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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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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13日日落后，罗斯福总统及其随从驱车开到了华盛顿第十四大街的地下铁道岔线处，登上了一趟专车——“总统专列”。在车站和特勤局人员的帮助下，罗斯福进入了被称为“普尔曼1号”，也就是专列最后一节车厢里的一间豪华包房。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走进了同一节车厢的另一间豪华包房。白宫参谋长兼罗斯福的老友，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走进了第三间包房。列车向北穿过马里兰州的麦田，一行人在微微摇晃的卧铺上酣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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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曼1号”的陈设精致而奢华，墙上是橡木壁板，地上铺着绿色长毛绒地毯，还有桃花心木的家具和又软又厚的椅子。然而，它还是一艘车轮上的战列舰。车厢的底盘装有12英寸厚的装甲钢板，足以抵御埋在铁路路基下的大型炸弹。树脂玻璃车窗厚达3英寸，足以挡住直接命中的.50口径[1]子弹。车体侧面装甲则能够承受中口径炮弹的打击。“普尔曼1号”重达142吨，几乎是普通车厢重量的2倍，但设计师并不希望它特别引人注目，因此其外观和普通的普尔曼式专车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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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旅程中，总统将乘坐专列经过芝加哥和圣迭戈，然后乘船前往夏威夷、阿拉斯加、皮吉特湾，最后再次乘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返回。全程将为期35天，是罗斯福总统生涯中最漫长的行程之一。其中的高潮部分将是总统对夏威夷瓦胡岛为期4天的视察，其间罗斯福将视察各军事设施，并和他在太平洋战场的主要将领——陆军上将麦克阿瑟和海军上将尼米兹会面，商讨下一步对日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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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两天前，罗斯福毫不意外地发布了公众期待已久的声明，宣布自己将史无前例地竞选第四个总统任期。他对媒体说，自己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人民希望我继续作为总统领导这场战争，我就无权退缩，就像前线的战士无权丢弃阵地一样”。[2]总统的列车将在芝加哥短暂停留，那里正在举行民主党全国大会。同样是在芝加哥，共和党两周前刚刚举行过同样的大会，提名杜威州长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由于选情，总统的这次旅行难免被其政治对手指为给竞选造势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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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期，总统专列会搭乘最多四十名媒体记者随行。但这次则只有三位记者，分别代表三家重要通讯社获准同行——他们的报道只有在获得白宫授权之后才能发出，这通常要耽搁一个星期时间。战时安全需求使得这样的措施具有了合法性，但是媒体对于无法了解总统的行踪十分恼火，尤其是当他在数万人前出现而媒体却一无所知时。对于媒体的抱怨，罗斯福总统不为所动，甚至看起来还很乐意以此为借口让媒体离自己远远的。“坦率地说，”他对史蒂夫·厄尔利说，“我觉得新闻自由是世界上最无足轻重的问题之一。”[3]当白宫记者要求了解他的行程安排时，罗斯福通过厄尔利挖苦道：“你们想干什么？想偷看我洗澡还是跟我上厕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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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4年春开始，罗斯福和他的团队有了个无法抗拒的理由来对付媒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华盛顿谣言满天飞，说他已无力继续执政了。他的面色变得灰白，眼睛显得凹陷和无神，声音也已沙哑而无力。他还开始严重地咳嗽，嘴唇和指甲出现了一抹不祥的蓝色。被问及感觉如何时，总统回答道：“太痛苦了”或者是“完了”。[5]1944年3月，海军心脏病专家霍华德·布鲁恩医生发现他的血压严重升高，并精确地诊断出总统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根据20世纪40年代的治疗手段，病人再活过四年总统任期的概率并不太大。患有此病者确诊后存活时间的中位数不足两年。布鲁恩后来说，如果他的病人不是国家的战时总司令，他一定会坚持要求病人离任，立即入院治疗。但是有权向公众介绍总统健康状况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私人医生——海军军医处处长罗斯·T.麦金太尔中将，他告诉媒体，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比他1933年入主白宫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6]麦金太尔看似轻松的保证，实际上是一种掩饰，这种掩饰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总统去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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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恩后来承认，他和他的同伴们已经将医生的道德规范让位于更高的国家利益了。罗斯福总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没有之一。他在引领全球盟军协同作战方面扮演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他是计划、商谈建立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人物。轴心国的宣传机构将强健的体魄塑造为力量的象征，并把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视为西方制度衰落的标志。他国内的政治对手们也四处散布流言，说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很糟，并四处寻找能证明这些流言的证据。这样，布鲁恩医生的诊断书就成了国家机密，记者和摄影师也难以获准见到罗斯福总统。在总统专列上，那三个大通讯社的记者（总统毫不客气地把他们骂作“杀人凶手”“趁火打劫者”“食尸鬼”）不允许进入距离“普尔曼1号”三节车厢以内的地方。于是人们总是会看见这几位在俱乐部车厢的酒吧和牌桌旁消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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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一家在哈得孙河河谷短暂停留，回到他们在海德公园的家里待了一天，之后在14日晚回到总统专列上。当晚，列车从纽约中央铁路驶过，第二天中午来到芝加哥55街的客车编组站暂歇，他们将在此停留两个小时，好让罗斯福面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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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民主党成员都决意赶走现有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罗斯福遵从了他们的意愿。关于哈里·S.杜鲁门参议员是怎样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其他地方已经讲过，在此不再赘述。可以说这个结果很诡异，就连罗斯福最亲近的圈子都对此感到意外。与汉尼根短暂会面后，罗斯福总统签发了一封函件，同意让两名潜在竞选搭档中的任何一人与自己一同参选：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或者杜鲁门。这封函件中两人名字的顺序起初是道格拉斯在前，杜鲁门在后。但就在总统专列启程离开芝加哥前的最后一刻，汉尼根走出总统的私人包房，告诉总统的秘书格雷丝·塔利，把函件重新打印一遍，把两个人的名字顺序颠倒过来。就这样，罗斯福在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场看起来似乎很随意的会面后，似乎是心血来潮地就正式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即便此时他的医生已经有理由担忧他能否活到下一个总统任期结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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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在芝加哥这次历史性的停留持续了足足两个小时。夜幕降临之前，总统专列再一次启动，开往堪萨斯州的托皮卡，继而沿着罗克城铁路向西进发。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火车缓缓穿过大平原和美国西南部的沙漠。火车开得很慢，速度很少超过每小时35英里，这一方面是由于总统发觉这样的缓慢节奏会让旅行更加舒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希望在圣迭戈海军基地发表他关于接受本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讲话，而具体的提名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在这种速度下，火车的电池续航力就成了问题，因此他们常常在沿途小站停车充电。罗斯福每晚睡得都很好，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这是至关重要的。旅行总是能让他难得地容光焕发。平静地坐在那里，一边看着田野从窗外滑过，一边对照着窗外的小镇或者其他地标用膝盖上的地图查找当前的位置，这让他的精神振奋了起来。他会讲述那些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的当地历史逸事，还如数家珍般回忆起自己在途经的每个选区的竞选往事，这给他的幕僚和随从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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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出行线路沿线，警察和当地驻军重兵布防，把守着所有的大小桥梁、岔路口和隧道。凡是高速公路和火车道近距离平行的地方，陆军的吉普和卡车都会陪同护送。不难想见，士兵们都会好奇地朝总统车厢的窗户张望，希望能看一眼他们的总司令、第一夫人，或者是他们那条名叫法拉的著名黑色小苏格兰犬。火车即将到达的消息都会提前口头传递到下一个站点。7月16日那个炎热的下午，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埃尔里诺火车站，有人看见埃莉诺·罗斯福用绳子牵着法拉在月台上来回溜达。消息立刻传遍了全镇，立刻有差不多500名好奇的人赶来把车站围得水泄不通。直到一个小时后火车启程离开时，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往这里赶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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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一夫人和莱希上将，与总统同行的还有一大群军事助理；一个医疗组，包括麦金太尔、布鲁恩和另两名医生；负责撰写演讲稿的萨姆·罗森曼；战争消息办公室主任埃尔默·戴维斯；绰号“老爹”的沃森陆军少将；威尔逊·布朗海军少将；以及格雷丝·塔利。此外还有战时常见的大量特勤局人员，海军港务人员，铁路人员，以及通讯社派来的那“三个食尸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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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的前部，紧跟在火车头和行李车后面的，是一节由陆军通信部队掌管的没有窗户的通信车——一个挤满了电线、真空管、电子设备面板以及解码机的兔子窝。从这里，通信兵们通过短波无线电及无线电传打字机和白宫地图室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初级海军助理威廉·里格登上尉，在这次横穿大陆的旅行中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通信车和总统车厢之间的15节车厢里来回奔走，这段距离差不多有1/4英里。他要带着电文穿过一连串车厢，包括上下铺的普尔曼式卧铺车、俱乐部车、餐车，以及更多的卧铺车厢，最后从守卫着总统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车厢）的武装便衣旁经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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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凌晨2点，总统专列停靠上了圣迭戈海军陆战队基地的一处火车站台。一行人将在这座美国西海岸的大型海军基地停留三天，视察当地的各处军事设施。罗斯福夫妇见到了他们的儿子詹姆斯一家，他们就住在科罗纳多湾对面。罗斯福总统及随从前往圣迭戈以北40英里的加利福尼亚州欧申赛德港，视察了第5海军陆战师两个团级战斗队举行的两栖作战训练演习。这是一场高度拟真的实弹登陆演习，有很多重型装甲车辆和先进的登陆艇都参与其中。对于总统和他的高级军事幕僚来说，这都是一次极具价值的学习过程。太平洋上的越岛作战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他们在欧申赛德见到的这种大规模两栖机动是在和平时期从未见过的。海军舰炮火力、空中支援和登陆部队的密切协作给莱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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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提名罗斯福第四次参选美国总统。此时，总统专列正停在海军陆战队的火车站台旁，罗斯福于是发表了接受提名的15分钟感言，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回了民主党大会会场上。之后，他又为拍摄新闻短片的摄影师重读了发言的高潮部分。距离9点还差几分钟的时候，埃莉诺·罗斯福和一行人挥手告别，搭乘一架军用飞机返回了华盛顿。总统、莱希和小狗法拉则乘车前往不远处的百老汇码头，重型巡洋舰“巴尔的摩号”正停靠在那里。这艘军舰的舰员们事先并不知道罗斯福总统将会搭乘此舰，但是当舰长住舱旁的走廊上搭建起轮椅专用的斜坡时，有些人就已经猜到这一点了。罗斯福住进了舰长住舱，莱希则住进了舰队司令住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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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能理解老水手们不愿在星期五起航的迷信，军舰便一直等到这一天午夜才解缆起锚。它沿着一条扫清了水雷的安全水道开向外海，5艘驱逐舰紧跟在黑暗中的巡洋舰身后。舰队随后转向243°航向（西南偏西），航速22节，消失在海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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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协力夺取帕劳，即密克罗尼西亚南部的一个日占岛群，任务完成时限是9月15日；然后是棉兰老，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大岛，完成时限为11月15日。但是对于接下来1945年初的主要作战行动，参联会尚未做出决定。一如既往，菲律宾是麦克阿瑟的战略焦点，他一直在不停地向华盛顿施压，以求支持他所倾向的南线进攻。他主张在向菲律宾以北区域发动任何两栖进攻之前，应当先集中所有可用的美军兵力（包括太平洋舰队）拿下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以及首都马尼拉。而金上将和参联会内部的大部分计划制订者都希望越过吕宋岛，直接将下一轮主要进攻指向台湾。3月12日参联会发给太平洋上两个战区司令部的电文将这一矛盾摊在了台面上。电文指示两个司令部准备可行性方案，目标是“占领台湾，时间期限为1945年2月15日，或者攻占吕宋，如果此行动先于进攻台湾的必要性得到证明的话，时间期限为1945年2月15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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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尔的摩号”搭载着美国总统开往夏威夷之时，美军进攻部队正在准备攻取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又译天宁岛）。在1944年6月19日至20日的马里亚纳海战，也就是发生在马里亚纳群岛西方海域的一场海空大战中，日军损失了差不多300架飞机和3艘航母。同时，日本本土通往南方资源产区的海运线也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打击，日本帝国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已然开始崩塌。虽然东京的统治高层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现实，但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遭受的损失及其舰载航空兵的毁灭却标志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失败已经无可挽回。现在，最后阶段的战役已经开始，最大的那个问题也凸显了出来：如何迫使日本的领导层认输，并接受盟军给出的投降条件——无条件投降？美军知道，在眼下这个岔路口，两个选项——吕宋或者台湾——都是走得通的，而且一定能够打赢。显而易见，这是个高阶难题，需要战争计划制订者们综合考虑战略和技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而华盛顿和太平洋战区里已经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多种不同观点。总而言之，现在到了一策定乾坤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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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3年初，参联会的计划制订部门就开始讨论一份“击败日本的战略计划”。这份文件预期中国将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既可以成为对日空中轰炸的基地，也可以提供大量兵员以消灭亚洲大陆上的日本陆军，如有必要，那就连日本本土的日本陆军也一起收拾了。为了实现这一方案，盟军将需要在中国大陆沿海登陆，而如此一来，台湾就成了打开大陆之门的钥匙。这一以中国为核心的太平洋决战方案在华盛顿获得了有力支持，因为海军正是希望从中太平洋线路进攻，沿密克罗尼西亚前进，然后是马里亚纳群岛，继而前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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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联会内部最有影响力的计划制订机构是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缩写JSSC），该机构由一群幕后人员组成，直接向各军种总司令汇报。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的主席是斯坦利·D.恩比克陆军中将，西点军校1899届毕业生。参联会的四大巨头对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里这位受人敬重的老兵始终青眼有加，他提出的建议完全不会受到军种竞争或者各机构之间的偏见影响。1943年11月，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内部达成了一致而且明确的判断，即中太平洋的进攻比麦克阿瑟的南太平洋战役更加重要，因为从这里打到日本的路径更短，因此“早日打败日本的关键在于全力从中太平洋进攻，同时在南北两翼进行策应行动——使用所有能够在这些区域维持运转并有效使用的力量，包括海上力量、航空兵和地面部队”。[12]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以及他关于将重心转向南线和菲律宾的要求，一直未能影响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所有新的研究结果都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幕后团队先前的结论——麦克阿瑟的南太平洋作战并不必要，在太平洋上分散兵力可能会导致战争延长，而此时日本败象已露，美军理应对敌人的内层防御圈展开更直接的进攻。根据委员会的判断，这个进攻的目的地就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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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面临着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无法指望乔治·马歇尔来帮助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获得足够的关注，或者为他所主张的南太平洋—菲律宾进攻路线赋予更高的优先级。前一年，他曾对自己的副手理查德·萨瑟兰将军赤裸裸地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萨瑟兰正在前往华盛顿的路上：“要向马歇尔强调，他可以通过分配太平洋作战所需的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来控制局势。没有这些陆军的力量，海军就会孤立无援。如果他能把空中力量和地面补充力量投入这里，而不是把这些人派到海军的战区，他就能间接实现他想要的目标。”[13]没人知道萨瑟兰是怎样向马歇尔灌输这一观点的，但是这位陆军参谋长生来就不喜欢“间接”地做事，韦氏词典将这个词定义为“不直接，不坦率”。马歇尔对于太平洋上的军种竞争自然心中有数，但他从来不会把这种竞争视为陆海两军抑或是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的零和博弈，而且他一直乐于思考以更直接的方式攻至日本本土所能带来的益处。至于让海军“孤立无援”之说，只要看一眼太平洋的地图，就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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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眼见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的论据是多么有力，马歇尔劝麦克阿瑟丢弃不合时宜的成见，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太平洋全局。现在日军已经出现衰败的迹象，这难道不是加快战役节奏的时机吗？越岛战术，也就是绕过敌军坚固防守的岛屿，已经成了麦克阿瑟南太平洋胜利进攻的招牌动作——那为什么不能也越过吕宋？如果盟军最终是要在中国大陆沿岸获得一个港口，那或许攻占台湾就宜早不宜迟。马歇尔甚至在考虑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参联会的计划制订者们已经在传阅这个方案了——对日本本土南端的九州岛直接发动登陆突袭。马歇尔告诉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个人情感和对菲律宾的政治考虑凌驾于我们的总体目标之上，那就是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我看来，‘越过’和‘抛弃’完全不是一回事。恰恰相反，在最短的时间内打败日本，才是最迅速、最彻底收复菲律宾的有效方式”。[14]但是麦克阿瑟对此完全不买账，他声称必须收复吕宋，这既是出于战略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项重大义务要去履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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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收复菲律宾的愿望是真诚的、可敬的，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为了把这方面的历史说透彻，下面的这些事实也不能不提。1942年2月13日，在科雷吉多尔岛的指挥地堡里，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签发了一道指令，要求从菲律宾联邦财政资金里向麦克阿瑟划拨50万美元，向萨瑟兰划拨7.5万美元，向麦克阿瑟参谋部的另外两名高级军官也划拨了数额稍低的钱款。这笔钱据说是为了感谢美国军队过去为菲律宾做出的贡献。付给麦克阿瑟的金额可以折合成今天的800万美元。由于菲律宾联邦财政的钱储存在纽约，名义上要部分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因此这笔费用需要获得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批准。马歇尔和史汀生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既然他们没有提出异议，自然也不会有任何举措来制止这一交易。同样，根据现存的文件记录，罗斯福总统也知道此事。[16]后来，奎松总统逃到美国后，在华盛顿拜访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想要“孝敬”他——具体金额不详——以感谢他此前在菲律宾的服务。艾森豪威尔谢绝了，他给出的解释很靠谱：“误读和误解带来的危险……可能会毁掉我在这场战争中为盟军所做的一切努力。”[17]这位未来的欧洲战场总司令判定这种“献礼”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适当的，长远来看也将会遭到民意的挞伐。这两个判断都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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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季，金上将私下里直截了当地对麦克阿瑟作为军事战略家是否称职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对于两栖作战方面的新进展知之甚少（或者不感兴趣），这些进展后来被证明足以让美军长距离跨越大洋，攻占敌人坚固设防的岛屿。麦克阿瑟原先关于中太平洋灾难的预言早已破产，但他又做出了类似的预言，宣称台湾作战计划必定会失败。金在1942年曾经提倡南太平洋的反攻——实际上，美军的南太平洋反攻始于金发动的瓜岛战役，当时麦克阿瑟还是反对这一行动的。但是在金看来，南线进攻只适用于战争初期，当时美国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打过太平洋的中央海域。而此时，澳大利亚已经安全，盟军已经碾过了日军的俾斯麦海防线，现在是时候停止南线进攻了。麦克阿瑟作战行动的终点理应是棉兰老岛。金在一次例行的亚历山德里亚非正式媒体见面会上告诉记者们，夺回菲律宾“情感上很需要”但“实际上行不通”，这很可能会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推迟3到6个月。[18]他还对麦克阿瑟的两栖舰队司令丹尼尔·E.巴比海军少将尖刻地说道：“看起来麦克阿瑟更在乎的是他重返菲律宾的承诺，而不是打赢这场战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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