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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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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是英国文化的骄傲，在国内却是一对互不相让的竞争对手。一年一度的泰晤士河上的划艇比赛是两校明里暗里“掰腕子”的集中体现。这种全面的竞赛并非是有你无我、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而是强者恒强的双赢活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本套史书也自然含有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较劲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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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界或知识界周知，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出版高质量的辞书享誉读书界。皇皇巨作《牛津英语辞典》自19世纪中叶出版以来，业已修订三版。以广受好评的第二版为例，整个辞典分20册，收录616 500个单词词形，137 000个发音标注，249300条辞源解释，2 412 400种用法例句，篇幅长达21 730页，总计用词59 000 000个。最长的词条set一词，编者用60 000个词来释解430种用法。辞典编者准备工作之细、所下功夫之巨，由此可见一斑。牛津的辞书是一个庞大的矩阵，例如笔者所学专业古典历史领域，所有古希腊罗马史研究者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就是遇到难词生词应去查阅《牛津古典辞书》（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而《牛津古典文书》（Oxford Classical Texts）则是堪与洛布古典丛书媲美的古希腊文与拉丁文本的最好集录与评注本；里德尔与斯科特主编的《希英词典》（Greek English Lexicon）更是所有古典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这些不过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批专业性辞典和学科指南的一个缩影，更无须说牛津版的《简明英语词典》及英中、英法、英德、英俄、英意、英西等多语种双向辞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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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出版社则以出高质量的史书而久负盛名，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现代史》）是剑桥书品的典型代表。以新版《剑桥古代史》为例，全书共计14卷19分册，各卷册均由国际公认的学术带头人执笔，集中了半个多世纪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国际学界的权威性参考读物。在“三史”之外，剑桥大学出版社还组织编写了众多诸如《剑桥中国史》《剑桥印度史》《剑桥伊朗史》等其他国别史、地区史、专史著作，包括近十多年来的普及本剑桥插图史系列。20世纪以来，各国史学界尽管也仿照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做法，动员自身的学术力量编写类似史书，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史之类，但就权威性、科学性、前沿性、综合性而言，至今无出剑桥“三史”其右者。归纳剑桥史书编写质量高的原因，不能不提到该系列图书中最早编纂的《剑桥近现代史》的主编阿克敦勋爵。他在19世纪末为编者拟定了著史原则，如他所提出的政治学铁律（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趋于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一样，是客观主义或科学主义史学原则的经典表述之一。从实证角度出发，坚持客观中立的治史原则，这是剑桥史书能够保持高品质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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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当然并不想让出史书编纂的空间。但要在学术性史著的编写方面超越剑桥却不容易，毕竟晚走了一步，做同类工作宛如东施效颦，费力不讨好。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即依托大学历史学与史学关联学科古典学、印度学、埃及学等学科的雄厚师资，陆续编写大学教科书性质的各种史书与辅助教材，几十年间已经蔚为大观，选题涵盖国别史、专史、地区史、断代史，其中包括本套牛津史书中译本中的第一批作品：《牛津古希腊史》《牛津古罗马史》《牛津中世纪欧洲史》《牛津拜占庭史》《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牛津20世纪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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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牛津史书的读者主要是大学本科生以及对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所以它们与学术性的剑桥史书不同，并不要求不厌其烦的考证说明、详尽注释，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史书的可读性与工具性上，对内容整体的连贯性、史实陈述的准确与生动性、价值陈述的简洁明了，这套书具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文化史方面。同时牛津史书还附有教科书的各种要件，如年表、插图、检索、进一步阅读的详细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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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教书的人都知道，虽然中外文教科书版本繁多，但出色的教科书在各个学科中都是凤毛麟角。好教科书需要好作者，好作者需要比好专著的作者多一点条件，除了须是处在学科前列的研究专才之外，还应是熟谙学科知识构成、善于融会贯通学科内容并用语言加以适当描述的好教书匠。我们常在大学讲堂里看到，有些颇具学科造诣的学者专深有余，广博欠缺，文字平平，因而在课堂教学上较为尴尬，难以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向学生交代学科知识。这套牛津史书之所以值得译介，主因在于编写者都是欧美名校的资深教授，多数出自牛津大学，少数是外聘的学科带头人，无论在教学与科研领域都是国外学界的佼佼者。这就保证了本套书的编写质量。仅举《牛津古希腊史》的作者群体为例，三位主编与作者都是牛津大学古典学名师、世界著名古典学家，可谓著作等身。其中，约翰•博德曼教授87岁（至2014年，以下同），长于希腊艺术史与希腊考古；英国科学院院士贾斯珀•格里芬77岁，精于古典文学；奥斯温•默里亦77岁，在希腊政治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并与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有着长期联系，两次到南开大学出席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并发表演讲。受他们邀请的其他作者也不是等闲之辈，都是古典学界耳熟能详的“大腕”。有这样一些深沉老到、卓有建树的学者执笔，牛津史书内涵的广度与深度、史实陈述与价值陈述的圆熟与合理当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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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本的优质编写队伍与编写质量为中文本的翻译提出了挑战。平心而论，这套书的翻译难度并不亚于学术专著。没有比较深厚的学科知识准备，没有较长期的英文翻译经验以及对不同风格的英语表述的深刻理解，要想做到译文的信与达是不可能的，雅就更无从谈起了。所幸本套书请到了我国世界史教研领域学养深厚的部分学者为主译，如北京大学的彭小瑜教授，南开大学的陈志强教授。他们或亲自动手，或指导自己的弟子，为本书的翻译质量提供了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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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于翻译这样的细活，要做到处理几百万字丝毫纰漏不出，那只能借用美国史家比尔德的话来明喻，乃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贵的梦”（Noble dream）。这不仅因为人的理解与表达能力始终是有局限的，而且因为我们的语言工具在客观上也有难以捉摸之处，譬如中英文有两三万个字词不能对应，选字的伸缩性很大。这些主客观局限总会造成译者误读、误判、误译的可能。所以，任何一部（篇）抱着认真求实态度的译作或论著或论文（粗制滥造者除外）有错是正常的，不出错倒是反常的。如同视窗软件的编写，每个版本都存在众多缺漏（bug），每升级一个版本，修正了旧的缺漏，反而会产生新的甚至更多的缺漏。现当代史学在思想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就是从业者们普遍意识到了自身的类似局限，即史学工作者不只是记录、复原与诠释历史，而且一定程度上在自觉不自觉地创造或编造着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始终处于自觉不自觉地犯错与纠错的进程当中。不断认识前人或今人（包括自己）的错误，不断改正错误，又不断犯错误，这种反复的否定之否定恐怕是人类认识史的永恒特征。诚恳地希望读者对译本提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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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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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4日于京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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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厚量译3～5、8～16章，刘衍刚译1～2、6～7、17章，郭小凌译前言、部分说明并校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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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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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珀•格里芬（Jasper Grif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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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罗马兴起的故事，从作为发源地的围绕佛鲁姆（the Forum）的几个村落说起，到拥有统一的地中海世界及大量周边地区为止。在其鼎盛时期，罗马帝国的疆域从英格兰的诺森伯兰郡延展到阿尔及利亚，从葡萄牙至叙利亚，从莱茵河至尼罗河，囊括今天30个主权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早在1870年意大利再次实现统一之前，亦即在耶稣降生之前，罗马就已是统一大国了。对逝去的统一的记忆，始终萦绕在欧洲人的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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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罗马的观念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神话，其中的每一个都回味无尽。这里面有关于共和时期的那些严峻认真、正直诚信的将军与执政官的形象，有一心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伟大征服者们。也有类似加图（Cato）这样的人，在治理西班牙行省之后，卖掉自己的马匹，以便国家不必为把马匹运回意大利而破费；有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这样的人，在元老院再次招他担任最高统帅的时候，他正在田地里躬亲力作。这样的人值得美国的一座大城市[1]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些人的妻子是类似于格拉古兄弟（Gracchi）[2]的母亲科奈莉亚（Cornelia）那样的妇女。在一位访客炫耀自己的珠宝时，科奈莉亚把自己的幼儿叫到身边，说“这就是我的珠宝”。还有阿丽娅•派塔（Arria Paeta）那样的妇女。当皇帝命她的丈夫自杀时，阿丽娅•派塔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自杀方式：她用刀刺向自己时说“看着，一点都不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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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后的文学作品中，例如在高乃依（Corneille）[4]的悲剧中，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布鲁图身上，我们发现了这些人物。在《格列佛游记》第3部中，斯威夫特（Swift）[5]把他笔下的英雄送到巫人岛，格列佛期望已逝去的名士复活，[6]他告诉我们：“我一见到布鲁图，[7]就感觉到一种深深的仰慕。我从他面容的每个地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至善的美德，无可畏惧与坚定不移的思想，对国家最真诚的爱情，对人类的一片慈悲之怀。”他继续说：“我想让罗马元老院出现在我面前的一间大厅当中，[8]让正在争吵的现代议会出现在另一间大厅中。前者似乎是英雄与半人半神的大会，后者则似乎是小商小贩、扒手、拦路强盗和恶霸……的集会。”在美术作品中，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罗马人在大卫（David）[9]的画作中得到表现，譬如以路基乌斯•布鲁图（Lucius Brutus）[10]大义灭亲、处决背叛共和国的儿子为题材的画作，还有以霍拉提乌斯（Horatius）杀死自己国家的敌人（尽管此人是他未来的妹夫）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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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随着时间推移被帝国所取代。一方面，早期皇帝们的浮华个性与罗马帝国的富足创造出一幅难以磨灭的奢侈残暴的画面，表现在福楼拜（Flaubert）、戈蒂埃（Gautier）和维克托•雨果（Victor Hugo）[11]的作品中，也在《庞贝城的末日》[12]以及好莱坞的大片《斯巴达库斯》《宾虚》中得到体现。还有与此相映成趣的形象：笔直伸向远方的罗马道路遍布欧洲地表，罗马军团无与伦比的效率，把几代人的和平带给世界的帝国，而在此之前和平远比黄金还要稀有。吉卜林（Kipling）[13]的诗歌与小说赋予这种思想以有力的体现：一架忘我与忠诚的军事行政机器，捍卫着罗马文明免遭境外蛮族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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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世界史上一直存在着其他伟大的文明。例如，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帝国，持续存在的时间长于罗马，产生出伟大的艺术与文学。但是古罗马与古希腊对于西方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自身的文化从它们那里直接脱胎而来。关于欧洲社会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较早的文化继承者的记忆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在诸如中世纪的《罗马人的行止》（Gesta Romanorum，老故事汇编，讲述一些明显张冠李戴的基督教道德）之类著述中看到的，依然与真实的历史风马牛不相及，以致在一个故事中我们发现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哲学家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某天在森林中与国王亚历山大会面。罗马始终是模仿与效法的榜样，因而有两种思想被构建起来：首先，人们自身的社会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其次，高级的文明一旦得到实现就有可能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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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与希腊语一样，属于庞大的印欧语系。在许多世纪当中，从位于高加索南部的某个发源地传播到印度、伊朗与欧洲。罗马人的祖先必定包括从北方进入意大利半岛的众多人民，他们大概并不隶属于一个单一的人群，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抵达罗马所在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与其他人融合，我们在后来称作“拉丁人”与“萨宾人”的不同词汇与葬俗中能够隐约察觉这一点。我们在罗马山丘上发现了一些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分散的定居点，在帕拉丁山丘上的定居点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在公元前6世纪，各个定居点合并成为一个，从那时起，就可以说罗马已降临于世了。传统记载罗马建城的时间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晚后古典传统告诉我们的有关罗马早期史的大部分内容，基本上是神话而非历史。但传说罗马奠基人罗慕路斯（Romulus）建立了一个“避难所”（asylum），欢迎逃难者、被驱逐者落户到他的新城市，这也许反映了真实，即早期罗马的人员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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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受到埃特鲁里亚人的很多影响。埃特鲁里亚人是居住在中意大利的一个神奇民族，当时正处在其势头的顶峰。他们对印欧文化遗产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例如，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三位神祇——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与密涅瓦（Minerva）才会在卡皮托山上（Capitol）[14]得到崇拜。只有在埃特鲁里亚术语中才能理解这些神祇的意义。利用朕兆发现某种神圣意义的一套复杂体系也来自埃特鲁里亚。这套仪式通常由罗马执政官来正式实施。甚至罗马人自己的名字也照搬邻人的命名形式，如印欧式的单一名字（Menelaus, Siegfried）被一种复杂的类型所替代（Marcus Tullius Cicero）。[15]埃特鲁里亚人还传播了希腊的影响，特别是在视觉艺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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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热衷战争方面被证明是少有的。截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经过长年累月的征战，罗马就把整个意大利半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座征服者的城市接受了许多希腊的优雅之物。譬如，早期铸币是清一色的希腊式样。它还热情接纳来自其他意大利社区的移民，并慷慨地授予整个意大利人以公民权（但无投票权）。罗马要求附属的意大利人充当士兵作为回报，在他们服役期满后被安置在“殖民地”。这是具有某种军事特征的城镇，意在镇压和保障被征服领土的安全。整个过程成了一种十分罕见的有效征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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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罗马的特征是有力的民意、强烈的公共意识、明显厌恶离心倾向和个人主义。尽管有希腊的影响，但存在着汹涌的怀疑思潮，讨厌自命不凡的外来方式。一个人不应脱离土地，乡下在道德上要强于城镇。“祖宗的方式”（mos maiorum）拥有巨大的道德力量。在家庭范围内，至少在上等阶级的家庭范围内，父亲对儿子（即使儿子长大成人）享有令希腊人震惊的权力。这反映在许多有关父亲的故事中，他们可以处死自己的儿子，并被允许亲自动手。不难想象，这是因一些压力而在罗马人中产生的极端做法，很自然地与罗马人的双重观念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杀害近亲，另一方面则是孝敬父母（pietas）。这种行为的原型是罗马的创立者埃涅阿斯（Aeneas），他背负自己的老父逃离烈焰熊熊的特洛伊城。被这样一些心理冲突所引起的焦虑会释放出无尽的能量，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即罗马人认为自己一贯得到神祇的眷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座城市所处位置并不特别有利，明显缺少得天独厚的条件，可是它却征服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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