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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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当地早期有一位朋友，就是赛珍珠的前夫卜凯（John Lossing Buck），他将针对中国农村所做的大量田野调查结果，与魏复古分享。当年稍晚，魏复古曾与埃德加·斯诺展开详谈，但是他婉拒了提议，未随斯诺往访位于延安的中共根据地。[13]魏复古在中国期间进行了许多研究计划，并尝试向忠诚的左派证明斯大林肃清异己的严重性及恐怖性。他于1937年7月离开中国，正是日本发动全面入侵之后不久，他回到了美国，从此就以当地为家。在得到消息指出，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结为同盟后，他终于在1939年断绝了与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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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众多尝试为中国建立体系的理论家中，魏复古不仅是唯一懂得中文的一位，更是唯一在这个国家内住过，并拥有第一手研究资料的人。结合了这么多重的经验，终于整理出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总算在1957年出版了。魏复古给那本书下的副标题为“极权的比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忠实反映出了在众多研究体系的大师级前辈中，当牵涉到中国时他认为最能与他思想相通的，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而是孟德斯鸠。因为孟德斯鸠第一位指出，在一个只允许一个人有自由的世界里，中国皇帝就是那个唯一。孟德斯鸠指出的其他事项包括：体罚的滥用、私人财产皆为皇帝的家业、风俗、习惯、法律之间的混淆、缺乏独立的宗教及司法机构。此外，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是以恐惧而非荣誉作为领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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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显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塑造魏复古最终理论的，恐怕还是他自己在知识上及政治上的不凡经验了：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联盟，证实了他对两种制度向来抱持的疑惧，二次世界大战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到了50年代初期“麦卡锡时期”（McCarthy period），魏复古变成了美国左派及自由派的强力批评者，并因此遭到许多学院派人士及昔日政治盟友唾弃。而此时，他长期以来研究的中国，已经和现代极权主义的作品——无论是有关斯大林还是纳粹——以及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性，共同在他心中融合为一了。在晚年一出有趣的戏剧独白中，魏复古曾提到，“托克维尔（Tocqueville）诡秘看待孟德斯鸠所持东方专制政治不变的概念”。[14]这里提到的“诡秘”，是很有趣的字眼，显示魏复古对许多中产阶级自由派批评家的轻视。魏复古解释说，托克维尔完全没有提到，孟德斯鸠以社会政治的精准角度说明了“绵延不断的东方专制制度”存在的理由。就是这种绵延不断性，才是极权政体真正可怕的地方，这也是专制政治与短期“暴政”最主要的相异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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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专制主义》第一页，魏复古表示，孟德斯鸠最关切的，就是这种严苛政体“对个人的折磨”。接下来的许多思想家，也仔细研究了这类国家的管理能力，以及由庞大水利工程造成的复杂水力；这种水利工程旨在维持沟通管道畅通，以及维持灌溉系统。这种国家必会发展出庞大的官僚系统，以处理水力问题，同时也会是国土领域内最大的地主。在耗时三十年，研究过几千年来许多不同社会的类似现象后，魏复古写道，他发现这些是“完全权力”下的系统，或是他现在所改称的“水力”（hydraulic）社会，而非“东方”（oriental）社会。在这些社会中，一些社会的完全权力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像“带着病毒的恶疾快速传播”。[16]魏复古指出，这句话“强调人类行为，而非地理环境”，而且使得水力社会更容易和其他地区的封建社会及工业社会互相比较，对于水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官僚地主”，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也能更轻易地加以解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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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复古来说，公元前221年的秦始皇，是形成水力社会的关键人物。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将许多零星散落的城墙连接起来，“形成了人工建造、最长的防御设备。正是这个举动，以及接下来的重建工程，说明了日后无论是在水力经济上，或是其他由政府主导、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工程上，才能有极高的效率”。同时秦始皇也是主导完成其他庞大计划的人，像是阿房宫，像是地下陵寝，都动用了超过七十万的人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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