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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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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头目希姆莱被称为“最终解决方案”的设计师。126 他的直接下属、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也享有这个头衔。127 但是他们都不具有最终的权威。希姆莱或者海德里希也不是在“最终解决方案”形成背后的主谋。实际上，如果我们沿用建筑作比喻的话，希姆莱可以被描述为这栋谋杀大厦的设计师，而海德里希是工程总监。但是开发这个项目的人、设计背后的创意来源、指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幕后操纵人，是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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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说希特勒简单地表示一下意愿，就能替代所有复杂的“灭绝政治学”。要让全面种族灭绝逐渐成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需要纳粹政权的很多机构通力合作，不仅是党卫队的高层人士的工作而已。每个组织和阶层都存在共谋。希特勒不是一个在管理上事无巨细的人，这不是他的领导风格，他也不需要事必躬亲。德国不缺乏体察上意然后竭尽全力来实现领导意愿的人。希特勒不需要持续地发布命令来推动事态的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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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从 30 年代开始，每一个主要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希特勒的授权，例如 1933 年 4 月抵制犹太人商店，1935 年 9 月的纽伦堡法令，1938 年 11 月的迫害及后续事件。战时也同样如此。各级政府都认为，只有希特勒才能决定在 1941 年 9 月强迫所有犹太人带上黄色大卫星标识。当月晚些时候，驱逐所有犹太人的决定也只能出自希特勒——这个决定一夜之间就大大加强了采取种族屠杀政策的压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希特勒的授权，德国会全力开展对犹太人的肉体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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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直接参与“最终解决方案”的人说，他们是秉承希特勒的意愿，或者在他的同意下行事。在 1942 年夏天种族灭绝计划的转折点，希姆莱宣称：“东方的占领区也正在消灭犹太人。元首把执行这项艰巨任务的重担放在我的肩上。”128 他向党卫队下级指挥人员反复灌输说，执行“最终解决方案”就是在执行元首的意志；他们对此也深信不疑。129 他们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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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屠杀欧洲犹太人的意愿，可能从来也没有在特定的场合，准确地、毫不含糊地向希姆莱表达过。只要授予党卫队全国领袖全权，让他放手去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就好了。但是在秋天里，两个关键的阶段希特勒都参与了。第一次是在 9 月份，他决定把德国犹太人迁移走，而此时却没有地方可以迁移。此后在不同地区都出现了屠杀的冲动。这些自发的屠杀行为还构不成种族灭绝计划。但是方向已经很明确，动量也开始渐渐积聚。第二次是在 12 月份，向美国宣战、战争开始成为真正的全球冲突以后，他想要找到“最终解决方案”的冲动。当时很明显，向苏联迁移的计划已经不再现实，可能永远都无法实施。但是最终解决却刻不容缓。在海德里希终于召开被推迟的万湖会议的时候，也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决策了。剩下的任务只有组织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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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作为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希特勒想要在他的随从与子孙后代面前，为他发动的这场战争辩护。他又一次乞灵于他的“预言”：“我在和犹太人公开战斗。”“我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给了他们最后一次警告。”——他像以往一样，总是把“预言”的日子错误地说成战争开始之日。“我让他们清楚，如果他们再次挑起世界大战，那么这次他们就不会再被放过——欧洲的寄生虫最终将被根除。”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是自豪。“我挑破了犹太人这只脓包。子孙后代将永远感谢我们。”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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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前面几章考察过的所有命运攸关的抉择当中，1941 年夏秋逐步做出的屠杀犹太人决策，是最不容易寻找替代方案的。如果入侵苏联的战争像德国人的计划一样顺利，那么历史上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能不会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很可能杀戮场将主要在苏联境内，而不是在波兰。但是，只要纳粹政权当政并进行战争，犹太人肯定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屠杀，只是在时间上和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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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犹太人的决定根植于早年纳粹主义中的“清除”犹太人的目标。希特勒自 1919 年起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目标。它最初并不包含种族灭绝在内，但它包含种族灭绝的可能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确实被赋予了这一层意思。因此，“清除”这个目标本身就是有“原始的种族屠杀”倾向的。从纳粹的角度来说，只有在战前就把犹太人从德国完全排挤出去，才能避免日后变本加厉，最终演变成对他们实施种族屠杀。但是即便如此，后来纳粹所进行的侵略扩张，也会使大量其他犹太人落入第三帝国的魔掌，而历史后来正是如此发展的。所谓的“清除”犹太人只能意味着种族屠杀，尽管这种情况下的种族屠杀，是通过野蛮强迫他们进行奴隶劳动、营养不良和疾病实现的。只有三种情况可能会防止出现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防止战争爆发（西方的绥靖主义政治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从内部推翻希特勒（德国统治精英缺乏这样做的意愿），或者在战争初期就击败希特勒德国（这在军事上完全不现实）。否则的话，剩下唯一能防止犹太人悲惨命运的途径，就是苏联更好地准备它的国防，击退德国入侵，强迫德国求和，甚至希特勒不再掌权。但斯大林的麻木不仁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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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侵略扩张使欧洲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再次陷入战争深渊。这也是在 1940 年夏天引发我们所追溯的一系列事件，并在 1941 年 12 月使地球两端的独立战争演变成真正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德国的侵略扩张行为背后的，是体现在希特勒这个人物身上的意识形态“使命”。而这个“使命”的核心部分是“清除”犹太人。在这个意义上，纳粹对犹太人发动的战争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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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斯兰（Ostland）指纳粹德国 1941 年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帝国专员保护区，包括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东北部和白俄罗斯西部。最早被称为“波罗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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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第五纵队”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内战时期。1936 年，在德国纳粹的支持下，西班牙法西斯首领佛朗哥率叛军共四路纵队进攻马德里，有人问他哪支部队会先进入马德里，他回答说，是“第五纵队”，即隐藏在马德里人民内部的奸细。后来“第五纵队”成了内奸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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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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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本可能会完全不同。英国政府也许会在 1940 年 5 月寻求与希特勒和谈。德国领导层也许会集中兵力进攻地中海和北非战场，而不是向苏联开战。日本可以决定从对他们破坏性极大的中国战场抽身而出，不去冒险南进。墨索里尼也许会在决定是否参战前等一等，至少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希腊的灾难。罗斯福也许会站到孤立主义者一边，而不是冒政治风险去帮助英国并带领美国走向战争边缘。斯大林也可能会注意到无数的警报，并让他的国家更好地为迎击德国的进攻做准备。日本可以在德国从西方向苏联腹地进攻时，从东方进攻苏联。希特勒也许可以控制住自己不向美国——这个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打败的敌人——贸然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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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理论上可行的替代方案。任何一个都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各种假定情景分析——这是个无害但是毫无意义的思维游戏，完全不同于历史学研究的“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真正的问题。在前面 10 章里，我们已经分析了为什么这些替代方案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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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 1940 年春季派出和平使者试探和谈的可能性，算是所有替代方案中一个比较有现实性的选择。当时有法国境内的军事灾难作为背景，英国政界还有一些人愿意尝试和谈——包括政府核心里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再加上温斯顿·丘吉尔刚刚成为新首相，在内阁里的地位还不稳固，这一切都说明，试探和谈这个方案不能那么轻易地就被否定掉。但是，战时内阁经过 3 天的辩论，还是一致得出了继续战斗的结论。这个决定基于理性的辩论，由丘吉尔主导，但也是经包括哈利法克斯在内全体成员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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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定和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的决定，它们的替代方案被接受甚至被严肃考虑的可能性都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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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预见到进攻苏联对德国的未来极为重要已经有 20 年之久。这是他的战争。他想在英国的帮助下，至少是默许之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如果英国在 1940 年投降，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肯定会得到英国的帮助或者默许。但是实际上，希特勒不得不兼顾坚持抗战的英国。然而这种形势并没有迫使希特勒短时间之内不敢在东方开战，反而坚定了他提前开战的决心。在 1940 年至 1941 年，希特勒偏执的意识形态与军事和战略上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导致他做出了入侵苏联的决定。几年来，他用来为立即向东方扩张辩护的理由是，留给德国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这个理由更有说服力了。他清楚，从 1942 年开始，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将会使战争的天平向英国一边倾斜，而德国又无力阻止它。同时在中欧和东欧，希特勒预见到，未来苏联肯定会对德国的统治地位产生威胁（他认为这个观点从 1940 年 11 月访问柏林的莫洛托夫的言行当中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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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事领导层里的一些人希望优先进攻北非和地中海地区，但希特勒不为所动。鉴于德国政权的性质，任何与希特勒本人选定的战略相悖的替代性战略都不可能被接受。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进攻并摧毁苏联的决定，不只是他出于意识形态的决策，更是在战略上被逼无奈的选择。他必须在斯大林加强国防与美国参战之前在东方赢得胜利。迅速击败苏联才是战争完胜之道——这样才能迫使英国投降，把美国隔离在欧洲战事以外，并摧毁苏联未来对德国在中欧和巴尔干统治地位的任何可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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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南进扩张也同样没有其他替代的可能，一如日本在侵华战争的问题上别无选择。从日本的角度看，其他任何办法都没有可行性。日本不可能在从中国的泥沼中脱身的同时不使国家蒙羞。美国越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中国战场的僵局就越难打破。同时，日本通过扩张跻身世界列强之林的意愿，与它想在东亚取得霸权地位的野心，受到被操纵的民意的一致拥护，并已经渗透到了统治阶级的各个小集团，尤其是陆海军。这里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向东南亚扩张肯定将导致日本与英国，乃至与已经更强大的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正面冲突。日本对美国的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特别依赖，这就更加大了冲突的风险。但是如果没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来替代美国石油，日本就永远达不到经济自给自足，而经济自给自足被视为强国的重要标志。日本将会永远依赖美国。所以当德国战胜法国在欧洲引起轰动的时候，它也给日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没有一个派系反对利用这个机会。日本政府上下同心，不顾风险，一致选择了南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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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日本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拥有了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北进攻击宿敌苏联。即便那时，南进也只是有可能被推迟一段时间而已。因为向北进攻被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胜负未卜，所以这个替代方案被放弃了，受到海军和陆军内部主流势力支持的南进战略再次被肯定。日本和美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了。虽然日本领导人知道如果不能速胜，与美国的战争很可能为国家招致灾难，但国家尊严不允许日本从南进战略或者侵华战争中后退。由此不仅珍珠港，而且广岛和长崎的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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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心甘情愿去冒巨大的风险，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两国的权力精英们坚持认为，一定要通过侵略扩张来摘掉他们自己认为的“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帽子，获得强国地位。英帝国的世界强权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即便美国没有一个正式的帝国）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德日法西斯急需要克服经济上的不平等，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力量只会随着时间流逝对这些“一无所有的国家”越来越不利。这就意味着德国和日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尽快寻求胜利，将其作为国家实力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和日本权力精英们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甚至以国家生存为赌注发动战争。美国的分析家认识到，如果德国在经济上主宰欧亚大陆，日本主宰东南亚，会极大地损害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柏林和东京肯定也是这么看的。在德国和日本领导人看来，他们必须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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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帝国梦也是墨索里尼野心的核心部分，虽然他的愿景没有那么宏伟。他也决心要克服意大利精英阶层所认为的那种“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弱点所导致的不利因素，因此做出了 1940 年的那些命运攸关的抉择。在 1940 年夏天，当德国看起来已经站在胜利边缘的时候，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包括国王本人）被墨索里尼的好战态度说服了。虽然他们有时候还有担心，但加入一场看上去已经打赢的战争的好处，远远大于贸然投入一场意大利没有准备好的战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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