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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十章 罗马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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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经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后继续存在，而且在接下来整整一个世纪里看似繁荣昌盛。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公元527—565年在位）统治下，帝国甚至在西地中海进行了一次扩张征服行动，摧毁北非和意大利的汪达尔人和东哥特王国，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西班牙南部部分地区。吉本总结说，罗马帝国实际上在地中海东部存在了1000年，它的灭亡时间要算到土耳其人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但是我认为，公元7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对东地中海的罗马世界造成决定性的破坏。它夺走查士丁尼帝国四分之三的税收，刺激了大规模的制度和文化改革。尽管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们在公元700年后的很长时间里仍自称为“罗马人的皇帝”，但实际上他们统治的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新帝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罗马帝国的延续。1但即便在我看来，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罗马帝国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后，在东地中海仍然存在了15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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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居住在西欧和北非的人一直自认为是罗马人，其他人也这样认为。在公元6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西哥特、东哥特、勃艮第和法兰克各王国的官方文件尤其是法律条文里，都用“罗马人”来指一个特定的人群。近年来有些人提出，这一称谓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在原来的罗马土地上建立独立王国，新国王需要以土地形式大力犒劳那些不是罗马人的军队追随者。这一犒劳过程使这些追随者成为新王国的高度特权群体，重新定义了这些新来的人和不享受那么多特权的罗马地主之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别渐渐消失，但仍然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2那么也就是说，公元476年后，我们在东罗马和西罗马地区仍然有“真正的”罗马人，那么灭亡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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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罗马性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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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真正结束的是维持西罗马帝国的一切尝试，西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首要的、凌驾于地区之上的政治结构。我们已经讨论过，罗马中央政权的“罗马”和罗马行省生活中代表典型生活模式的“罗马”之间存在重要差别。简单地说，罗马政权包括一个决策核心（皇帝、宫廷和官僚机构）、税收机制和以兵力定义及保卫主权的职业军队。同样重要的是由政权核心产生的法律体系，它定义并保护行省的罗马地主阶层。在这些地主阶层的社交圈子里，运作着各种文化规范，使得“罗马性”成为一个独特现象，而地主阶层进入官僚体系高层、宫廷甚至军队内部，将帝国的中央与地方结合在一起。公元476年之后，所有这些都结束了。虽然在西部仍有大批原来的罗马地主，他们多少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但关键性的帝国中央集权制度消失了。没有一个立法机构得到承认，没有中央控制的税收制度供养中央控制的职业军队，对官僚机构、军队和宫廷里政治的参与也被打断。剩余的罗马地主忙着在新王国的宫廷追求个人利益，顾不上关心统一帝国的核心体系。行省的“罗马性”在公元476年之后仍在西部的一些地方继续存在，但中央的“罗马性”已经成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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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核心体系的瓦解并不是在同一时刻影响到各个地方的。在帝国的一端，中央的罗马性早在公元410年就从不列颠各行省永久地消失了，但行省的罗马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存在大约一代人时间，直到5世纪40年代才消失。北非的阿非利加、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随着汪达尔人在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也同样脱离了体系。而实际上在西罗马大部分地区，一切结束得都非常快。安提莫斯皇帝在公元467年从君士坦丁堡来到这里时，意大利、高卢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达尔马提亚和诺里库姆在政治上还效忠于意大利的中央政权。其中有些地区对意大利的忠诚度更高，但是总的来说，原来的西罗马帝国有一大片地区都很把安提莫斯当回事，这片地区自瓦伦提尼安一世以来的100年间都没有什么变化。8年后，这种纽带关系解体，西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独立的政权。尽管我不愿意照一贯做法挑出一个单独的日子作为唯一的重要标志，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不到10年时间，经历一系列事件的快速发展后，一个帝国就从强大化为乌有。换句话说，确实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公元476年9月，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可算是这个进程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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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本书的基本主题是，西罗马帝国的解体过程具有前后一致性，它的最终灭亡与早期失去领土不无关系。这种一致性是三种观点共同作用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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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入侵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同一战略变革——即匈人势力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崛起——造成的两次危机。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来到多瑙河沿岸，完全是匈人造成的。有些人还认为，匈人还在约30年后引发第二轮侵袭战——拉达盖苏斯在公元405年至406年袭击意大利，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在公元406年末横渡莱茵河，以及此后不久勃艮第人的西进——但人们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本书第五章关于匈人势力侵入欧洲的描述是一个有力证据。公元376年，匈人没有像通常猜测的那样，大举向西进犯多瑙河边境。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在历史舞台上一直充当罗马主要对手的是哥特人——而非匈人。直到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还在高加索附近地区。3但最迟在公元420年前后，或者可能是此前10年间，大批匈人才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匈牙利大平原上立足。没有文字史料明确提到匈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大举西进，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导致了第二轮侵袭战。但是，公元395年匈人还在高加索附近，而到公元420年，他们就向西移动了1500公里。这样看来，关于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的“罪责”非常有可能要归咎于匈人第二阶段的迁徙。因此，匈人势力的成长为罗马在欧洲边境上长达35年的周期性侵袭战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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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尽管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和最后一次侵袭战之间间隔约65年，但二者存在因果关系。西罗马帝国在这65年间面临的各种危机，不过是早先侵袭战造成的政治后果的逐渐体现。如前文所述，由于同入侵者旷日持久的战事对西罗马行省造成损害，再加上领土永久性丧失，导致中央政权损失大量税收。例如，公元408年至410年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周边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导致这些行省直到将近10年后，上缴国库的仍然只是正常税款的七分之一。同样，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在公元406年后连续5年对高卢进行破坏，最终从帝国中央政权手中夺走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占领长达近20年。最糟糕的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此后转而向北非下手，在公元439年从西罗马攫取最富饶的行省。每一次暂时或永久地丧失领土，都使帝国的税收——帝国的命脉——缩减，降低西罗马帝国维持军队的能力。从《罗马帝国百官志》可以看到，早在公元420年前，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就是通过提升驻地部队而不是招募新兵，来补充前面15年间在残酷战斗中损失的野战军。北非税收的损失将埃提乌斯政权抛向更深的危机，在恐慌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让西罗马帝国及其军队摆脱困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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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政权权力的丧失，行省的罗马地主精英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都面临着尴尬的新局面。政权活力的衰竭威胁到他们的根本。由于他们依附于自己的土地，即便是最迟钝，或者说最忠心的人，最终也不得不意识到，只有顺从当地新的统治势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的利益。鉴于帝国已经存在450年，而且东罗马一直支援西罗马，因此消亡过程慢慢才显现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原有帝国核心地带的很多地主，比如公元5世纪10年代阿萨尔夫在高卢的支持者，或是50年代的西多尼乌斯，很快和哥特人或勃艮第人达成妥协。不过哥特人或勃艮第人作为自治因素，仍处于拥有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罗马中央政权之下。但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之后，大家就都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过渡状态，西罗马已命中注定会发展成完全独立的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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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观点涉及匈人在这些变革中自相矛盾的角色。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阿提拉时代，匈人军队穿过多瑙河的铁门峡谷，潮水般涌入欧洲，冲向君士坦丁堡、巴黎和罗马。这些战功为阿提拉赢得不朽荣誉，但是他的10年威风只不过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小插曲。更为重要的是匈人前几代对罗马帝国的间接影响。他们当时在欧洲中部、东部引发的不安定情绪使各蛮族部落穿越边界逃到罗马境内。尽管阿提拉对帝国军队取得过多次胜利，但他并没有使西罗马帝国割地，永久性损失大量纳税者。相反，在公元376—378年间和公元405—408年间的危机中逃过边界的蛮族部落却恰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阿提拉的上一代，匈人甚至还在公元410年之后控制向罗马境内移民，尤其是帮助埃提乌斯限制已经进入境内的日耳曼部落过度扩张，以此维持西罗马帝国的稳定。实际上，匈人导致帝国灭亡的第二个行动，是他们在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后的突然消失。这是打垮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击。失去匈人的军事援助，帝国只有依靠一些移民势力建立政权。这引发了一场争夺战，西罗马试图召集足够强大的支持者建立稳定局势，结果失败，浪费掉最后一点可支配的资源。但是到公元5世纪60年代末，野心较大的蛮族领袖，尤其是西哥特国王尤里克，看出来自称西罗马中央政权的机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控制力了，无法阻止他建立独立王国。正是这种想法导致帝国在公元468年至476年间仅剩的一点政权迅速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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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主角的都是在罗马境内发动战争的境外武装力量。不同的部落步步紧逼，先是以武力穿过边境，然后是强行签署和约，最后从帝国统治下分离出大片土地，造成帝国的税收枯竭。公元376年时，首批哥特人中有一部分是经瓦伦斯皇帝同意渡过多瑙河的，但唯一的原因是他的军队已经投入到波斯前线的战斗中了。在其他情况中，每一步的进展都是以暴力方式取得，哪怕后来会签署外交协议。但这些协议只是对战争的最新侵略成果做出认可，而不是推动事件进展的外交手段。因此，我不认同某位作者的观点。这位作者在描写公元5世纪事件时这样评论：“我们所说的罗马帝国灭亡是一次充满想象力的实验，只是有点失控了。”5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违背了史实。任何试图重构公元5世纪事件经过的尝试都清楚地表现了这个过程残酷血腥。我认为，西罗马帝国解体是因为境内蛮族林立，他们通过战争扩大势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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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过程和欧洲下一个重要帝国卡洛林王朝在9世纪末的灭亡截然不同。尽管卡洛林王朝有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公元768—813年在位）伟大的征服战争，但其中央政权拥有的资源仍然不足以维持两三代以上的统治。尤其是它一直没有发展出维系罗马政权五个世纪的税收再分配能力。卡洛林政权和前任罗马帝国一样需要收买地方政治支持，于是很快就破产了。在王朝建立的一个世纪里，地方精英们很快实现自治，有时甚至不需要通过暴力形式。在这一点上，卡洛林的灭亡确实有点像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68年汪达尔远征军战败后的情况。但总的来说，过程迥异：没有外族的大举入侵，而且卡洛林灭亡后新起王国的君主大部分是原有的贵族，不是入侵军队的首领。从本质上说，卡洛林王朝由破产而解体，因为它一开始拥有的资源就不足，而不是像西罗马帝国那样被外族盘剥，失去实行几个世纪的税收基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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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罗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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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罗马性被摧毁的同时，行省的罗马性却有各不相同的命运。如前文所述，最糟糕的情形——从罗马的角度来说——发生在北部的不列颠群岛。这方面无法找到连贯的叙述，但是当史料从约公元600年开始重新又有记载时7，讲拉丁语、信仰基督教、罗马化的地主阶层突然消失了，而公元400年前后他们在不列颠中部和南部还占大多数。随着他们一同消失的还有标志着他们生活方式的别墅，而且经济生产规模缩小，重归简单化。人口大批减少，钱币不再流通，城镇不再是更高形式的居住地，大部分商品生产变成家庭作坊式，而不是商业化大生产。例如，罗马后期不列颠市场上的陶器，由陶器工人从牛津（Oxford）和伊普斯威奇（Ipswich）等几个制造中心呈辐射状提供给市场，辐射半径大约是40公里。公元400年后不久，陶器生产就转变为只用于就地消费了。原来帝国在不列颠的几个行省同样被分割成小的王国，开始大概有20多个，国界线基本上和罗马不列颠的政治版图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还存在争议。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学家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把原来属于凯尔特民族的不列颠罗马人全部驱赶到西部的威尔士（Wales）和康沃尔（Cornwall），以及海对岸的布列塔尼（Brittany）。近期的解释认为，大量不列颠本地居民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化了，就像他们早先被罗马人同化一样。不论采用哪种解释，典型的罗马风俗和生活方式在与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纽带被切断后，很快就在不列颠南部消失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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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列颠的剧变并不典型。在高卢东北部，考古发现的特征和不列颠南部相似。除此之外，行省既有的生活方式没有这样突然全部消失。在高卢的卢瓦尔河以南，不论当地罗马地主最初有什么顾虑，最终都和新的统治者达成各种形式的和解。如本书第九章所述，这种和解要付出代价。根据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新王国境内可用资源的情况，他们不得不多少失去一些土地。稍逊一筹的勃艮第王国与更幸运的西哥特王国相比，似乎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没收政策，但又通过减税缓和了政策的严厉性。但是罗马地主阶层对于新的蛮族统治者来说有利用价值，因此蛮族政权总体而言愿意维护不平等的财产分配方式，正是这种分配方式导致地主阶层的出现。所以，我们在卢瓦尔河以南没有看到什么社会动荡的情况。西多尼乌斯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最终留下的财产还是足够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大部分罗马地主也同样挺过帝国灭亡的第一波冲击。尽管在阿非利加，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占领迦太基后对阿非利加进行大规模的财产没收，但在他公元439年占领的另外两个行省——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罗马地主阶层没有受到影响。随着其他领土相继归入汪达尔帝国的版图，没收财产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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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很多地方，地方的罗马性依然保留下来。天主教、懂拉丁语的平信徒、别墅、城镇和较复杂的经济生产和交换形式都随着地主阶层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不列颠除外。所以，在原来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方面帝国政权的形式和结构在解体，另一方面，罗马式的行省生活同时存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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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在高卢南部的模式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方生活也不是只停留在“罗马式”。罗马灭亡后这里的行省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但是为了全面看待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我必须强调一点。围绕帝国灭亡的很多理论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公元5世纪期间发生的政治变化。罗马政权的灭亡应该算欧亚大陆西部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还是说仅仅是表面动荡，其重要性和深刻性远不及像基督教兴起这样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基本上没有受到帝国灭亡的影响？传统史学认为，公元476年至少在西欧历史上，无疑标志着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分界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社会急剧衰退的开始。近来，这个有价值取向的观点逐渐被更贴近史实的观点替代。如前文所述，并没有发生突然、彻底的变化。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历史具有连贯性，并为我们指出，理解罗马后期和后罗马时期历史发展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一种逐步演化，而不是剧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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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些新的历史学观点是对原有历史正统观念的必要冲击，而且我不认为罗马帝国代表高级的社会制度，毁灭后社会只能走下坡路（这当然是罗马人自己的看法）。但我同样认为，西罗马帝国的消亡并非毫无历史意义。罗马帝国当时已经摇摇欲坠。在那样原始的通信和管理条件下统治一大片广袤地区，帝国的命运几乎没有别的可能。腐败成为政权特点，法令不能全面实施，大量权力为地方所有。然而，由于帝国的极权政治由来已久，因此它能够改变地方生活所遵从的准则，带来深远影响。在所有被（有些错误地）贴上“罗马化”标签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为了享受帝国利益，行省的精英们需要获得罗马公民身份。最简单的途径是自己建立有拉丁公民权的城镇，并在其中掌握要职。因此，罗马帝国的强大地位确立后，就掀起了这种城市化热潮。另外成为罗马公民还需要会说“正确的”拉丁语——于是拉丁文学教育也随之推广——并表现出自己已经认同古典文明的价值观。这种罗马观念的实际体现就是供与同侪共同过文明生活用的公共建筑（会堂、浴池等），以及别墅风格的家庭建筑。同时，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带来巨大的和平红利，促进地区间的相互联系，也提供了新的经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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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所谓罗马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由国家指导、自上而下的行动。相反，这是被征服的精英们对于残酷帝国的个体反应，是他们调整社会以适应罗马统治者强加给自己的新形势。但是，这个交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他们改变生活方式以便融入罗马政权时，帝国的军队给他们提供保护。因此，地方的罗马性和帝国的存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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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的共生性质就显现出来了。如前文所述，公元3世纪，当罗马政权需要从行省征收的税款大大高于原有水平时，这个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就由原来的市议会承担。旧式的罗马地方政治生活主要是在这些议会上演。地方精英花钱买官，结交党朋，影响他人，将来这些人的支持又能帮助自己爬上重要地位，掌握地方资金。突然，没收税款政策一下子将这些努力化为乌有，而地方精英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公元3世纪中叶，记载地方精英如何慷慨花钱、加官晋爵的碑刻几乎立即消失。到公元4世纪，地方精英放弃市议会的职业生涯，转而追求宫廷官僚政治，因为这是在地方出人头地的新途径。每当中央政权改变工作方式，地方的罗马性就随之改变——从长远来说，这些转变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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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权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因此政权的瓦解绝不会悄无声息。以教育为例。罗马后期精英接受的典型文化教育——西罗马学拉丁语，东罗马学希腊语——花销颇大。需要花费将近十年时间，有文法学家严格指导，只有地主阶层才有经济实力投资子女的教育。我们在前文提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会讲古典拉丁语（或希腊语）立刻给人戴上“文明人”的标记，各种升迁发迹也需要这种能力。帝国大批的新任官员都来自市议会或市议员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古典文化教育仍然是社交需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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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精英的职业生涯改变了模式。在新政权中，大多数平信徒精英发迹的主要途径是为国王服兵役，而不是攀登仕途阶梯，即便在公元476年后，保留罗马地主阶层、盛行高卢南部模式的地区也是这样。因此，昂贵的文化学习不再是必需的。但罗马和外来移民精英的后代实际上仍然尊重老传统。特立独行的法兰克国王和西哥特国王因为出色的拉丁语诗歌还被载入文化史册。当一个会说“正确的”拉丁语的诗人维南迪乌斯·福图内特斯（Venantius Fortunatus）从意大利来到宫廷时，在场的罗马裔和法兰克裔显贵都对他表示喜爱。这个人的职业就是为晚餐唱颂歌，拿手好戏是用优美的双行诗赞美甜点。尽管如此，罗马和法兰克贵族都不再打算接受整套拉丁语教育。他们确实还教子女读写，但是目标有限。于是，到公元600年前后，写作仅限于教士，而平信徒精英们只要能阅读，尤其是能读懂《圣经》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不再把能读写拉丁语看作身份象征的一部分。正是因为罗马政权的存在，才创造并维持了这样一种氛围（尽管不是刻意为之）：大批平信徒只有会读写拉丁语，才有资格成为精英；而随着政权的解体，新的读写模式产生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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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情况也不例外。基督教首先传到地中海地区，然后在第一个千年里较广泛地传播到欧洲中部、东部和北部。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受到罗马灭亡的影响。这个观点有些道理，但也会产生误导。基督教总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以公共事业的形式发展。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基督教的罗马化在历史上和帝国的基督教化同等重要。由于君士坦丁皇帝和继位者的努力，自公元4世纪初起，皇家资助的基督教领袖会议得以制订大部分教义。教会也发展了严密的等级制度，由主教、大主教和大牧首组成，他们的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帝国的地方首府和区域首府的行政结构。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和他们的异教前辈一样，仍然宣称自己是神指派的——只是现在他们的神变成基督教的神。因此，在他们看来，他们完全有权力参与教会各层面的事务。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召集议会，制定法律，并干预高级人员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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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就这样在帝国体制内部发展起来，和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之前大有不同。所以罗马政权的解体对基督教又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新兴王国的边界并没有完全根据原来罗马的行政等级区划来划定。有些主教自己在一个王国，他们的大主教却在另一个王国。阿尔勒的几任大主教都与国王发生过分歧，因为阿尔勒是西哥特王国的一部分，但城市管理延伸到勃艮第王国，于是国王怀疑这些大主教与境外有联系，就将他们撤职。这种变化也发生在知识阶层。在罗马帝国，高级平信徒——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至少与神职人员相当——经常参与宗教辩论。但是随着读写水平大规模下降，平信徒很快也无法这样做了。于是，中世纪早期教会的知识领域就被神职人员独占。如果平信徒仍然和神职人员一样接受教育，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同样重要的是，后罗马时代的国王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宗教权力，任命主教，召集议会。于是，此时的基督教变成彼得·布朗（Peter Brown）所称的“基督教微观世界”。没有独立统一的教会，相反，后罗马时代的王国边界决定了区域团体的范围，而这些处于不同王国境内的教会群体彼此之间基本上没什么联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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