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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简史:帝国幻觉 第五章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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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战争往往都会形成属于它们自己的势头。正如有些德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1914年时的政治家是从“内阁战争”的角度来思考战争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少数领袖人物的意志决定了战争的发动和停止。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征兵、士兵生命的巨大损失、对敌人的切齿痛恨,以及没有哪个政客能够忽视的公众舆论,一些人承认战争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但仅仅只是承认战争是个错误已经完全不可能结束战争了。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想结束战争,教皇和威尔逊总统也有这样的打算,但他们都被人们弃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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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6年和1917年交替之际,一些激进的领导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中央,他们提供了一种或另一种劳合·乔治版本的“致命一击”。这场悲剧中的另外一种新思路是,在交战双方看来,致命一击似乎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德国的新领导人尤其是鲁登道夫,可能意识到西线陷入了僵局。但是,潜艇能够迫使英国人投降——为什么不试试呢?当时,德国政坛左派中的少数人确实与支持战争的社会民主党决裂,但并不存在其他重大的反对力量。相反,德国变得比以前更加军事化。“兴登堡计划”使得16岁到60岁的每位男性都有义务参与战事,并且出口贸易要翻两番(德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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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法国,罗贝尔·尼维勒这位在凡尔登战役中赢得声望的将军,出任了新的总司令:他精力充沛,承诺给法国带来伟大的胜利。而年迈的霞飞将军却被如何获得伟大的胜利所难倒,他当时刚刚晋升为法国元帅,却被要求靠边站。在经济方面,尽管法国失去了北部工业区,但却出现了临时发展带来的奇迹。因此,尼维勒将军自信地承诺,他能够运用数学方法,即把新的步兵作战手段与谨慎操控的“徐进弹幕射击”结合起来,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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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率先把这种“血战到底”的情绪转变成了实践。他们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这是一项革命,因为这导致了美国可能会加入协约国方面。美国与英国的贸易大幅上升,美国的大部分经济也依赖这种贸易。在当时,英国是美国的最大海外投资方,这些投资都被低价出售用来负担从美国的进口。如果潜艇失事让美国贸易中断,并造成平民溺毙,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正常情况下,美国人根本没有任何参战的意愿,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直在呼吁双方妥协,实现和平。但德军的U型潜艇(U-Boats)改变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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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德国新的最高统帅部明确地意识到,按目前的情况德军在西线根本无法获胜,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海军。与此同时,海军当局出于职业所带来的骄傲,也对他们庞大的战舰无法发挥作用感到愤慨。差不多在战争刚开始时,德国海军将领们就已经发现潜艇能够发挥何等的战斗力了。当时,U–9号潜艇曾一举击沉英军的三艘巡洋舰[78]。如果德国海军能够用鱼雷击沉为英国供应货物的民用船只,那么英国的海上生命线就会被掐断。德国人正在经历1916年到1917年的“芜菁之冬”,英国人也将遭受同样的物资匮乏。但德国人要面对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国际法禁止在未加警告的情况下击沉民用(也许是中立国的)船只。而且舆论认为,商船上的人们应有机会逃到救生船里,但无论如何民用船只轻易不可携带战争物资。可是,这些观点被德国人普遍地贬斥为“人道主义的蠢话”。不管怎么说,当时大部分德国人都确信英国人在试图饿死他们。同时,他们也由衷地确信,美国过多地帮助了协约国——美国的银行提供信贷,确保了英镑和贸易的国际价值,并维持了法国在战争时期的经济运转。如果美国确实进行干预,那和目前的情况会有什么真正重大的差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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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则更加重要。1915年时德军还没有足够的潜艇——共有54艘,大部分还只能携带4枚短程鱼雷。人们都以为,如果德国潜艇在英国海域遇到船只,它应该会浮出水面,询问船只上装载的东西并进行检查,而后在船只沉没前允许船上的人们在适当的地方登上救生船。可是,这套方法——“巡洋舰规则”——会使潜艇暴露在掩蔽的机枪之下。而另一套方法则是让鱼雷在水面下静静发射,见船就击沉,甚至是载有妇女和儿童的船只也不例外,这被认为是野蛮和不人道的(丘吉尔在1914年时曾说,他甚至无法想象会有人使用这种方法)。在1915年初的几个月里,为了反击英军的封锁,德国海军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即见船就击沉,并在不列颠群岛周围划定了禁航区域。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击沉,真真切切地造成了大量平民丧生(共1 201人,其中有128位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对此予以强烈抗议。由于当时德国海军还没有足够的潜艇,因此,柏林方面发表声明放弃“无限制潜艇战”,并同意遵守“巡洋舰规则”。但在1916年,德国建造了108艘潜艇,并在比利时的泽布鲁日为轻型潜艇建立了一个新的避风港,直接威胁英吉利海峡的运输。德国海军预测,在1916年年底他们就能够为一场新的“无限制潜艇战”做好准备。海军提交了多份数据报告,并带来了柏林大学的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泽林(Max Sering)和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就潜艇战能够摧毁英国经济所发表的意见。这两位经济学家补充说明了英国经济将会崩溃,尤其是如果齐柏林飞艇能够对英吉利海峡各港口的粮库投掷炸弹的话。他们的观点让德国人备受鼓舞,帮了海军备战的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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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霍尔岑多夫(Holtzendorff)指出,德国海军每月能够击沉60万吨位的货运,这样,就能够使英国的货运减少一半。在贸易区就会因食物短缺引发暴乱并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不得不从更广阔的领域用更加充满怀疑的态度来对待“无限制潜艇战”。他自始至终就知道,如果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那么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必然会参战。他的顾问黑尔费里希(Helfferich)能够读懂海军提交的那些数据,并认为这些完全是胡编乱造的。奥匈帝国的新皇帝卡尔极度渴望和平,反对德国海军的计划。德国政坛的左派和中立党对此也不热情。但面对军方的压力和民众的指责——因为英国封锁,德国国内已经出现了鼠肉香肠——民众开始没完没了地吃大头菜。贝特曼·霍尔维格在阻止无限制潜艇战上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力图找到避开这个难题的策略。1916年12月,同盟国中有4个国家[79]宣布它们将致力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并寻求威尔逊总统的帮助。实际上,威尔逊总统确实允许德国人拥有一条与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联络的、看似安全的电话线(实际上一直被英国情报机构监听),他随后还咨询了有关和平条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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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方面对于和谈倒是没有太大的困难。它们宣称:必须恢复比利时的独立地位,各民族应有自决权。和谈条款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骗人的鬼话,协约国成员国相互间谈论的都是帝国庞大的疆域,完全没有考虑过“民族自决”问题。德国人对他们的和平条款讳莫如深,甚至在威尔逊总统私下里询问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时候,他们也不肯多说。贝特曼·霍尔维格不可能说他想恢复比利时的独立,因为他压根没打算支持比利时独立。德国在为一个属于德国的欧洲而战。事实上,一年后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实现部分《中欧计划》后,有着讲法语的统治集团和政治上亲英的比利时不在其列。但是,德国的工业家们觊觎着比利时庞大的煤铁矿藏,军方至少出于未来每一场战争的目的想要占领列日等要塞。在布鲁塞尔的德军总督府也偷偷地赞助佛莱芒分离主义者,允许根特大学使用佛莱芒语,而在比利时那些有教养的人眼中,这种语言被视为是庄稼汉们使用的土话,是一种被弄得乱七八糟的荷兰语。贝特曼·霍尔维格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协约国声称它们在为真、善、美而战,如果霍尔维格也这样指明德国的作战目的,他会被当时已是德国真正主宰者的鲁登道夫撵出政坛——德国军方和工业家们正在为瞬间吞并比利时的煤田和法国的铁矿激动不已,同时他们也为接下来在靠近东普鲁士的波兰土地进行种族清洗而热情高涨。在有关战争目的的声明上,这种状况没有给贝特曼·霍尔维格留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只能沉默或撒谎。英法两国的外交官们也同样进退失据,庞大的帝国计划正在秘密地策划之中。但他们一直坚持恢复比利时独立这个表面上无懈可击的观点,而柏林方面根本不会说它正好也想复兴这个国家。德国的外交家们过于笨拙,无法应对这种局势,结果,他们的和平倡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更多的理由来反对那些海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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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在法国西部和不列颠群岛附近海域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战略。从击沉船只的吨位来看,似乎立刻就证明了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的正确。在1月,由于遵守“巡洋舰规则”,德国海军击沉了36.8万吨货物,其中属于英国的有15.4万吨。而在2月,德国海军则击沉了54万吨,3月已接近60万吨(其中有41.8万吨属于英国),4月更是达到了88.1万吨(其中有54.5万吨属于英国)。沉船事件一般发生在船只集中在一起抵达港口之前。中立国的船只开始撤离这个区域,大量船只躲进船坞,与此同时,很多美国公民因遭到袭击而被淹死。不过,霍尔岑多夫算计的结果却是错误的,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大大背离了德国的战争目标,成为德国战败的最大推手。英国人挺了过来,美国人参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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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也找到了防御U型潜艇的办法。在苏格兰福斯湾,新西兰伟大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做了一项实验,他把自己倒挂在水面上的划艇上,看看能否听到水中有什么声音。后来,就有人发明了能够测出水下噪声的水下测音器,随后又发明了深水炸弹。安装这些东西的驱逐舰就能够反击潜艇,尽管这会造成双方的关系极度紧张。一些勇敢的人士还向英国海军部建议如果把商船编成船队(20艘商船为一队),那么,驱逐舰就能够保护好它们。但这样的建议却遇到了荒唐的抵制,海军中的一部分权势人物显然不想为地位远低于他们的商船船长的行为担责。改变这一切的是4月份的“黑色十四天”,当时有数百艘商船被击沉,护航随之成为了惯例。在此之后,沉船事件有所减少,大体恢复到了遵守“巡洋舰规则”时所击沉的数目。5月10日,第一批得到护航的商船队出航,商人们服从命令,驱逐舰护卫着他们安全地横跨大西洋。在接受护航的5 090位商人中只有63人不幸丧生。U型潜艇把2/3的时间花费在了被护航商船往返港口的线路上,但并没有取得比以前更好的战果。无论如何,这些潜艇像着了魔似的使得德国最糟糕的噩梦变成了现实。美国的参战,这首先,意味着英国在战争时期的财政得到了拯救。其次,则意味着协约国的封锁开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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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无限制潜艇战”开始之后,美国人参战一事也有可能不会成真。美国的公众舆论不支持参战,但在“无限制潜艇战”爆发之后发生的一个事件迫使美国不得不参战。和韦伯的就职演讲、施里芬计划和提尔皮茨舰队一样,这个事件也属于德国自我毁灭的内容。德国政府认为,虽然美国没有陆军,但却有一支很大规模的海军,因此需要采取某种方法阻止美国参战。柏林方面意识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存在难以解决的纷争。如果德国承认墨西哥人有权撤销阿拉莫战役[80]导致的法定结果,也许就可以怂恿墨西哥人进攻美国。难道亚利桑那不就是墨西哥的阿尔萨斯–洛林吗?德国新任外交部部长阿瑟·齐默尔曼草拟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墨西哥人可能会对与德国结盟有兴趣,如若这样,墨西哥人也可以询问日本天皇是否愿意加入同盟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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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默尔曼把这份电报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而且他是通过威尔逊总统——作为善意的象征——允许德国人使用的一条私密通信线路发送的。英国海军情报人员事实上已经在窃听这条美国通信线路,并能够破解德国人的密码(英国人从一支十分骁勇的远征伊朗的德国军队那里缴获了一个密码本)。在处理齐默尔曼电报问题上,英国海军上将霍尔将军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足智多谋,他复制了这份电报,并以一条英国人已经窃听的德国通信线路重新发送一遍。这样英国人就能假装从“正式”的窃听线路上获取该情报。在3月底,美国驻英国大使看到了齐默尔曼电报,到此时,美国人宣布与柏林断交(尽管它没有与同盟国其他成员国断交,尤其是他们从未与保加利亚断交)。4月6日,这份电报传到了美国国会,掀起了愤怒的爱国主义狂潮,威尔逊总统宣布对德国宣战。阿瑟·齐默尔曼的电报以闹剧方式呈现了德国战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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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介入拯救了协约国。美国海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最终扩大了对德国的封锁范围,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的资金确实变得十分重要。到1916年年底,英国的信贷几近枯竭,英币的价值完全依靠美国人愿意以接近五美元兑一英镑的汇率实现。英国人一直在资助俄国,债务最终积累到了800万金镑,按现在的价值计算,应该要翻40倍(英国和苏联在1985年时解决了这笔债务问题)。要是美国政府为英俄法等国提供资金保障,它们才能继续使用借贷。现在,美国政府这样做了。原材料也大量地流向了协约国。但是,要建立一支美国军队并把它运送到法国则是另一码事,这花费了数月时间。到1918年,每月有20万美国军人到达欧洲战场。可是在1917年,美军的教官们不得不对美军士兵进行培训,可他们自己也只知道战靴和马鞍。从这种意义上说,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是正确的,美军参战在形式上无关紧要。如果同盟国能够在1917年赢得战争的话,那么美军的参战将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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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和法军在尽最大可能使霍尔岑多夫的预测成为可能。罗贝尔·尼维勒将军几乎毁了法军,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也做了大量毁灭英军的事情——据说是这位出生于苏格兰的将军,虽然作战最有成效,但却导致参战的大部分英军阵亡。尼维勒将军不是傻瓜,他意识到如果能够正确地使用大炮,这还是一场能够发展成为机动战的战争。现在,英法联军方面拥有数千门大炮和数百万发炮弹,也有了几种新式武器。在1914年时,飞机还很容易遭到破坏,只能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用来探明人群的位置并命中目标。现在,飞行员能够射击敌人而不会打到自身的螺旋桨。与此同时,单翼机已取代老式缓慢的双翼机,空中拍摄的照片也更加精确。此外,英军已发明出坦克,火炮手之间的通信联络方式也有所改进(德军的电话线埋在6英尺深的地下),“徐进弹幕射击”正在成为进攻的标准方式——尼维勒认为它将会带来战争的胜利。直接控制步兵前方60码区域的弹幕,能够打哑敌人的炮火,直到攻击者进入到手榴弹投掷范围之内。而手榴弹的技术和威力也有所提高。步兵战术倒是需要改进——不再是波浪式的,不再是1914年时大群大群的步兵推进,而是改为小分队的方式,士兵们从一个弹坑到另一个弹坑,沿斜线急速移动。一个分队向敌人射击,掩护另一个分队快速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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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维勒将军充分洞察到了所有这一切的变化,并认为从他在凡尔登战役取得的胜利来看,他已经找到了一种获胜的方案。他称之为“滑轮组合”,意思是指挥有方的各兵种的协同互助。从政治上和就他本人来说,尼维勒将军也是一位合适的指挥官。他是一位新教徒,而新教徒们(通常都是工程师和医生)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栋梁,为这个国家提供着道德典范、教育和精神动力,包括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尼维勒将军的母亲是英国人,因此,他能够吸引住那些出席伦敦午餐会的人们(有人曾指出,午餐会上有女士在场,这可不吉祥),并能够解释清楚他的作战方法。消息传到了大事临头的德国人那里,他们必须更加节约利用兵力,缩短防线。现存的西部战线反映了1914年时的事态,但并非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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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现状是因为西线具有一些独特之处——早在1914年,双方完全是出于威信和影响力的缘故挖掘战壕,各自的军队都据守着极为脆弱和花费巨大的阵地,造成了防线的僵持。英军守卫的伊普尔和法军守卫的凡尔登都是三面被围,守军遭受着纵射的威胁。与此同时,德军整个阵地非常漫长,毫无必要,但恰恰又必须为它配置兵力——如果能缩短防线,这些部队本可以被用到其他更有效的行动中去。从索姆河战场到巴黎东北部山脊上的贵妇小径,德军的防线布置在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上,处在英军的防御区域之中,没有任何战略价值,毫无用处。如果英军从巴黎东北部,或从阿拉斯到巴黎西北部发起攻击,就能够压缩甚至夺取这个突出部的边缘地带。因此,对德军来说,合乎实际的目标就是缩短防线,把军队用在更有希望的事情上。从2月9日到3月18日,德军实施了阿尔贝里希行动,也就是战略性撤退。这次行动的名字取自瓦格纳笔下那个卑鄙龌龊的小矮人阿尔贝里希,因为后撤中的德军在村舍中设置陷阱,在井里投毒,并把树木砍死。协约国的军队挺进这片遭到损毁的土地,却没有任何办法来恢复它的原貌。德军的撤退也破坏了尼维勒将军最初的计划,因为这份计划是以细心计算德军大炮位置为基础的。现在,他不得不进行全面而必要的准备工作。由于尼维勒将军是新任的指挥官,他的声望在于维持军队的良好状态,放弃这一点就将招致毁灭性的痛击,因此,他把其声望寄托在前线,但噩梦却随之而来。为了保持前线军队高昂的士气,尼维勒将军决定把他的作战计划直接告诉官兵们。而在一次突袭战壕的行动中,德军抓获了一位法军军士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尼维勒将军作战计划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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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维勒将军认为,英军在阿拉斯发起进攻,将会首先削弱德军预备队的力量。4月9日,加拿大军人攻占了维米岭,而英军则从他们躲藏的勃艮第城古老地下室中突然现身,德国守军惊慌失措,他们的大部分兵力任凭英军精心设计的前线阵地上的炮击摧毁。这一天,英军和加拿大军人取得了巨大胜利。随后,黑格将军又按照他的习惯,坚持连续炮击,但却没能取得任何新的进展。甚至在整整6周的时间里,他坚持骑兵聚集待命并期望着某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发起冲击,一点也不考虑骑兵会堵塞道路。与此同时,德军已乘火车赶到前线。阿拉斯战役标志着一种新型战争正在出现,炮手们现在能够处理大量巨型炮弹,并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不过,英法联军在后方的组织上却出现了大问题,尼维勒将军和黑格将军的关系开始变糟。这位法国指挥官用轻蔑的言语暗示英军要求了过多的铁路运输网,并在浪费资源。在这一点上,尼维勒将军可能是对的,但在关键时刻寻衅吵架并非明智之举。劳合·乔治不信任黑格将军,他利用这个事件要求黑格将军服从尼维勒将军的命令,可当尼维勒将军自己的种种行动造成灾难性后果之时,劳合·乔治自身也名声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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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确实在按尼维勒将军的计划采取行动。4月16日,他们对贵妇小径发起进攻,这也意味着要把塞内加尔军人[81]赶进雨雪交加的苦境之中。而德军充分预料到英法联军会实施炮击,因此早已远离危险地带。尼维勒将军承诺,作为他作战方案的一部分,如果他无法在战斗的前两天取得胜利,他将停止进攻。但除了在兰斯东部地区之外,法军在其他地方都遭到了失败,但尼维勒将军却坚持进攻,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到此时,一些与重要人物有关系的下级军官想方设法把前线的事态告诉了国民议会议员,可政客们无论如何还是十分认可尼维勒将军,因为他能够处理好与英国的关系。随后,20世纪的法国几次都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军队兵变。士兵们拒绝再次赴死,而将军们却要求他们勇敢面对。1917年的法军兵变(像稍后的意军崩溃一样)成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起义反抗的明证。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居伊·贝特隆希尼(Guy Pedroncini)是一位十分细心的法国历史学家,他认为大约有4万名军人卷入了这次兵变。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前线的兵变参与者在与明理又讲求实际的军官们交谈后,都又重新表态要遵守军纪。尼维勒将军本人很快就被解职,法军新的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将军对于如何才能恢复军队士气有一定的见识——只有49人被处以死刑,并以更人道的方式处理了逃兵和临时换职等问题。参与兵变的士兵们想让德国人来占领法国吗?当然不是!如果他们开小差,他们的女人会要求他们返回前线。无论如何,法军恢复了秩序,将军们也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贝当充分意识到他必须坚持小规模的、有效组织的行动战略。这些军事行动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比如,在10月,法军夺回了贵妇小径上的“拉富突出部(Laffaux salient)”。法国将血战到底,因为年高德劭但十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克里孟梭[82]在这个时候出任了法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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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尼维勒将军遭遇兵变的这个春天,另一场大规模的兵变也开始上演——这一次是俄军在分崩离析。德国人在1914年时就曾预测,他们在当时而非几年之后就能够打败俄国,从德国自身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精准的估计。就俄国的情况来看,到1916年,它的战争物资生产至少是充足的,它所缺少的是更先进国家在运输、定量配给、财政和国家统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组织化水平。俄国的大城市里充斥着难民,外出找工作的农民挤满了火车车厢。与此同时,用于运输军队的火车则少之又少。此外,俄国首都每天只能得到50辆卡车的粮食,而在战前,它还能得到90辆卡车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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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普遍的贫困也许可以忍受,但如果一些人拥有燃料和食物,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人们怀疑德国人隐藏在俄国各个角落,包括沙皇那光彩照人的皇后也是德国人。彼得格勒[83]的那些大发战争财的“资本家们”一般都有个外国名字。这样的局势是如何要了俄国沙皇的命的呢?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再次发生了!3月8日(俄历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首都工人阶级的妻子们举行示威,抗议面包价格的不断上涨。她们不得不早起,冒着彻骨的寒冷,通常却是白白等待,最后发现面包房没有燃料烘烤面包,或者是期待涨价的“投机商”把面粉囤积了起来。3月里的第一周天气非常寒冷,可随后却突然变暖,这种情况使得妇女们有条件进行示威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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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俄国和往常一样,沙皇的国家机器完全无法满足统治需要——甚至连张贴宣布军事管制海报的胶水都没有。正如乔治·奥威尔对18世纪的英国所做的评价,让一个人继续营业和应召入伍之间没有中间手段。先是警察试图控制事态,这造成了少数人的死亡;政府随后就命令军队采取行动。但在1917年时,俄军由非志愿军组成,他们住在首都行政区中心地带的庞大兵营中,心怀不满,偷偷喝酒,并试图接近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妇女们。在一个较为先进的国家里,都会在某处类似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地方为这类士兵安排住房,但破败的俄国无法提供这样的基础设施。被要求向民众射击的军队在俄历2月27日(公历3月12日)发生哗变,沙皇政府当即垮台。大街上到处都是士兵,他们乘坐卡车,挥舞着红旗,四处横冲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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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独特的俄国革命诞生了“苏维埃”,这个俄语单词的意思是“委员会”。2月28日,各个工厂和士兵群体选举产生了光荣的罢工委员会,但社会革命党中那些痴迷于自己意见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控制了这个委员会。俄国议会,也就是国家杜马中的一些政客也加入其中,这些人认为他们必须接管政权。到这个时候,许多将军也开始支持罢工委员会。当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摆脱掉沙皇尼古拉二世。每一个人,包括位于莫尔斯卡亚大街——彼得格勒最繁华的大街——帝国游艇俱乐部的成员都认为沙皇已是累赘,将军们也要求沙皇逊位。俄历3月2日(公历3月15日),沙皇被迫引退,国家杜马的政客们随即建立“临时政府”,终于宣布俄罗斯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政客们却不愿进行真正的选举。苏维埃是继任政府,握有权力,但对于3 000人聚集在塔夫里达宫(Tauride Palace)[84],其中2/3又是士兵的情况,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苏维埃只是决定成立一个由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可这些人根本不会进行组织筹划。当时,俄国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没有可以依靠的中间力量,基本上不具备阻止革命发展的手段,而后来广大民众直接参与的革命,由于政府都能立刻从工会那里得到支持而失败了。工会可能会和老板发生争吵,但他们不想破坏秩序,甚至在濒临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尽力发挥作用维持秩序。可是在俄国,除了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有工会之外,不存在其他工会组织。而且,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错误地确信,工农兵与政府的“对抗”将会变得没有危害。于是,他们筹划停止行军礼,废除军队中死刑,并规定军队中的每个人都应加入苏维埃,选举军官并监督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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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导致革命的因素并没有消失,与之相反,事态变得越发糟糕。在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有些所谓的革命是虚假的),都存在着一大引擎,即通货膨胀。1917年俄国的公共财政已经崩溃。在1914年,俄国政府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甚至沙皇自己都用口水贴邮票以节约资金。战争变得异常昂贵,政府则不知所措。俄国政府规定不许喝烈性酒,而国家税收的1/3来自对伏特加的垄断,这样一来,政府就毁掉了早前的利益来源。由于没有了所得税这一工具,也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从庞大的中产阶级那里获取战争贷款,俄国政府只能越来越快速地发行纸币,发行量太大,连印刷机都坏掉了。顾客要是去银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的话,银行会给他一大沓指南,让你自己往钱上印数字。这样,纸币上的零在增加,商品价格标签上的零也是如此。在流通链条的每个环节,食品储备变得不可预测:从作为生产者却得到毫无用处纸币的农民,到在保险库里储存食用糖的银行——因为糖至少还有存储价值。这个问题接下来又影响到交通运输,因为开往这个国家产粮大省的火车,半空而回,而在其他地区因缺少运输工具,粮食又都烂掉了。在1917年夏天,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急剧地纠结在一起。所有措施都已失灵,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做出各种表态,流言满天飞。俄历4月9日(公历4月22日),继任者列宁开始介入到事态之中。他和他的追随者“布尔什维克”,这是因为在几年前,处于流放中的列宁为了接管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的机关报,在一次备受争议的会议上秘密地成立了一个多数派。而“多数派”的俄语单词就是“bolshinstvo”。对于1917年俄国发生的事件,列宁想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而其他人却什么想法都没有。列宁指出,要给人民面包,给农民土地,给世界各民族和平。如果俄国人启动退出战争的进程,那么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会跟随,尤其是德国人——列宁在德国生活了许多年。若如此,其他的所有事情都会迎刃而解。这种想法符合德国政府的利益。列宁最后得以乘火车从瑞士返回俄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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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拥有非凡的、刚强的性格,但他的超凡魅力并没有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因为就算考虑到不同文明之间在修辞上存在差别,他的作品也是枯燥乏味的。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他慷慨激昂的演说是如何迷住俄国人的,但他们似乎确实痴迷于他的魅力。毫无疑问,在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这个小群体中有相当多的人在一开始反对列宁的主张,因为即便是从监狱中归来的布尔什维克,也都支持进行战争,但列宁最终占据了上风。他发表富有感染力的演说,事态也确实在按他的意愿发展。如他所说,旧制度会犯许多错误,而旧制度的确犯了许多错误——政府的财政状况一团糟,领取食品的队伍失去控制,将军们绝望地感到俄军比德军素质低劣,士兵们呆坐着无所事事,空腹喝着劣质饮料,银行家和外交官们成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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