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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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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本可能会完全不同。英国政府也许会在 1940 年 5 月寻求与希特勒和谈。德国领导层也许会集中兵力进攻地中海和北非战场，而不是向苏联开战。日本可以决定从对他们破坏性极大的中国战场抽身而出，不去冒险南进。墨索里尼也许会在决定是否参战前等一等，至少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希腊的灾难。罗斯福也许会站到孤立主义者一边，而不是冒政治风险去帮助英国并带领美国走向战争边缘。斯大林也可能会注意到无数的警报，并让他的国家更好地为迎击德国的进攻做准备。日本可以在德国从西方向苏联腹地进攻时，从东方进攻苏联。希特勒也许可以控制住自己不向美国——这个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打败的敌人——贸然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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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理论上可行的替代方案。任何一个都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各种假定情景分析——这是个无害但是毫无意义的思维游戏，完全不同于历史学研究的“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真正的问题。在前面 10 章里，我们已经分析了为什么这些替代方案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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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 1940 年春季派出和平使者试探和谈的可能性，算是所有替代方案中一个比较有现实性的选择。当时有法国境内的军事灾难作为背景，英国政界还有一些人愿意尝试和谈——包括政府核心里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再加上温斯顿·丘吉尔刚刚成为新首相，在内阁里的地位还不稳固，这一切都说明，试探和谈这个方案不能那么轻易地就被否定掉。但是，战时内阁经过 3 天的辩论，还是一致得出了继续战斗的结论。这个决定基于理性的辩论，由丘吉尔主导，但也是经包括哈利法克斯在内全体成员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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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定和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的决定，它们的替代方案被接受甚至被严肃考虑的可能性都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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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预见到进攻苏联对德国的未来极为重要已经有 20 年之久。这是他的战争。他想在英国的帮助下，至少是默许之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如果英国在 1940 年投降，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肯定会得到英国的帮助或者默许。但是实际上，希特勒不得不兼顾坚持抗战的英国。然而这种形势并没有迫使希特勒短时间之内不敢在东方开战，反而坚定了他提前开战的决心。在 1940 年至 1941 年，希特勒偏执的意识形态与军事和战略上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导致他做出了入侵苏联的决定。几年来，他用来为立即向东方扩张辩护的理由是，留给德国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这个理由更有说服力了。他清楚，从 1942 年开始，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将会使战争的天平向英国一边倾斜，而德国又无力阻止它。同时在中欧和东欧，希特勒预见到，未来苏联肯定会对德国的统治地位产生威胁（他认为这个观点从 1940 年 11 月访问柏林的莫洛托夫的言行当中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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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事领导层里的一些人希望优先进攻北非和地中海地区，但希特勒不为所动。鉴于德国政权的性质，任何与希特勒本人选定的战略相悖的替代性战略都不可能被接受。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进攻并摧毁苏联的决定，不只是他出于意识形态的决策，更是在战略上被逼无奈的选择。他必须在斯大林加强国防与美国参战之前在东方赢得胜利。迅速击败苏联才是战争完胜之道——这样才能迫使英国投降，把美国隔离在欧洲战事以外，并摧毁苏联未来对德国在中欧和巴尔干统治地位的任何可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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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南进扩张也同样没有其他替代的可能，一如日本在侵华战争的问题上别无选择。从日本的角度看，其他任何办法都没有可行性。日本不可能在从中国的泥沼中脱身的同时不使国家蒙羞。美国越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中国战场的僵局就越难打破。同时，日本通过扩张跻身世界列强之林的意愿，与它想在东亚取得霸权地位的野心，受到被操纵的民意的一致拥护，并已经渗透到了统治阶级的各个小集团，尤其是陆海军。这里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向东南亚扩张肯定将导致日本与英国，乃至与已经更强大的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正面冲突。日本对美国的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特别依赖，这就更加大了冲突的风险。但是如果没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来替代美国石油，日本就永远达不到经济自给自足，而经济自给自足被视为强国的重要标志。日本将会永远依赖美国。所以当德国战胜法国在欧洲引起轰动的时候，它也给日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没有一个派系反对利用这个机会。日本政府上下同心，不顾风险，一致选择了南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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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日本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拥有了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北进攻击宿敌苏联。即便那时，南进也只是有可能被推迟一段时间而已。因为向北进攻被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胜负未卜，所以这个替代方案被放弃了，受到海军和陆军内部主流势力支持的南进战略再次被肯定。日本和美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了。虽然日本领导人知道如果不能速胜，与美国的战争很可能为国家招致灾难，但国家尊严不允许日本从南进战略或者侵华战争中后退。由此不仅珍珠港，而且广岛和长崎的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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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心甘情愿去冒巨大的风险，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两国的权力精英们坚持认为，一定要通过侵略扩张来摘掉他们自己认为的“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帽子，获得强国地位。英帝国的世界强权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即便美国没有一个正式的帝国）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德日法西斯急需要克服经济上的不平等，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力量只会随着时间流逝对这些“一无所有的国家”越来越不利。这就意味着德国和日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尽快寻求胜利，将其作为国家实力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和日本权力精英们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甚至以国家生存为赌注发动战争。美国的分析家认识到，如果德国在经济上主宰欧亚大陆，日本主宰东南亚，会极大地损害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柏林和东京肯定也是这么看的。在德国和日本领导人看来，他们必须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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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帝国梦也是墨索里尼野心的核心部分，虽然他的愿景没有那么宏伟。他也决心要克服意大利精英阶层所认为的那种“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弱点所导致的不利因素，因此做出了 1940 年的那些命运攸关的抉择。在 1940 年夏天，当德国看起来已经站在胜利边缘的时候，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包括国王本人）被墨索里尼的好战态度说服了。虽然他们有时候还有担心，但加入一场看上去已经打赢的战争的好处，远远大于贸然投入一场意大利没有准备好的战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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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希腊的灾难性决定这个问题上，意大利领导层存在分歧。军方很谨慎，了解这一决定的风险，但是反对意见被压制了。墨索里尼料到他们会服从，虽然他们对此并不热情。在外交大臣齐亚诺的怂恿下，领袖把入侵巴尔干——特别是希腊——看作是创造一个意大利帝国的机会，同时还能给希特勒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意大利不是仰德国鼻息的小伙计。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尊严也是招致灾难的原因之一。但是意大利入侵希腊的决定已经不可避免。归根结底，这根植于意大利想要跻身强国之林、成为帝国主义强权的野心，而这种野心集中体现在墨索里尼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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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选择被他自己对德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大大地限制住了。因为斯大林对苏联的重大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意味着他的失算和希特勒跟墨索里尼的失算一样，等同于整个国家政府的失算。长期以来，对任何人病态的怀疑是斯大林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疑神疑鬼意味着他完全不信任优良的情报来源，却反而古怪地相信德国编造的假情报，因为假情报符合他的主观判断。在笼罩着整个政权的恐惧和怀疑的氛围当中，负责筛选情报的官员也总给他送一些经过歪曲的情报评估，因为这些人自己也受到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挑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而德国成功的假情报行动又助长了他们这种偏见。斯大林非常确定，德国会首先发出最后通牒，提出苛刻的要求——可能是一个新的《布列斯特和约》——然后才开战。他还自信能够赢得完成重建红军的必要时间（由于他自己几年前发动的残酷的大清洗，红军被毫无必要地严重削弱了）。他的刚愎自用使他罔顾所有的警告，并斥责他手下越来越忧心忡忡的将领们。他们在战后的反思当中，相信斯大林应该及早动员苏联国防，做好迎击德国入侵的准备；即便这意味着刺激德国人，即使手忙脚乱的扩军计划还没有完成也要这样做。斯大林依赖的苏军将领的战略观念也是有问题的。他们不应该沿着边界配置苏军的防御体系，而应该进行纵深配备；这样可以防止在德军进攻初期前线的有生力量就在边境一线被迅速歼灭，为组织反攻提供基础，防止德军在战争初期实现规模巨大的突破。但是苏联军事战略长期以来建立在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形式这一理论之上。这一战略错误和斯大林本人灾难性的判断错误，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为苏联招致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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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所面对的选择同样看上去很多，但其实不然。他早期在外交政策方面倾向于孤立主义，但在 30 年代后期就迅速转变了；当时德国和日本咄咄逼人，对世界和平和美国的利益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总统不得不应对国内——尤其是国会——的孤立主义情绪。孤立主义者人数不多，却持续发出不和谐的鼓噪声。但是政府内部没有孤立主义的信徒。总统的顾问们有些好斗，有些更加持重，但他们对扩充军备的紧迫性是有共识的。很快，政府内部又在支持英国战争努力，在远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强硬立场方面达成了共识，这也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考虑。基于以上共识，无论是驱逐舰交易、租借法案、《大西洋宪章》、大西洋上的“事实战争”，还是赫尔寸步不让的十点要求——在日本被视为最后通牒——都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很多更是势在必行 。到 1941 年秋，最可能的结果只能是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同时对德日开战，唯一不确定的只是要不要采取正式宣战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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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日本的行动使罗斯福不需要冒险在国会就宣战问题投票，对德国的公开敌对行动肯定已经不远了，因为华盛顿仍然视德国为主要威胁。希特勒迅速决定对美宣战，这又一次使罗斯福不必采取政治手腕来促成对德宣战。但是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对美宣战的决定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远不像长期以来被认为的那样非理性。希特勒长期以来就视美国为对手，他知道德国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个敌人。到 1941 年秋季，他需要决定的就只有何时开战的问题了。珍珠港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德国能够和一个看起来战无不胜的盟友签订新的更加紧密的条约，使德国有机会主动完成不可避免的宣战，在美国忙于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在大西洋上对美国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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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几个月，希特勒下令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以彻底清除欧洲的犹太人。随后战争扩大，而且德国无法迅速获胜，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日益升级，逐渐带有种族屠杀的性质。“最终解决方案”就是迫害升级的必然结果。犹太人悲剧的根源是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即“清除”犹太人，清理德意志国家，为建立种族纯粹的欧洲“新秩序”铺平道路，推翻十几个世纪以来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和信仰的统治。而希特勒比任何人对这种偏执都更加狂热。到 1941 年，在犹太人问题上需要确定的就只有屠杀的地点和方法了。此刻，德国人只在集体屠杀的组织方式和技术的问题上有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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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决定了世界命运的选择不是完全必然的和先验的。但它们的确反映了产生它们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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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集权制政府做出了最复杂但也最灾难性的决策。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权有高度的个人色彩，决策都是由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做出的。决策一旦做出，统治阶级的各个层面都会支持它，至少会服从。他们的权威性受到大众的欢呼支持，而民意是通过无休无止的宣传与镇压反对意见创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制度中，领袖可能会从善如流，也可能会刚愎自用。但是他们保留独断专行的权力，这种权力被视为领导的特权。这种统治有极大的自由度，同时也有极大的风险，因为统治者很可能会犯下灾难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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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3 年上台以后，希特勒个人的行动自由越来越不受宪法的约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希特勒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集体领导机制的残骸都没有剩下。德国内阁再没有开会，武装部队受希特勒直接控制。所有政权里的重要机构，尤其是暴力机构，都由希特勒的拥护者掌握。即使不完全同意希特勒世界观的统治阶层的精英，至少也支持他对外扩张征服、建立德国的大陆霸权、残酷迫害被征服的人民尤其是东欧人民的那一部分主张。他们分享希特勒的胜利果实，尤其是 1940 年对法国的伟大胜利的成果。不管他们私下有多少不满，他们根本无法反对希特勒大赌博的自然结果，那就是对苏联和对美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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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的国内地位没有希特勒稳固。他不是国家元首，军队也效忠于国王，而不是他——这一点后来在 1943 年被证明非常关键。即使如此，他的内部统治地位也没有遭遇挑战。他控制着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党对他忠诚，并且是建立其个人崇拜的工具。和德国的元首个人崇拜一样，这帮助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也建立起了个人统治，因此在法西斯制度的结构当中就包含了一言堂的决策体制。希特勒做出的灾难性的决定使德国人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当中；同样，注定意大利命运的参战决策，还有完全缺乏准备的入侵希腊的决策，也出自一个大权在握的个人手中，它们同时在体制上就决定了未来的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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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制度与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区别。在日本，个人不可能乾纲独断。实际上在本书所考察的 6 种政治体制当中，日本的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强调集体领导的统治模式。天皇虽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领袖，但也没有独裁者的权力，更没有真正地皇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国。他也没有尝试过这样做。他更多是支持政府的决策，尽管有时候有所迟疑甚至恐惧。皇权只是表面上政权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后一道手续，它不能冒险和政府发生冲突，尤其不能和军部发生冲突。这个制度的致命弱点实际上就是军部的地位。在宪法上，军方只向天皇负责而不向平民政府负责，武装部队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候拥有高度自主权。不合军方意的大臣很快会被驱逐下台，甚至被刺杀。所以，首相很大程度上必须按照陆海军主流意见行事。而日本政治制度里很特殊的一点就是，陆海军高级将领会受到军官团里的中级骨干力量自下而上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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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在日本固定的意识形态框架里面运行的，这个基本意识形态就是通过扩张、征服和霸权来争取国家的伟大地位。为了达成以上目的，统治阶层会就需要采取何种战略战术产生激烈的争论，但这些目标本身从无争议。因此，集体决策的政府也都追求同一个不变的目标。和德国与意大利一样，国家尊严在重大决策中也占有极大的比重。任何有损国家尊严或者丢脸的举措，肯定遭到一致拒绝。所以，日本的集体决策机制最终和个人统治的德国与意大利做出决策的机制是类似的。在体制内部就有进行高风险的投机的倾向，而不是理性地退却以期达成有损颜面的妥协，因为妥协破坏了核心意识形态目标并暴露出国家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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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关于希特勒不会在 1941 年进攻的赌博，则属于另外一个性质。他的严重判断失误也反映了他所处的政治制度。在此时的苏联和在希特勒德国一样，统治者个人成为体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恐怖和大清洗破坏了官僚机构的稳定和军队的效率。和德国一样，集体领导的机制早就遭到了破坏。最重要的集体领导机构是政治局，它在近些年里越来越少开会，即使开会也不过是斯大林个人权力意志的体现。即便在政权的最高层也充斥着恐怖、害怕、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所以无人敢于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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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国的制度和英美的两种民主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民主制度一般拥有一个长期确立、运转良好的文官统治机制，能够为领导者的决策提供背景支持，能够对风险和收益进行理性的衡量，所以专制决策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在英美，两种制度的运转方式间还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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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4 月的英国战时内阁是真正的集体领导，虽然它的成员在决策中所占的分量并不一样。丘吉尔有首相这个职位带来的尊荣为他的观点提供支持，但是他刚刚履新，当时很多人，甚至在他自己政党内部的人士都对他有所怀疑，甚至完全持否定态度。他当时还不是自己政党的党魁。他不能在大政方针上独断专行，不得不接受两位上一届政府留下来的重量级同僚——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重要影响。同时，两名工党内阁成员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此时地位尚不稳固。丘吉尔通过合理的辩论和个性的力量赢得了那场交锋。即使在形势极端危急的时刻，决策也是通过理性辩论得出的。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与丘吉尔一样，都有高度的理性。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和极权主义制度一样明晰，并被所有人一致认同，但是这些目标是防御性的：维护英国的国家独立，维持帝国的存在。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的区别只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辩论结束以后，虽然做出的决策和哈利法克斯的主张相反，他也没有对此有所保留。丘吉尔利用“敦刻尔克奇迹”进行的大肆宣传使他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他很快在内阁中确立了主导地位。由于他兼任国防大臣，权力的天平自然会从简单的集体领导向首相个人领导倾斜。丘吉尔的个性特点又让他频频干预（或者说干涉）军事事务，这让他的参谋长和前线指挥官们大为恼怒。但是他仍然保持了集体领导的意识。在 1941 年 8 月普拉森提亚湾召开的会议上，罗斯福很惊讶丘吉尔还需要给他在伦敦的内阁同僚发电报，去征求他们批准他在会上的作为。而美国总统自己的一些内阁成员甚至都不知道现在罗斯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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