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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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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终于结束了，对于帕尔·凯莱门以及其他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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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来说，她和三名子女从那艘由鹿特丹横越大西洋驶向纽约的远洋客轮下船之后，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航行于海上的日子虽然让她能够先有一段时间适应和平生活，她却觉得接触大都市的经验令自己难以招架。人行道上密集繁忙的人群使她觉得疲累不已，纽约那些高大的建筑物也隐隐带给她一股威胁感——每当她仰头望向上方，就忍不住产生一股念头，觉得可能会有飞机出现并且投下炸弹。不过，最令她感到懊恼的是，她遇到的人根本没几个真正关心发生在欧洲的事情：“他们的漠不关心几乎超出了我的忍受。”她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但她后来再也没有回到波兰，也没有再见到她的先生斯坦尼斯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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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卡夫卡待在布拉格。他的流感已演变成致命的肺炎，且迟迟未能康复。世界历史中的许多大事，全葬送在环绕着高烧的迷雾中。这天，他写信给小妹奥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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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奥特拉：这一切真是艰难，我每天早上都能下床，却从没出过门；不知究竟何时能出门，可能今天，也可能是明天。不过我也知道，现状并不轻松。饥饿、没有自己的房间、远离布拉格，这一切都能使你学到许多东西，是个极大的考验。要战胜这场考验绝非易事。曲瑙镇这儿的现况，倒是挺适合你和你的目标。刚开始的前几天还没办法有概括的了解，但很快你就会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在这里闯出一点儿名堂。假如你的健康或学业状况不理想，你自然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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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年的战争，艾尔芙莉德·库尔仍然身在施奈德米尔。至少有一幕和战争爆发之初一模一样：大批群众聚集在报社外。而且，现在的情势也像1914年那时一样瞬息万变，因此最新消息都以手写方式公布于布告栏，用蓝色铅笔写在白报纸上。不过，和四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情形更加混乱，团结的精神也远不如开战当时。艾尔芙莉德看见一个男孩哭个不停，只因为他说了一句不讨人欢心的话，就被群众里的一个人出手殴打。现在欢呼声比较少，争论倒是多出许多，而且都吵得相当凶。有些士兵手臂勾着手臂走在街道上高声歌唱。一名中尉怒斥他们，却被掀掉头上的军帽，而只能脸色苍白地从水沟里把帽子捡起来。有些平民把那些士兵痛骂为叛徒。艾尔芙莉德跑回了家。门铃在不久之后响起，是她弟弟的朋友安德罗夫斯基。他在椅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大声说道：“战争已经死了！战争万岁！”她的弟弟也几乎在同时回到家。他的帽子和腰带都不见踪影，军服上衣被人扯破，纽扣掉了不少颗，肩章同样被人扯断，军服外套的翻领也悬垂在身前。他脸上的表情显露出他内心的震惊与困惑。安德罗夫斯基看见他的模样不禁笑了起来。迟疑了一会儿之后，艾尔芙莉德的弟弟也开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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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麦克诺坦去世之后，遗体从伦敦运到了肯特郡的查特萨顿。1916年7月底，她被埋在山丘上的村庄墓园，在她家族的坟墓里，在果树的遮荫下。[1]她的棺木被吊入墓穴里时，送葬者可以隐隐约约听见远方的炮火声，是从索姆河上的战场随着南风飘来的。当时是下午时分，明亮的太阳高悬于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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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穆齐尔任职的陆军部，就像这四分五裂的奥匈帝国一样分崩离析，很快被撤销了；但他形式上还是继续在“战争新闻通讯社”任职了一段时间，这场战争才在维也纳划上句点。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出于经济考虑；他和玛尔塔都需要这份薪水。就像绝大部分还来上班的同事一样，他卸下军装，上班时仅着便服。穆齐尔待在一间有如回廊般的房间里，两边点缀着图画。他独自坐在一张偌大的长方形办公桌前，因此整个人看来更为渺小。（然而，惊天动地的大事即将发生。最近几年来的遭遇与体验，为他带来了许多材料与灵感，足以动笔写下20世纪最令人惊异的文学创作——《没有个性的人》。美中不足的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完全写完。）一位好友问起他在战后赋闲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他只平静地说：“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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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冯·莱韦措的尸体在科科斯群岛的海战结束第二天就在“埃姆登”号焦黑的尾甲板上被找到了。来自大火的高热甚至烧融了他的眼镜，连军舰上的钢板都弯曲了，冯·莱韦措的尸体只剩下了尸骨。他的朋友弗朗茨·约瑟夫根据头颅的形状和本来别在他军服上的一个小小的金属中尉星章辨认出他的身份。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一艘名为“卡德摩斯”号的小型英国炮舰被派来处理那些死者。[2]英国炮舰上的水兵很快就放弃了到岸上去埋葬死者的想法，因为尸体腐烂过度，一百多具尸体已经变黑，怪异地肿胀着。因此他们另想他法，借助铁锹和防毒面具把所有死者的遗骸推下了蔚蓝的海水，而鲨鱼已经等待在那里。这项工作花费了三天时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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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施通普夫仍然待在威廉港。一开始的疯狂最后却以歇斯底里收场。有谣言说他们遇到了士兵的反叛，而效忠旧政权的部队已经开拔前来：“街头上犹如疯人院。武装士兵朝着各个方向来回奔跑——甚至还可以看见妇女拖着弹药箱到处跑。真是疯狂透顶！难道结果就是这样吗？经过五年的残暴战争之后，我们现在竟然要把枪口转向自己的同胞？”后来，他坐着写日记，却突然听到欢呼、尖叫、奔跑的声音，还有警笛声以及小型武器乃至大炮的开火声。信号弹飞上夜空，爆出一道道的红色、绿色与白色光芒。他心想：“多一点尊严对所有人都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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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身在莱萨布勒—多洛讷的一座训练营，邻近于大西洋岸。他和他那支造反的连队后来再没有被派上前线，只在前线后方担任后备部队，过着沉闷而令人泄气的生活，接着就爆发了西班牙流感疫情。他本身病得非常严重，因为发高烧而不断出现幻觉。他康复之后，有人通知他，他的连长职务已经被撤除了，因此他在内心深处大大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他对一名住在尼斯的俄国少妇所产生的爱意却遭到回绝。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时间里，他还是继续勤读历史书籍，并且因此更加坚定认为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时间不可能太久。尽管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察觉到战争已近尾声，却觉得自己很难想象没有战争而且不穿军服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格已经淹没于全体的概念当中。我认为这是战争心态造成的正常后果，恐怕也是千百万战斗人员共有的感受。”他的俄国军官同僚谈论着是否该加入白军，参与俄国即将面临的内战。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对此犹疑不决。[4]他们正如常继续着抛掷手榴弹的练习之时，突然有一名法国军官冒了出来，以极度兴奋的口气宣布道：“停止一切练习活动。停战协议已经签订了。”城镇里展开了“一场疯狂欢庆”，众人互相拥抱，并且在街头上起舞。庆祝活动一直持续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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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芙萝伦丝·法姆伯勒而言，载运她和其他难民的船只驶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港口之后，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在她眼中，那艘船有如一座水上宫殿。他们在音乐的伴奏下登船，而她走进自己的卧舱之时，更是觉得自己仿佛身在梦幻当中，只见舱内有着白色的床单与白色的毛巾，连舷窗上也有白色的窗帘。[5]接着，她站在甲板上，望着这个被称为俄国的国度——“我真心热爱这个国家，也欣然为它服务”——缓缓远去，最后只剩下水平线上一抹淡灰色的影子。然后，一道微带蓝色的浓雾飘到海面上，遮蔽了她的视线。她回到自己的卧舱，就待在那儿，向别人托词声称自己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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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斯滕·安德烈森的家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怀抱着他被英军俘虏的希望，也许是被拘留在偏远的战俘营，例如非洲。不过，他们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向各方提出的询问也都没有下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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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之际，米歇尔·科尔代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身在巴黎，而是在乡下的一座小镇。如同其他大多数人，他也在几个星期前就察觉到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一直到战争正式结束，他遇到的人都持有各种不同态度。大众普遍对胜利深感喜悦，到处都可见到欢欣而笑的脸庞。不过，有些人却坚称他们不该对当下的情势感到自满，而应该进一步入侵德国，让那个国家尝尝法国所承受的苦难。另外有些人根本不敢抱持希望，因为他们已经遭遇过许多次的失望。还有些人则是谨慎小心地看着这一切，仍然紧抱着过往政府宣传的那种观念，认为“和平”是个肮脏下流的字眼。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是满怀不可置信的：“在四个月前，谁会相信这样的结果？”科尔代见到意大利部队已在返乡途中，对于战争的结束欣喜不已。那天上午七点，当地的陆军总部收到一条无线电信息，称停战协议已经签订。钟声回荡在空中，士兵手中拿着国旗与花束在街上跳舞。午餐时，他们听闻德皇威廉已逃往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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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弗雷德·波拉德身在蒙特勒伊，在英国远征军总部，因为他所属的营被派到那里执行警卫任务。他的部队自从1918年11月初就被当成机动后备队四处调遣，而没有参与任何战斗；他因此而为手下的士兵深感遗憾——“我要是错过了那样的冒险经历，一定会懊恼不已”——但对于自己而言倒是相当庆幸。波拉德当初因为感染西班牙流感而在佩罗讷镇外昏倒，但他现在已经痊愈；停战协议的消息传来之后，他们全都“兴奋得近乎疯狂”。他当天就在欢庆、歌唱、走访数间军官餐厅、举杯庆祝胜利以及悼念阵亡战友当中度过。他到了下午大概已经喝得相当醉，这时有人邀请他到作战指挥部的机密房间里观看一幅标记德军部队所在处的大型地图。他颇为自满地注意到德军部队在面对英军的地方分布最密集，在面对比利时与美军部队的地方则是最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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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亨利·道金斯在他阵亡当天的日落时分被埋葬。他被埋在澳新军团湾以南一座临时公墓，至今仍然安眠在那里，距离海边不到二十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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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阿诺又回到了前线，身处于一个暂时充当营部使用的炮弹坑里。他想到自己刚满二十五岁，先前却完全忘了自己的生日。一名少校从黑暗中冒了出来，说他前来接替阿诺，而阿诺则是必须到后方接任一项职务。阿诺写道：“我一下子明白了，对我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我活了下来。突然间，我从这三年半来一直压着我的残酷焦虑当中获得了解放；我再也不必像老人一样受到死神阴影的追赶。”他带那名少校四处参观，丝毫不再担心机枪与炮弹，因为“我满心欢喜，轻松愉快，仿佛自己刀枪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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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德·诺加莱斯搭乘在一艘正航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汽船上。他放眼望去，只见四处都是国旗——敌人的国旗：意大利、法国与英国。他心中想着，那些国旗大多数都飘扬在“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与黎凡特人[8]”的房屋上。他在傍晚参加了一场由几个想要庆祝停战协议的希腊女士所举办的派对。谣言四起。有些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物已搭乘一艘德国鱼雷快艇逃出城外。安纳托利亚有一场兵变正在计划当中，“借此抗议协约国对土耳其国内事务的干预”。德·诺加莱斯接着指出，“只要协约国坚持将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与美索不达米亚划分成托管地与受保护国，此一干预就会继续导致严重的武装冲突”。一个星期后，他前往战争部第二次申请退役。[9]这一次，他的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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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库欣仍然在普里耶的医院休养。在停战协议签订的当天，他的勤务兵把他的刮胡镜与指甲刷带了过来，并且将他的军服夹克拿去缝上新的军阶章：库欣已晋升为上校。他阅读报纸上的战胜报道已经读了一阵子，而且愈看愈惊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得这么快？——而且他也借着几根大头针与一团棉花在一张地图上标记着协约国军队的推进。下午四点半，他与护士长、医院牧师以及一名医生同事在他的病房里庆祝了和平的降临。他们没有狂欢，只是坐在火炉前喝着茶，谈论宗教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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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格斯·布坎南而言，战争早在1917年9月就在纳伦尤的一座战地医院里结束了。大约一个星期前，他和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的其他成员接替了一支南非步兵部队。部队在可怕的酷热下已精疲力竭，士兵与脚夫的人数都日益减少。布坎南本身也是疲惫病弱的一员。他在发烧的情况下仍然勉力撑了几天，竭尽全力才得以参加每天早上的集合。不过，他后来终于无法再行走。布坎南被人抬到医院：“我被打败了，彻底被击倒了。”他们对他的状况做了最糟的打算。他躺在一间小屋里等着被后送，先是到林迪，接着搭船到三兰港。一个身穿军服的人走了进来。那是奥格雷迪，这个战区的指挥官，布坎南先前曾经与他共事过。奥格雷迪对他说了些贴心打气的话，并且对事情发展成这么糟糕的状况表达遗憾。后来，“他离开之后，”布坎南写道，“我在那间阴暗的草屋里掩住面容，像个女人一样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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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科庞仍在德帕内的医院里。他出现了并发症。截肢的伤口仍未愈合，他的抑郁沮丧也无可缓和。（现在，科庞已获得几乎所有协约国成员国所颁发的勋章，包括葡萄牙与塞尔维亚在内。然而，尽管他向来对勋章深感兴趣，这些勋章却无助于提振他的心绪。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穿上军服佩戴这些勋章，也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和平将会导致勋章市场物满为患。）傍晚，他突然听见嘈杂的尖叫、欢呼与笑声回荡在病房、楼梯井与走廊当中。在他的耳朵里，那些欢悦的声音却幻化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声响，几乎像是垂死之人的最后一声叹息，只是受到大幅放大与扭曲而已。停战协议的消息刚刚宣布。科庞的内心一片困惑：“我应当欣喜不已，但我却觉得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掐住了我的喉咙。我对未来充满焦虑。我意识到我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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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芙·金刚从英国返回萨洛尼卡。（她走访英国是为了申请各项必要的官方许可，以便实现她的下一项重大计划——开设一系列的连锁餐厅，为回国的塞尔维亚难民与士兵平抚苦难与艰辛。）这趟英国之旅令她充满困惑——而且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她一开始颇为怀念萨洛尼卡，但后来却逐渐转变为一股厌恶而且不想回去的感受。不过，她终究还是回去了，而且结果令她喜出望外。她的部队在许久之前就已往北迁移，紧跟着溃败的保加利亚军队。（在最后关头，萨洛尼卡的成千上万名士兵终于被交付一件像样的任务，结果他们到了1918年9月即迫使处境原本就已相当艰难的保加利亚屈服投降。奥斯曼帝国随即跟进，此一连锁反应最后则是随着奥匈帝国的投降而画下句点。）她的两部车辆都已随着推进的部队离开，她的木屋也被搬得几乎空无一物，但她的塞尔维亚友人倒是把她的财物全部精心打包起来。在动身前往贝尔格莱德之前，金检视了她在过去这几年来所搜集的物品。她觉得其中大多数的物品都是“垃圾”，也把许多旧衣服连同成堆的报纸与新闻公报一起丢掉。那一切都属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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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琴佐·达奎拉搭乘于百慕大外海的一艘货船上，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救了他一命的很可能是他的美国公民身份，以及他从来不曾正式宣誓入伍的事实。由于忌惮美国舆论，意大利当局显然无意让他成为烈士，所以他虽然被留在意大利军队里，却再也没有被送回前线。最后，经过种种事件之后，达奎拉终于获准返回美国。他没搭上航向纽约的邮轮，但在美国货船“卡罗琳”号获得了一个床位，而在1918年9月从热那亚出海。他们在直布罗陀载运了一批矿石，然后由于接到德国潜艇活动的消息，船长因此选择经由巴西的航线，虽然距离长了不少，却也安全得多。巴西往北航行的途中，他们在11月的一天夜里看见了一幅不寻常的景象：一艘汽船在夜里点亮全船灯光航行。凌晨时分，他们又遇到了另一艘船，于是以旗号询问对方：“战争结束了吗？”对方的答复极为斟酌：“不是，只是停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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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德华·穆斯利而言，他从君士坦丁堡获释而搭上航向士麦那的船只之时，战争就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处于兴奋与混乱当中，”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数百年般长久的被俘经历逐渐从我身上消失。我外表虽然平静，内心却忙碌得无法思索这段可怕的永恒经历的重大终结。”船上还有其他几个刚获得释放的战俘，与他同舱的乘客也是当初身在库特阿马拉的炮兵，借着装疯才得以重获自由。船只解缆开动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君士坦丁堡的形影缓缓消失于夜里，首先消失的是大清真寺的模糊轮廓，最后则是高耸尖塔的锐利线条。穆斯利进入他的卧舱，和他的同伴同坐了一会儿，一面抽烟，一面聆听海浪的声音。他们两人回到甲板上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经消失了。唯一看得到的是映照于船尾波浪当中的远方灯光。“那是伊斯坦布尔：永恒、美丽、恐怖之城。”他们两人都静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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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摩内利身在锡格蒙茨黑尔贝格的车站，位于奥地利东北部。他和其他意大利战俘在几天前就已重获自由，原因是他们借着争辩与武力慑服了看守他们的那些满心惶惑又士气低落的卫兵。一切都反了。他的部分同胞到镇上去尽情喝酒以及追逐女子，其他人则是开始计划对维也纳发动一场大突击。手持奥地利武器的意大利士兵在车站巡逻，帮忙维持秩序。不时有满载匈牙利士兵的运兵列车隆隆驶过，而且也不时可以听见枪声。奥地利电话接线员仍然如常从事着他们的工作。摩内利和一小群前战俘聆听着一名奥地利军官——据说是个相当和善的人——向他们翻译停战协议的条文内容，只见他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一句翻译着。对于自己重获自由，战争又已结束，摩内利深感如释重负，但这种感觉却混杂了一股深切的哀伤。“这将会是我们承继的恶果，或者善果，总之是我们无可摒除的承继物——而我们也将永远受制于我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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