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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十六章 酝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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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在操劳中死去，死时已四面楚歌，在位时对国家的管理不当使反对他的人得以结成了强大联盟。他与英格兰贵族为敌，后者最终逼迫他批准了《大宪章》。但贵族们并不满意。他们邀请残酷无情的法王菲力之子路易来到英格兰担任君主，结果大批外国军队和悍勇的冒险家随之而来。亨伯河以北的叛乱贵族得到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的支持；西部的叛乱背后则有强势的北威尔士王子卢埃林撑腰。多数城镇站在国王的对立面，伦敦更是充满敌意。辛克港掌握在敌人手里。尽管温彻斯特、伍斯特和卡莱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衡量距离遥远，却也联合起来反对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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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贵族们的对立面的怯懦国王以牺牲王国独立为代价换取了教皇的坚决支持，手上还豢养着一支强大的的雇佣军（这是王国内唯一的正规军）。一些强大的军事贵族，比如令人敬畏的威廉·马歇尔、浪漫的切斯特伯爵诺尔夫，也率领本阶层的追随者归附于国王。见到领主们再起争端的百姓们虽然很迷茫，但却力挺国王反对贵族，更反对外国入侵者。当然，他们在对立双方眼里无足轻重，只有经受苦难的分。综上所述，双方基本形成了势均力敌的态势，所有迹象都表明一场漫长的、艰苦的内战不可避免，英格兰似乎要回到斯蒂芬和莫德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中去。但此时，一生阴险诡诈、两面三刀、在宗教政策方面经常左右摇摆的约翰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爆发出好斗的性情，让朋友和敌人都大吃一惊。不过，他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可怕的疟疾加上操劳和饮食无度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莎士比亚描写了他最后时刻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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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也没有一个人肯去叫冬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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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冰冷的手指探下我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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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恳求一些寒冷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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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却这样吝啬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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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这一点也拒绝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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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激烈的斗争因约翰的死而发生了变化，但却并未结束。除了更好地统治英格兰之外，互有冲突的利益集团和派别还有许多其他目的。身处不列颠岛上的路易斯仍在战斗。尽管不少人曾违背过誓约，但仍向他宣誓效忠。叛乱的贵族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盟友深深地搅在一起，没人想过要实现和平。但随着约翰的死去，反叛所倚仗的唯一合理理由消失了。继承父亲广阔王国的亨利还是个九岁的孩子，反对派有什么理由把对父亲的不满发泄到无辜的孩子身上呢？历史就这样在动荡中翻过了一页，空白的新羊皮纸仍一字皆无。所有势力对这种局面都了解得很清楚。然而，把自己的生命和财富贡献给民族事业的那些人仍对约翰怀有不舍之心。忠诚的威廉·马歇尔行动果断。如果他未能履行对国王的职责，亨利二世建立的这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王国也许会四分五裂，陷入封建诸侯割据或其他更糟糕的局面。如今，这个仍然存在的王国将成为英格兰文化不断发展的基础。确定罗马方面不会改变政策后，教皇的使节向威廉·马歇尔伸出了援助之手。1216年10月，还是个孩子的国王在格洛斯特加冕继位，开始了长达五十六年的统治。加冕仪式上，教皇使节为他涂油施礼。由于王冠在约翰渡过瓦什河时丢失，小国王只能戴上一个普通的黄金头圈。但这足以象征他的统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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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威廉·马歇尔已年逾七旬，很不情愿担任被我们现在称为“摄政王”的职位。切斯特伯爵本来很可能成为他的政治对手，但却没有这么做。后来与先王约翰忠实的仆从休伯特·德·伯格一起，被马歇尔请到身边做助手。新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颁布了1215年被教皇轻率撤销的《大宪章》，这既显示了新政府的明智，也暴露了新政府的软弱。保皇者身佩白色十字架，其宗教特征非常显著。教会主张发起根本性的宗教整肃运动，各反对派首领都被革除出教。“当我们还是孤儿和小孩子的时候，”亨利后来对格罗西特斯特主教说。“当臣属不但与我们离心离德，而且还组织起来反抗我们的时候，是我们的母亲，罗马教廷，让我们的王国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统治之下，把我们奉为国王，为我们戴上王冠，扶我们坐上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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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亨利三世的统治混乱而贫困，但进步的力量仍然在推动这个国王艰难前行。烧红的铁块放在铁砧上，在锤子的敲打下会变得越来越坚实。生活在这段时期的普通民众失去了盎格鲁－撒克逊祖先曾经享受过的古老权利和法规，他们在贵族和王室雇佣军的铁蹄下呻吟、挣扎。他们的统治者也各怀鬼胎，因嫉妒、野心和好战而互相倾轧，彼此之间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支配下，这帮人开始拉帮结伙。这是一个凭冲动行事的时代，也是一个允许大胆尝试的时代，不受任何普遍性的政治理论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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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贵族战争混乱而单调，大多是自己之间的互相残杀，或与教会联手对付国王，或干脆与教会为敌。读到这些记载时，很多读者都耐不住性子。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即亨利三世国王挺过了所有的磨难，英格兰因而开始迎来国王幼时所不知道的繁荣与和平。残酷的战争和混乱状态只是表象，当时身处困境的“演员”们并没有注意到表象之下涌动的暗流。直到五百年后，这些暗流仍然影响着整个欧洲。现代社会应该做出的几乎所有重大决定，在那个中世纪的社会里已经很普遍了。许多英雄人物在冲突中脱颖而出，他们中有武士也有政客，久远的年代让我们无法亲身体会他们经受的苦难，但他们的丰功伟业和远见卓识却如此鲜明，让我们如读晨报的新闻一般，轻松地拼凑出了他们当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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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近距离观察其中的一些人物。史蒂芬·兰顿是一位毫不气馁、坚持不懈的大主教，他为英格兰人民确立了不受国王、贵族甚至自命不凡的教会侵犯的权利。他既反对国王，也不支持教皇，因此受到二者的极度厌恶，险些遭受杀身之祸。他是一个借助天主教会为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而奋斗的人，同时也是为维护英格兰利益敢于反抗教皇的人。他是国王忠诚的仆从，同时也是《大宪章》的有力支持者，认为《大宪章》过去有效，现在也有效。这位威严的核心人物讲求实际、足智多谋，可能会一时心魔作祟而左摇右摆，但他存于内心深处的远大、明智、勇敢、平凡和崇尚自由的目标却从未动摇过，也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即使不能称他为我国宪法的设计师，也至少可以把他看作参与搭建宪法大厦的一位守时、可靠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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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这个动荡时期的第二位人物是休伯特·德·伯格。莎士比亚用他那充满魔力的笔锋记述了英格兰历史上大多数辉煌时刻。他的描述如同朝阳，照亮了耸立于群山之中的高峰，让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那些伟大人物的身影，休伯特当然是其中之一。休伯特是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政治家，拥有丰富的政坛与军旅经验，与宗教界和军界高层交往密切，其所作所为和性格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作为约翰时代的政法官，休伯特被所有人视为冥顽不化的对头。他治理下的英格兰虽然充斥着犯罪和蠢行，但在欧洲骑士中的明星人物马歇尔领导下，他却成为抵制反皇派叛乱的领军人物。同时，他的追求超越了派别之争，将整个英格兰的权利视为捍卫的目标。不列颠岛不应该被贪婪的贵族蹂躏，也不应该被外国冒险家劫掠，更不应该为了教皇的利益而遭到肢解。在基督教世界里，后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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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地和海上进行的战争终于将贵族叛乱镇压下去。在林肯街头，国王手下的人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辉煌胜利。据说，当时有四百名支持国王的骑士与六百名贵族交手。他们纠缠在一起整整一天，最终贵族被骑士痛殴，整场战斗中只死了三个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场冲突算不上“战斗”，因此称之为“林肯闹市”。现在很难想象当时发生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参与斗殴的骑士们每人都平均带了八至十名强壮的随从。这些满身铠甲、几乎无懈可击的怪物们在人群中摇摆穿行，将没有盔甲的普通民众赶跑或砍倒，遇到“同类”时则相互厮杀，场面很激烈，但也许并不特别激烈。在打斗的同时，这帮人还使用了复杂的战略战术，比如侧翼包抄、背后偷袭、买通当地人从私人码头秘密通过或进行零星的战斗，等等。最终，保皇派技高一筹击败了反叛者。无论多么正规的战斗中总会有意外发生，反叛贵族中的重要人物佩哈什伯爵托马斯就是位不幸者。他的面盔被一剑刺穿，剑尖深入脑髓，致使伯爵当场毙命。除伯爵之外，这场战斗对其他身穿盔甲的人来说都是一场愉快的冒险，对手的随从和平民最终成了胜利者报复的对象，遭到残酷的掠夺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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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闹市”事件是幼王亨利三世在陆地上取得的胜利，休伯特则在多佛附近取得了海战的胜利，将法国派给路易的增援力量打得大败，切断了叛乱者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联系。尽管双方混战时并未中断过唇枪舌剑的谈判，但也没停止过对对方土地的蹂躏。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平民苦难加剧。在兰顿大主教和教皇使节的支持下，休伯特从未放弃过对《大宪章》的主张。讽刺的是，《大宪章》本应是叛乱贵族们赖以团结的联系纽带。正如教皇指出的那样，虔诚的英格兰保皇派与教会的普遍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未表面化。最终，不仅国王与贵族之间达成了和解，英格兰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也取得了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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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年，法王路易在坚持战斗了一年后彻底破灭了希望，他终于被迫离开英格兰。为了表明说话算话，英格兰政府再度颁布《大宪章》。1219年，刚刚取得胜利的老马歇尔去世了，休伯特接过了他的衣钵，统治英格兰长达十二年之久。他的统治铁面无情。当约翰和威廉·马歇尔手下的雇佣军首领福克斯·德·布洛特的势力越来越大，并企图扰乱国内刚刚实现的和平时，休伯特便决定将他驱逐出去。1224年，休伯特的大军在实施了两个月的围困后一举将福克斯的要塞拿下，并在城墙下绞死了二十四名指挥守城的骑士。为表示和解的诚意，国王在第二年又重新颁布了《大宪章》。从实质上来说，这次颁布的是《大宪章》的最终版本。从此，《大宪章》就成为英格兰法律和传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如果不是亨利三世少年时经历过如此的动荡，《大宪章》也许至今也只能作为一个党派文件保存在历史档案中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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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在长期的统治中不犯错误，每位政治家都有向刚愎自用的强大统治者低头的时候。但休伯特在其任期内却始终坚持不收复国王在法国领土的原则。为此他不仅直言进谏，而且还采取了釜底抽薪之策，不惜在战争不可避免时组织不光彩的临阵溃逃。他一再拖延新战争的准备工作，坚决反对外国宠臣和冒险家进入英格兰，反对教皇为了实现庞大的欧洲野心而不顾一切从英格兰抽取资金的行为。为维护秩序，他在国王长大后对其身边的朝臣做出了特别限制，防止他们侵犯《大宪章》规定的权利。他的立足点完全建立在全英格兰利益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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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年，为英格兰利益殚精竭虑的休伯特气数已尽。已经二十二岁的国王现在开始真正执掌王权。他将自己的封建权力发挥到极致，组织并率领一支大军奔向朴次茅斯，准备从那里出发前往法国，保卫自诺曼底陷落以来一直归属英格兰王室的领地。休伯特无法阻止国王的行动，但这支远征军的运送工作显然是他的分内之事。于是，国王从一开始就发现自己的海外冒险既没有足够的船只，也没有充足的给养和金钱。平日温和可亲、一副学者派头和艺术家风范的亨利勃然大怒，拔剑直奔到政法官面前，斥责他被法国人收买，背叛了自己对他的信任。大军即将出征海外之际，海军和财政部居然不能或不愿把他们送过海峡，这种场面显然十分尴尬和令人不快。不过，这场争吵很快平息下来，国王恢复了往日的和蔼，远征军于第二年登船渡海，休伯特也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离下台也不远了。1232年，一个宫廷小派别将他从权力宝座上赶下来，并向他发出了死亡威胁，迫使他逃到布伦特伍德去避难。不久，他被人从避难所揪了出来。但一位平凡而卑贱的铁匠在接到给休伯特上脚镣的命令时，竟表示宁愿死也不这么做。据说这位铁匠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不是那位数次将英格兰从外国人制造的浩劫中拯救出来、数次把英格兰恢复成本来面目的忠诚的休伯特吗？”历史学家一直将这句话视为休伯特·德·伯格的真正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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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统治期间，法国南部地区发生了一件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悲剧。经几代人时间，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的领地里发展出一种异教学说。这种学说理论上阴郁而严苛，但实际是却很温和，人们称其为“阿尔比派”，也叫“纯洁派”。该派学说劝导人们不要相信末日复活论，也不去相信炼狱和地狱。认为凡世间有血有肉的生命都是恶魔撒旦的杰作。物质阶段很快就会过去，摆脱可恶拖累的精神将在极乐世界中归于上帝。此教派的信徒被称为“完美之人”。他们奉行贞洁和禁欲思想，对死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在摆脱超自然的恐怖压力后，在这些地区宜人的气候中形成了一种随意和欢乐的性格。他们认为自己被带离了现世的种种困扰，同时也不再受来世的威胁，因而感到万分幸福。信奉该教派的所有阶层人士都有这种感觉，并从中催生了举止礼仪，以及强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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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比派摆脱所有精神束缚的做法当然是教皇不能接受的。尽管不甚牢固，但西方世界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建立在原罪、上帝的拯救和地狱不尽的折磨与忍受基础上。而后者，只有通过教士的帮助才能避免。新罪学说在今天的法国南部地区传播着，终于有一天，教皇意识到了这种学说的致命性和广泛性，比起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墓的事情，阿尔比派问题看似更为重大。1209年，教廷组织了一支新十字军，准备征讨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目标，所有世俗力量都处于法王菲力领导之下。之前在法国各地偶有发生的火烧之刑，现在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可以用来处决那些信奉异端邪说或者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这场打击阿尔比派的战争用尽了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残酷、最野蛮的手段，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阿尔比派的信徒们视死亡为从肉体罪恶中的最后解脱，因而在“完美之人”的率领下，如猛虎般毫不畏死地奋起反抗。但教廷的打击是压倒性的，阿尔比派的邪说最终在火刑柱上灰飞烟灭。但偏居于森林与大山中饱受贫苦与饥饿折磨的人，仍然对下地狱受罚一说抱怀疑态度。对教廷来说，这个说法是人类纪律、责任以及教会权威和日常费用赖以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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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地区的小领主”西蒙·德·孟福尔在这场十字军讨伐众多的领导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这场战争中的领军人物，被公认为指挥有方。“应上帝军队中的贵族、教皇使节和在场的教士之请求，”他被封为贝齐埃尔和卡尔卡松子爵。这位能干、无情的男人完成了自己血腥的使命，最终倒在图卢兹围攻战的战场上。他的儿子沿用了他的名字，继承了他在贵族中的崇高地位，也与那种让他千古留名的思想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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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伯特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可指责，但他的倒台是有人故意为之，目的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争权夺利。这场阴谋的主导者是德·伯格的老对手、温彻斯特主教彼得·德·洛奇。德·洛奇一直隐身在幕后，在1232年的圣诞节会议上，他的朋友几乎得到了政府机构中所有的重要职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德·洛奇一样是普瓦提埃人。休伯特的失败干系重大，影响远超彼得·德·洛奇的胜利。他是最后一位声望卓著的政法官，行使治理国家的全权，有时甚至可代国王行使君权。休伯特之后，政法官之类由贵族豪门把持的政府要职不再拥有往昔的辉煌，那些曲意奉承国王意志和爱好的宫廷官职，比如管衣官等，开始变得显赫起来。由于这些宫廷职位越来越多地被来自普瓦提埃、萨伏伊和普罗旺斯等地的外来者担任，贵族们开始产生含有强烈敌意的民族情绪。在威廉·马歇尔的次子理查德·马歇尔率领下，贵族们开始向外国人当道的现象发出怒吼。但彼得辩解称，英格兰国王身边需要一些外国人，以保护他免受本国臣属叛乱的伤害。他还举出雇佣军中有许多普瓦提埃和布列塔尼人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说法。这次斗争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年轻的马歇尔与卢埃林亲王联手，将国王逼到威尔士边界地区，洗劫了施鲁斯伯里，骚扰彼得的领地。1234年春天，亨利国王被迫接受和解条件。尽管马歇尔在四月阵亡，但新任大主教埃德蒙德·里奇坚持要求国王履行协定。于是，来自普瓦提埃的官员被解职，彼得不得不逃往意大利，休伯特风光地收回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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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瓦提埃人是亨利三世统治中期招募到身边的第一批外国人。这些人控制着国王，垄断着各种官职，在英格兰各地蝇营狗苟，对英格兰民族利益漠不关心。对他们的愤恨构成了贵族反抗的主题。国王喜欢阿谀奉承之辈以及迎合自己异想天开的人，而且酷爱奢华。与那些沉闷的贵族相比，他很自然地更喜欢来自普瓦提埃和普罗旺斯的伟大冒险家。中世纪时的普罗旺斯是行吟诗人的故乡和骑士精神的发源地，亨利对那里的文化非常着迷。1236年，他迎娶普罗旺斯的雷蒙德之女埃莉诺为妻。埃莉诺带着不少穷亲戚来到英格兰，其中包括她的四位叔叔。从此，新一批外国人开始在英格兰出没。他们掌握了有利可图的监护权、婚姻仪式主持权、无继承人的土地以及有俸圣职。贵族们一直认为这些都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因此对这些外国人非常反感。国王喜欢向那些可爱的亲戚大肆分发礼物，他统治期间所产生的所有弊端都应该着落在这帮亲戚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尔比教派镇压者之子西蒙·德·孟福尔名声并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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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王对教皇感恩戴德又虔诚无比，这是引起英格兰不满情绪的一个更深刻的根源。当时，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正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进行着殊死搏斗，对金钱的需求量很大，教皇使节奥托因此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英格兰教会改革身上。1240年，奥托要求教士们交出五分之一的租金和动产，此举引发了一场风暴。伯克郡的教区长公开发表一份声明，否认罗马方面有向英格兰教会征收税金的权利，同时敦促教皇要像其他主教那样“自食其力”。尽管如此，奥托还是于1241年初带着大批财物返回罗马。为表彰意大利教士的忠诚，教皇许诺将下一任的300个英格兰有俸教职奖赏给他们。1243年，英诺森四世当选为教皇，对金钱的需求重新高涨起来。同年，教皇使节禁止英格兰主教在教皇众多的推荐人获得职位前对教职做任何安排。自1235年以来一直担任林肯郡主教的罗伯特·格罗西特斯特此时挺身而出，带领英格兰教士试图绕开或直接拒绝教皇的要求。格罗西特斯特曾任牛津神学院院长，是一位学者、科学家和圣人。尽管他依然认为教皇的地位至高无上，但他的所作所为替一个多世纪后的威克利夫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到那时，威克利夫将对罗马教廷的横征暴敛和腐败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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