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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内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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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指定行省总督方式的改变不仅使得颇不情愿的西塞罗被派去管理西里西亚，也引发了关于恺撒在高卢任职期限的复杂问题。然而，在法律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政体问题，而政体问题的背后则是远比庞培、恺撒敌对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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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图的敌意消除了任何可能使恺撒为个人野心而牺牲其平民派形象的诱惑。相反，只要他的野心存在着风险，他就保持对平民派的忠诚。恺撒采取此立场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民众授予了他军事指挥权和缺席担任执政官的权力。他宣称，这项任命表明，他可以在行省一直逗留到公元前49年的夏天。贵族派一直反对民众授予的行省指挥权。他们相信，作为唯一自始至终存在的政府组织，元老院应当垄断对外事务的决定权，正如它从前事实上做到的那样。虽然主权属于人民，但贵族派并不同意平民派的观点，后者认为人民可以在任何事务上进行适当的立法，甚至无须元老院的指导。难道共和国不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组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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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库斯•马赛卢斯（Marcus Marcellus），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试图强行把恺撒提前一年征召回国。庞培试图进行调解，但赞同应服从元老院的决定。在公元前50年和公元前49年初，恺撒曾提出和解的条件，并得到对他友好的保民官们否决票的声援。当顽固分子们对此表示无视时，他渡过了象征其行省边界的卢比孔河，以捍卫保民官的神圣权利以及他的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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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培前往东方集结兵力，并且宣称：“苏拉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但二者间唯一的相似点仅在于向自己的敌人扬言报复。机动性和纪律性属于恺撒，并且他的宽容政策也赢得了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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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这位选边支持共和派的可敬人士，哀叹说庞培和恺撒唯一的目标都不过是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有责备当事人，包括元老院内部和平的反对者，因为他相信政治体系本身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加图的谈吐如同居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般的话，那么西塞罗则在作品中论证，罗马共和国甚至要胜过那个乌托邦。到了公元前50年代后期，当混乱与暴力已成为生活的常态时，西塞罗有感而发，撰写了两部政治哲学著作，其标题和内容都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为基础的。在《论共和国》中，他解释说，从罗马的传统中发展出一种混合政体，它是最为平衡与稳定的。他在《法律篇》中所展示的法律是为富有教养的未来公民体设计的，与现有的法律和习俗十分接近。在这部论著现存残篇中唯一的创新之处是增加了元老院和高级官吏的力量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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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和国》和几乎创作于同时期的《论演说家》的设置背景都在西庇阿、雷利乌斯（Laelius）或卢奇乌斯•克拉苏（Lucius Crassus）、玛库斯•安东尼乌斯（Marcus Antonius）管理公共事务的历史时期。西塞罗为共和国病症开出的药方是需要找到一批或某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让他们为其他人树立行为表率。他从未对庞培或恺撒抱有此等希望，虽然他自己曾为庞培扮演过雷利乌斯为西庇阿担当的角色，也曾向独裁者恺撒进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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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独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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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胜利摧毁了他自身赖以取得显要地位的体系。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表明他喜欢重建的工作。也许，在西塞罗于公元前46年为奉承恺撒而发表的演说《为马赛卢斯辩护》中唯一真实的成分便是他对这位人类命运仲裁者厌世情绪的描绘。在公元前45年春之前，恺撒只能在遍及全地中海的内战间歇期里偶尔关注一下罗马的问题。而在遇害的公元前44年3月，他正准备离开罗马去同帕提亚人交战。西塞罗感到迷惑不解。他为恺撒勾勒出的实施方案是什么呢？是重组法庭、恢复财政信用、通过道德领域的法案和革新政治生活吗？事实上，恺撒确曾采取一些措施去减轻债务负担。他立法限制奢侈，鼓励生育。但西塞罗无法理解改革罗马政治的难处，正如他无法赞赏恺撒对意大利和诸行省的管理措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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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头有限的时间，恺撒已完成了足够多的成就，显示了自己思虑的周全。他对老兵的安置有利于意大利农业和人力资源的恢复，因为他们被分散到半岛各处，不是按照苏拉的模式，像要塞一样聚居起来。意大利诸市镇通过社会战争进入罗马直辖区后，一些一度被忽视的反常行政现象这时被根除了。为增加行省数目，行政官员的人数得到了补充。而建立在罗马的，无法令人满意的税吏征税体系也至少在亚洲被终止了。最重要的措施是给予奇萨皮涅高卢选举权和为老兵、贫民在海外殖民地中设置定居点。殖民地的直接作用是减少城市人口以及相应的公共秩序混乱程度及谷物开支。但从长远看，殖民政策同恺撒慷慨赐予个人、集体公民权的措施结合起来，可以使罗马军团与罗马统治阶级重新焕发活力。把部分行省贵族纳入扩大后的元老院的恺撒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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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府的改革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个已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要求他彻底改革决定自己一生的制度是困难的。恺撒进行了一些传统的小修小补，如禁止若干城市俱乐部，修改一些刑事法规，限制行省将领任期等。由于习惯了在高卢雷厉风行的工作效率——恺撒曾在马背上向两位秘书口述信件——他对政治生活中的谨小慎微失去了耐心。西塞罗抱怨说，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己的名字就被签署在元老院的法令上了。更糟糕的是，恺撒在被任命为“无限期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后，打算离开罗马，并且归期不定。可能他当时只是想要平息一切关于他任期的争辩。但在人们看来，他似乎已不打算重建共和国。作为独裁者，他毫无放弃操纵政治机器的意愿：选派总督，指定官员，操纵司法。因此便有了3月15日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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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死后，他的一个亲密朋友盖约•马修斯哀叹道：“如果天才的他都找不到出路，谁现在又找得到呢？”恺撒知道，他的同僚们肯定不喜欢只在前厅等待，而由他一人专断政务。然而，对于他所结束的政治动乱与武装冲突来说，又有哪种解决方案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呢？奥古斯都将会避免恺撒犯的许多错误，包括后者使其坚定反对派们得以活下去的尽人皆知的仁慈。然而奥古斯都的解决方案并无大的不同，尽管他在运用传统语言描述由自己造成的政体瘫痪状态方面更富于创造力。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人态度的不同。在经历了第二轮内战的幸存者眼中，任何形式的和平都是可以接受的了。奥古斯都很年轻，还有时间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加图们和西塞罗们已不在了，剩下的人中又有谁亲眼见过共和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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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古代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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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的著作译文现已完备。洛布古典丛书提供了其全集的翻译，该译文成于众手，并附带有对照的拉丁语原文。企鹅古典丛书中的若干卷是他的演说词选译，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D. R. Shackleton-Bailey翻译的书信集。这是他的伟大西塞罗书信集校注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副产品，校注本中只有《致阿提库斯》部分带有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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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古代著作也已可通过英文进行参考。撒路斯特记载喀提林阴谋的专著收录在洛布古典丛书和企鹅丛书Sallust卷中。两套丛书中都分别收录了恺撒《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的分册。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的《阿提库斯传》可在洛布丛书包含弗洛鲁斯的分册中找到。普鲁塔克为苏拉、克拉苏、庞培、恺撒和西塞罗的传记是企鹅丛书Plutarch: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中的核心部分。它们（还有其他相关传记）也可在洛布丛书收录普鲁塔克传记全集的十一册中找到。苏维托尼乌斯的《恺撒传》见企鹅丛书分卷Suetonius: the Twelve Caesars和洛布丛书的Suetonius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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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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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共和国这一材料极为丰富时期的现代记述很多。它们在范围、重点和详尽程度上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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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视角下的简要概述，见英文版48页提及的H. H. Scullard, P. A. Brunt和M. H. Crawford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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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为详细的记载中，较旧的作品，如人人丛书中T. Mommsen的History of Rome第四卷（英译本1880）和T. Rice Holmes的The Roman Republic, 3 vols. (Oxford, 1923)仍然值得一读。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x (1932)中的相关章节仍旧有用，尽管很快将被新版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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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共和国覆灭的现代伟大作品是Ronald Syme爵士的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该作品特别侧重该阶段的后期。近年来对共和末期政治活动的一篇分析，以及对共和国灭亡原因的既鞭辟入里、又富于争议的剖析包含在E. S. Gruen的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Berkeley, 1974)中。对罗马政治运转模式、机制和设计的生动描述见Lily Ross Taylor的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Berkeley, 1949)和Roman Voting Assemblies (Ann Arbor,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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