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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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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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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利用两种媒体实施一项学术工程,似乎使我欠下了双倍的人情，并且在眼下这项工程上似乎比以往亏欠更多，所以我对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各位同事在各个方面对《犹太人的故事》所提供的友好、睿智和无私的支持表示深深的谢意。亚当·坎普首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由BBC-2台的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和总监詹尼斯·哈德罗（Janice Hadlow）负责实施这个电视系列片项目，并且他们一直忠实地担负着建设性批评顾问的角色。阿兰·耶托布（Alan Yentob）虽然始终委婉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却是该项目的一个宅心仁厚的参与者。BBC万维网的梅利莎·格林（Melissa Green）、苏珊娜·麦凯纳（Suzanna McKenna）和马克·雷诺兹（Mark Reynolds）一直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该项目提供坚定的支持。我的电视制作经纪人罗斯玛丽·斯库勒（Rosemary Scoular）在温迪·米亚德（Wendy Millyard）的不懈帮助下，以超出工作范畴的职业精神，常年担负着我的护卫天使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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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系列片是由我在“牛津影视”的同事为BBC制作的，这个世界一流的团队赋予“高洁之人”（mensch）（不论性别）这个充满深情的词汇以全新的意义，尤其是我的挚友和富有创造精神的合作者尼克·肯特（Nick Kent），如果没有他，这个电视系列片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并且他不得不一起分享着其间的甘苦；夏洛特·撒切尔（Charlotte Sacher）则犹太知识弘富，他睿智而深入的研究、优雅的编辑态度和持续的工作热情为这一项目注入了生命的血流。蒂姆·柯比（Tim Kirby）为该电视系列片的制作人（以及三个节目组的导演）项目的完成输入了一种鉴别的智慧、博大的怜悯和超人的毅力，尤其在项目过程中面对出人意料的变化时更是如此。我还要感谢我们团队中的其他许多成员，特别要感谢朱丽亚·梅尔（Julia Mair）严肃的研究态度、高昂的片场士气和睿智的学术建议；感谢凯特·爱德华兹（Kate Edwards）在全部五集电视片中每当我面对挑战时所给予的鼓励，并且做了大量超出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尤其是在乌克兰浓雾弥漫、沟壑纵横的道路上行驶的越野车的后座上深情动人地朗读佩雷斯 的故事。此外，我还要感谢项目组的重要成员耶利米·波拉德（Jeremy Pollard）、阿里尔·格兰多利（Ariel Grandoli）和安东尼·伯克（Anthony Burke），以及杰尼·汤普森（Jenny Thompson）、安妮·李（Annie Lee）和阿利安文·杰克逊（Arianwen Flores Jackson）时刻尽职地履行警卫职责。在后期制作阶段，汉娜·卡萨维蒂（Hannah Cassavetti）的工作热情尤其令人惊叹。萨姆·鲍姆（Sam Baum）和约什·鲍姆（Josh Baum）把他们的艺术天分充分运用到了文士作品和动画设计之中，而我们与作曲亚伯沙龙·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演唱克拉拉·萨纳布拉斯（Clara Sanabras）不仅是重要的合伙人，并且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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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常一样，我的文学出版经纪人米切尔·西森斯（Michael Sissens）和卡罗琳·米切尔（Caroline Michel）俨然是智慧和热情的化身，他们从一开始就坚信，这部著作一定会引起广大受众的关注和欢迎。尤其在这部书由于胀版而远远超过了原稿作为单卷本的部头，而我的出版人、鲍利海出版公司的斯图尔特·威廉姆斯（Stuart Williams）认为内容“过于犹太”时（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勇敢地顶住了压力。但我还是要感谢斯图尔特和企鹅—兰登书屋的盖尔·瑞巴克（Gail Rebuck），他们后来找到了一种应对这一未曾预料到的出版计划变更的恰当方式。在鲍德利出版公司，如果没有许多编辑和校对人员的辛勤劳作，这部书将不可能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是：文字编辑大卫·米尔纳（David Milner），参与多项任务的技术编辑凯瑟琳·弗莱（Katherine Fry）、凯瑟琳·艾尔斯（Katherine Ailes），负责图片搜集的卡罗琳·伍德（Caroline Wood），负责友好和快捷出版的安娜·考林（Anna Cowling），文字校对萨利·萨金特（Sally Sargeant）和伊尔莎·亚德利（Ilsa Yardley），以及索引编辑道格拉斯·马修斯（Douglas Matthews）。另外，罗文纳·斯凯尔顿—华莱士（Rowena Skelton-Wallace）、纳塔利·瓦尔（Natalie Wall）和凯伊·佩德尔（Kay Peddle）也为完成这项曾被认为无法完成的使命花费了许多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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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时期和犹太古代时期研究方面，我要感谢埃斯特·穆达卡耶瓦（Ester Murdacayeva），以及我在图书馆内外诸多资料收集事务上不可或缺的助手詹尼弗·桑塔格（Jennifer Sonntag）。普鲁弗斯特·科茨沃斯（Provost John Coatsworth）很宽容地允许我暂时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岗位，从而使我的电视片和著作得以顺利完成。我还要感谢已故的、令我一直深切怀念的同事约瑟·耶鲁沙米，是他使得犹太史的火炬在我身上以不同的方式不断燃烧着——他深刻而美丽的沉思录《记住：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一直是我研讨史学尤其是犹太史学所关注的核心。在电视片和这部著作形成过程中，其他许多学者、馆员、作家和老朋友曾慷慨地提出过建议，尤其是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拉比朱利亚·纽伯格（Julia Neuberger）和费利西蒂·科宾（Felicity Cobbing），以色列博物馆《死海古卷》部的弥迦·巴阿姆（Micha Bar-Am）和普尼纳·肖尔（Pnina Shor），柏林犹太历史博物馆的迈克尔·弗雷兰德尔（Michal Friedlander）。还有比撒列·波滕教授，他以批评的态度通读了其中有关象岛犹太历史的章节；卡佳·克劳索娃（Katya Krausova），她非常友好地分享了她深奥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东欧地区重要发掘现场的珍贵图片；哈伊姆·亚德穆尔（Haim Admor），由于她关于犹太人从埃塞俄比亚回归以色列的独特“新出埃及”叙事，使我对“贝塔以色列人”以及以色列奇迹般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有了初步但却鲜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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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如此多挚友的慷慨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多年来，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我催促和抱怨的声音，并且后来对我时常提到的那些对常人来说难以理解（对他们来说的确如此）的犹太史概念也不再那么陌生。我要特别感谢艾丽丝·舍伍德（Alice Sherwood），感谢她不懈的热情、批评的智慧以及对这项工程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另外，我还要感谢克罗伊·阿里吉斯（Chloe Aridjis）、克莱门西·希尔（Clemency Burton Hill）、简·达利（Jan Dalley）、利萨·德万（Lisa Dwan）、塞林纳·福克斯（Celina Fox）、海伦·哈伊曼（Halene Hayman）、朱利亚·霍布斯鲍姆（Julia Hobsbawm）、埃伦纳·纳罗赞斯基（Elena Narozanski）、卡特林纳·皮兹戈尼（Caterina Pizzigoni）、丹尼·鲁宾斯坦（Danny Rubinstein）、罗伯特和吉尔·斯罗托夫（Robert and Jill Slotover）、斯特拉·蒂尔亚德（Stella Tillyard）、列昂·弗塞蒂尔（Leon Wieseltier）和罗伯特·韦斯特里奇（Robert Wistrich）的善意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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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伊、马克和加百列出生后已经习惯了笔者生活中经历的起起落落，但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妻子金妮，她需要面对甚至比平日更戏剧化的剧烈心情起落，忍受系列电视片拍摄和后期制作期间漫长的分离，而她正是以她一贯的、无尽的、全部的忍耐、无私和爱情这样做的。我的这部犹太史的两位真正的作者，即我的父亲和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但似乎有某个声音一直在提醒我，我以后在这个课题上仍然要继续聆听他们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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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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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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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比撒列·波滕（Bezalel Porten）等《象岛莎草纸（英语译文）：跨文化延续与演变三千年》（莱顿/纽约/科隆，1996年），B8，第107—109页。波滕对象岛档案文书的研究是最全面而缜密的，笔者本人的记述完全得益于他的研究成果。另可参见他的另一部专著《象岛档案：一个古老犹太军事群落的生活》（伯克利，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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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这些均来源于一封寄往耶路撒冷的信，信中对发生于公元前407年的一场骚乱所造成的破坏作了详细的描述。参见波滕等《象岛莎草纸（英语译文）：跨文化延续与演变三千年》，B19，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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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是赫尔伯特·尼耶尔（Herbert Niehr）在《追寻第一圣殿中的耶和华雕像》一文提出的观点（笔者认为他有点过分拘泥文字）。参见卡莱尔·范·德·图恩（Karel van der Toorn）编《形象与书卷：偶像崇拜、无偶像崇拜以及书卷宗教在以色列和古代近东地区的兴起》（鲁汶，2006年）。尼耶尔坚持认为，在第一圣殿中很可能树立过某种形式的雕像（第二圣殿中则是不可能的），献祭的对象是耶和华的子民，而不是像近东的西闪米特地区那样向被赋予人形的神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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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斯蒂芬·罗森伯格（Stephen J. Rosenberg）《象岛犹太圣殿》，载《美国东方研究杂志》第67卷（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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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旧王朝时代（公元前2500年）以后的陵墓以及其他雕像上很容易找到埃及人行割礼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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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波滕等《象岛莎草纸（英语译文）：跨文化延续与演变三千年》，B13，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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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塔梅与阿拿尼亚婚姻的年代，笔者赞同波滕等学者的观点（第208—251页）。鲍罗斯·阿雅德·阿雅德（Boulos Ayad Ayad）《亚撒尼雅的儿子阿拿尼亚档案：一位来自象岛的犹太人》［载《近东研究杂志》（JNES）第56卷第1期（1997年）］则给出了一种完全矛盾的解读：塔梅与阿拿尼亚离婚，然后再婚，而他们的女儿约雅示玛与她的丈夫，即另一个阿拿尼亚同样也是离婚后又再婚。在与笔者的一次通信中，波滕教授把这种矛盾归结为阿雅德在解读阿拉米语的文书日期标注时犯了一个错误。另参见埃米尔·克拉林（Emil G. Kraeling）《布鲁克林博物馆阿拉米语莎草纸》（纽黑文，1953年）；爱德华·布莱伯格（Edward Bleiberg）《古埃及的犹太生活：来自尼罗河谷的一个家庭档案》（布鲁克林，2002年）。我对布莱伯格允许笔者在本项目的前期阶段对布鲁克林博物馆莎草纸进行研究表示衷心感谢，对我来说那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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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波滕等《象岛莎草纸（英语译文）：跨文化延续与演变三千年》，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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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米塔希雅”档案，参见波滕等《象岛莎草纸（英语译文）：跨文化延续与演变三千年》，第152—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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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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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与像莱斯特·格拉贝（Lester Grabbe）这样的一些最权威的学者都认为，尼希米与以斯拉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以他们的名义写成的书卷与书卷中相关事件基本上发生于同一时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观点没有受到挑战，有些学者就曾对此提出过质疑，他们坚持认为，希伯来《圣经》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成书于波斯和希腊化时期之前，尽管在这一时期的所谓“后期希伯来语”（甚至在犹太人中间也只是一个小语种）和犹地亚独立王国晚期的“古典希伯来语”之间存在着的显著的差别。参见威廉·施耐德温德（William M. Schniedewind）《〈圣经〉如何成书》（剑桥，2004年）。关于以斯拉的历史真实性和作者身份问题，可参见阿维德·卡佩鲁德（Arvid S. Kapelrud）《以斯拉叙事中的作者身份问题：词汇学研究》（奥斯陆，1944年）；最新资料可参见犹哈·帕卡拉（Juha Pakkala）《文士以斯拉：〈以斯拉记〉第7—10章和〈尼希米记〉第8章的形成》（柏林/纽约，2004年）；最具批判性的论述主要参见撒拉·雅费特（Sara Japhet）《从巴比伦河谷到犹地亚高地：复辟时期研究文集》（微诺纳湖，印第安纳，2006年），第1—38页、第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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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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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奇怪的是，那些坚持认为《圣经》写作始于后流亡时期的学者将其精确地定位于这一时期，而考古学的结论表明这一时期的犹太人口最为稀少和贫困，有些人甚至断言犹地亚犹太独立王国后期人口减少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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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公元前6世纪刻有楔形文字的“居鲁士圆柱”证实了波斯人复兴当地宗教崇拜和人口的政策，尽管其中并没有特指圣殿崇拜和犹地亚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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