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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1707349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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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九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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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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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19日，战争结束后第一艘被允许在多瑙河上航行的客轮驶离恩斯港，向东方驶去，这已是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解放近半个月后了。客轮吃水很深，因为客轮的下层甲板塞满了归家心切的难民。在难民当中，就有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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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道阻且长，甚至充满危险，当客轮向着维也纳缓缓航行的时候，船首的扫雷器警觉地探测着未爆的炸弹。希特勒曾经宣布将多瑙河置于德国管辖下，之后纳粹就控制了多瑙河水域。从黑海舰队划拨出来的分舰队在这条欧洲主要水道上巡逻，保护着至关重要的港口，并且向盟军飞机发射防空炮火。战争临近尾声的时候，数百艘装满高爆弹药的炮舰被故意横向凿沉在多瑙河上，以迟滞苏联军队的前进步伐。这些危机四伏的水下沉船，将会在此后数十年内对途经的船只造成巨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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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毛特豪森150公里的地方，佩莉斯嘉乘坐的客轮被迫停泊在古老城镇图尔恩（Tulln），这座城镇曾遭到猛烈轰炸，因为城镇周围有空军基地、冶炼厂和铁路桥。铁路桥垮塌的残骸让河流暂时无法通行，必须等待清理。在长达两天的时间里，客轮装载着衣衫褴褛、委身草垫的乘客，被迫滞留在图尔恩西岸。这意外的滞留挑动着幸存者的神经，因为他们正置身于希特勒的母国。有些人不想再等下去，坚持要下船。他们徒步东行、轻装前进，步履蹒跚地进入城镇，试图赶上前往维也纳甚至更远地方的火车。他们用美国人给的香烟买票，这在当时可是价比黄金的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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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要照顾婴儿，自然不那么方便，因此她留在甲板上，等待河床被清理完毕，然后客轮送她们回家。5月22日，当她最终在布拉迪斯拉发的齐莫尼-普里斯塔夫（冬季港口）下船时，她发现尽管城镇遭到轰炸，但古老的市中心大致未受波及。她很想直奔公寓，看看蒂博尔是否在等待她们，但她首先要照顾哈娜，哈娜又要看急诊了。哈娜的伤口在旅途中裂开，绷带上浸满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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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斯塔西少校的建议，因此她抱着女儿直奔位于杜克连斯卡街的儿童医院，儿科医生舒拉（Chura）教授看了看这个严重营养不良、浑身布满脓疮的婴儿，宣布要立即进行手术。在几个星期内，哈娜已经是第二次接受紧急外科手术了，医生用柳叶刀切开和清理由于严重缺乏维生素而形成的脓包，然后再次缝合伤口，再把哈娜送进特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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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焦急地等待情况好转的消息，祈求哈娜能够活下来。佩莉斯嘉后来说：“我有好的预感，因为她想活下来，她真的想活下来。”舒拉教授走出手术室的时候，也对佩莉斯嘉说了同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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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再次取得成功，哈娜脱离了危险，而饿得半死的母亲也被两位负责医院运作的护士领到厨房。佩莉斯嘉饥肠辘辘地环顾四周，留意到炉子上有个锅，盛着一些炖豆子。在别人说话之前，她一把抓起锅，把整锅炖豆子吃了个底朝天，人们看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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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说：“没有人制止我，也没有人说什么。我那时候太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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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们意识到佩莉斯嘉也需要照顾，就为她提供了住处，直到哈娜身体恢复、能够出院为止。佩莉斯嘉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帮助，在此后两个星期里一直受到护士们的照顾。在稍事休息并安顿哈娜睡下以后，佩莉斯嘉终于能够前往蒂博尔可能会去的地方——位于渔夫城门的旧公寓。佩莉斯嘉心烦意乱地发现，那里是老城区少数被炸弹直接命中的建筑物之一。她只找到碎石瓦砾。在满目疮痍中，她在废墟里四处翻弄，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碰巧发现了蒂博尔一本珍贵的笔记。笔记本上虽然布满灰尘，但上面有蒂博尔与众不同的字迹。佩莉斯嘉无比珍惜地保存着这本笔记，直到她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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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犹太社区以及其他人士竖立起巨大的布告板，让人们为亲人留言，因此佩莉斯嘉在布告板上写自己和婴儿还活着，并且留下了医院的地址。然后，她又回到布告板那里，等待蒂博尔，或者任何能够帮她找到蒂博尔的人。好几天过去了，好几周过去了，亲友们开始陆续返回城市，包括佩莉斯嘉的姐姐阿尼奇卡（小安娜）和舅舅盖扎·弗里德曼医生，安娜和舅舅曾经躲在塔特拉山区。外公也在纳粹的种族清洗中幸存，但由于伤心欲绝，意外地从窗户摔下身亡。盖扎建议大家找个地方住在一起。后来，哈娜也喜欢佩莉斯嘉的舅舅，亲昵地称他为“阿布”（Apu）舅公，这是哈娜生命中仅有的类似于父亲的角色，佩莉斯嘉也把盖扎舅舅视若父亲，因为佩莉斯嘉已经父母双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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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哥哥邦迪从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传来消息，他在那边一切安好，已经结婚了，还收养了一个女儿。令人惊奇的是，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也回来了，他曾经与游击队的战友英勇战斗。扬科的头发长及肩膀，当年离家的男孩回家时已是壮实的汉子。多亏了扬科的战争经历，他被授予各种待遇，包括在城市里面选择居所的特权，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佩莉斯嘉拿来四套大公寓的钥匙，他和家人可以从中选择一套。这些公寓几乎肯定属于那些永远也回不来的犹太家庭。佩莉斯嘉拒绝“占死人的便宜”，她决定绝不搬到远离旧居的地方，以便蒂博尔能够找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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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佩莉斯嘉一直没收到父母埃马努埃尔·罗纳和保拉·罗诺娃的任何音讯，这对来自兹拉特莫拉夫采的、满心自豪的咖啡馆老板和老板娘，于1942年7月被送进奥斯维辛。佩莉斯嘉很久以后才通过家族故交得知，父母抵达比克瑙才一个月就被毒死了。佩莉斯嘉34岁的姐姐博埃日卡也未能回来，在同年3月的一次遣送行动中，佩莉斯嘉曾经尽力营救这位尚未出嫁的姐姐。多年以后，佩莉斯嘉才知道，由于博埃日卡作为女裁缝的天赋，她未被送进毒气室，而是负责奥斯维辛的缝纫部。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她为党卫队制作和修补制服以及其他服装。博埃日卡冒着生命危险，对在她手下工作的女孩很好，也对她们私下缝补自己和别人穿的衣服视而不见。在一份不太可靠的报告中，佩莉斯嘉伤心地听说，就在1944年12月，也就是集中营被解放之前一个月，博埃日卡冲向电网自杀身亡。再后来，通过一位熟悉博埃日卡的妇女，佩莉斯嘉又听说博埃日卡死于斑疹伤寒。佩莉斯嘉宁愿相信第二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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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星期变成了好几个月，还是没有蒂博尔的消息和身影，佩莉斯嘉总是想象蒂博尔会出现在街角。佩莉斯嘉感觉自己如同坠入地狱，无法挣脱，甚至无法回到兹拉特莫拉夫采，去看看那里还剩下些什么，她害怕与蒂博尔错过。由于有生病的婴儿需要照顾，佩莉斯嘉无法工作，也没有钱。她甚至不知道祖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已经重新统一，原本的斯洛伐克国总统约瑟夫·蒂索也已因为与纳粹合作而被绞死，但国内80%的犹太人都被灭绝，这个国家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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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后，红十字会给佩莉斯嘉发了一些钱，舅舅也给了她一些钱，她就在旧居附近租了几个房间，这样她起码能每天到附近走走，看看丈夫是否在等她。新房间在二楼，过去是仆人住的房间，位于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边上一栋三层大楼的背面。那里低矮潮湿、老鼠横行，她们就栖身于一间小卧室、一间起居室以及一间厨房里，佩莉斯嘉还在厨房里架起了浴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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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哈娜与母亲佩莉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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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佩莉斯嘉用童车推着哈娜走在大街上，走到公共布告板前面，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她碰见了苏兹（Szüsz）先生，她在战争爆发前就已认识对方。对方热情地向她致意，并且告诉她，自己曾经与蒂博尔一起待在集中营。苏兹先生说，在奥斯维辛，他们与1300名男子被转移到位于格利维采（Gliwice，德国人称格利维辛）的附属奴工营，距离奥斯维辛大约20公里。在那里，囚犯们被迫制砖、砌砖，或者为纳粹铁路车间维修车辆。然后，苏兹先生告诉佩莉斯嘉，她的丈夫没能回来。佩莉斯嘉心里一沉，对方告诉她：“他不相信你和婴儿能够幸存。他停止进食，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以至于无法自理。他总是说：‘我不想活下去了。没有妻子和孩子，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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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尽力筛选对方所说的话，想要寻找字里行间的意义，她从苏兹先生面前走开，独自面对悲痛。她痛彻心扉，她再也无法找出蒂博尔之死的确切细节了。最终，通过其他幸存者，以及蒂博尔的老相识，她终于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1945年1月的严寒中，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大约1300名饿得半死的格利维采囚犯，穿着条纹囚服和木鞋，被迫进行死亡行军，前往位于比利什哈默（Blechhammer）的大型人造燃油企业，行程为40公里。囚犯们被编成紧密的队形开始行进，他们遭到警告，如果有人掉队，将会被就地枪决。囚犯们冒着冰雪徒步行进，最终汇入由4000人组成的一字长蛇阵，改为前往格罗斯-罗森（Gross-Rosen），它即是最后仅存的集中营之一，此去行程将近200公里。这一次将会是最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数百名穿着破旧条纹囚服、瘦得皮包骨头的囚犯，因为无力前行而被就地枪决。他们的尸体被拖出道路，扔进壕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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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死亡行军中熬过来的幸存者告诉佩莉斯嘉：“蒂博尔就那样放弃了。1945年1月底，他死于饥饿……他倒在路边，就倒在路边……他很可能被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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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博尔·勒文拜恩，那位面带笑容、爱抽烟斗的新闻记者、银行职员，那位丈夫和父亲，就这样死在位置不明的冰封道旁，就这样死在波兰的西里西亚，就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卒年29岁。没有尸体可供佩莉斯嘉哭泣或哀悼。没有葬礼，没有墓地可为他立碑，以供忌日燃点蜡烛之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告别仪式，且不论是犹太告别式还是其他告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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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遗孀再也无法从他的死亡中恢复过来。在佩莉斯嘉的余生中，她拒绝再嫁。佩莉斯嘉说：“我曾经与我的丈夫举行过盛大的婚礼。我会一个人过下去，因为我无法与其他人生活，也无法找到像他那样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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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佩莉斯嘉感到安慰的是，儿时好友吉兹卡以及其他人把她最宝贵的财产归还给了她。在这些财产中，包括她珍贵的结婚照片、几封蒂博尔写给她的书信、她去世家人的画像，还有母亲保拉·罗诺娃最喜欢的耳环、母亲挂在漂亮金项链上的圆形雕饰、外公的怀表和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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