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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宽容政策的颁行（364—37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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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如果表现出平静的征候，那一定是瓦伦斯的内心没有感受到恐惧的威胁，或者是瓦伦提尼安已经压制住狂暴的脾气的时候。暴君只要恢复正常的情绪，至少在作为上像是国家君父。西部皇帝运用大公无私的决断，能够清楚地考量到自己和公众的利益，然后锲而不舍地全力以赴；至于东部皇帝完全拿他兄长当榜样，亦步亦趋跟着仿效，有时明智而仁慈的萨路斯特统领会给予指导。两位君主在位期间都能保持节约和简朴的习性，宫廷的生活享受并未使人民感到羞惭或叹息。他们逐渐改革君士坦丁时代许多腐败和放纵的行为，合理地采用并改进尤里安和继承人的构想，展示出守法的风格和精神，使后代子孙对他们的为政之道有更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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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望君王关心臣民的福利，看起来这种方式不像身为“纯纯”的主人应有的作风，瓦伦提尼安怎么会责备遗弃新生婴儿的不法行为，同时在罗马的14个区设置14个技术高明的医生，供应薪水和特定的权利呢？这名大字不识的士兵基于良知设立用途广泛的机关，用来教育青年和支持已衰微的科学。他的目标是在每一个行省的都会区，都要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修辞学和文法课程。学校的规模和地位要与城市的重要性相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学院更要卓越和突出。瓦伦提尼安的诏书文辞优美，从留下的残本看来，君士坦丁堡的学院还不够完美，后来设置规章逐渐改进。不同的学习科目一共有31位教授，其中有1位哲学家、2位律师、5位诡辩家、10位希腊语法教授、3位演说家以及10位拉丁语法教授。此外还有7位抄写员，通常称之为古文家，用笔墨辛勤地工作，制成古典作家的各种正确抄本，供应公立图书馆的需要。设定的管理学生的各项规则都很严格，这为现代的大学提供了最早的纲要和教育方式，入校要有原籍地方官员所颁发的证书，在公家登记的资料上注明姓名、职业和出生地点。用功的青年严格禁止在饮宴和剧院浪费时间，受教育者的年龄限制在20岁以内，为了责罚怠惰和不听管教的学生，授权城市的郡守可以鞭打或开除他们。郡守也要直接对御前大臣提出年度报告，评鉴学者的能力，并推荐给国家，为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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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提尼安所设定的制度，对国家的和平与社会的富裕有很大的贡献。那就是创立辩护士来维护城市的权益，辩护士经过自由的选举产生，功能等于人民的护民官和律师，在民事官员的法庭面前保障人民的权利和陈述冤屈，甚至可以上诉到皇帝的御座。两位君主对财务的管理非常尽心，长久以来不积私产，而且极为俭省，但是在收取和支用国家岁入方面，只有内行人才能看出东部和西部的政府稍有不同。瓦伦斯听从大臣的建言，只有受到公众的压力，皇家才可以不惜经费地大量供应所需。同时他不会好大喜功，以确保国家万年之基，只有发生了实际的灾难才尽力而为。因此他不需要增加税额，要知道在过去40年，税收已经逐渐比最初调高两倍之多，就在他登基的第一年，他将东部的贡金减低四分之一。[231]瓦伦提尼安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倒是不太注意，也不甚操心。他改进政府会计和财政的浮滥现象，但是毫无顾忌地征收私人财产的大部分收益，认为财富与其拿来让个人过奢侈的生活，不如用来使国家得到防卫和进步更为有利。东部的臣民享受到当前的福利，赞颂君王赐给他们恩惠；瓦伦提尼安让后世的子孙感受到实质的勋绩，从外表看来倒不会目眩神迷。[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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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提尼安性格中最令人称道的一面，是在宗教竞争的时代始终保持坚定而有节制的公正无私。他在经过研究以后产生很强烈的理念，因为对神学的无知再加上心灵并未腐化，所以拒绝就微妙的问题进行神学的争论，只是表现出尊敬的态度置身事外。统治尘世使他提高警惕也能满足自己的野心，他记得自己是教会的信徒，但是更不会忘记自己是教士的君主。当背教者（尤里安）在位时，瓦伦提尼安就表露出热心敬仰基督教的态度，因之他允许臣民拥有与他一样的权利。对于一位君王所同意的普遍宽容原则，大家都非常感激地接受并且深具信心，每个人都能满足于宗教的热情，无须恐惧和掩饰。所有的异教徒、犹太人和承认基督神性的教派，都可以获得法律的保护，免于专制的压迫或公众的侮辱。瓦伦提尼安并不禁止任何形式的崇拜，除了那些秘密和有罪的行径，假借宗教之名在暗中进行邪恶和脱序的勾当，在这种理念下，他非常严厉地取缔魔法，施以残酷的惩罚。但是皇帝通过鉴别以保护古老的占卜术，只要是经过元老院的核准，由托斯卡纳的肠卜官来施展的占卜都得到允许。他指责在夜晚进行纵情声色的献祭行为，连有理性的异教徒也都深表赞同。但是他立即批准普雷提克塔图斯的请愿，这位亚该亚的总督特别提出说明，要是剥夺希腊人在埃琉西斯秘密仪式里受到他们珍视的祝辞，他们会畏惧灾祸从天而降，使尘世的生活受到影响。人类的内心潜伏着宗教狂热的致命原则，只有哲学夸口（也不过是哲学的吹嘘而已）可以用温和的手段加以根除。这次维持了12年的休战，是在瓦伦提尼安政府的强迫之下不得不为之。这种明智而果断的做法，使得宗教的派系暂时中止相互伤害的争执，减轻双方的偏见和敌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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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瓦伦斯偏袒阿里乌斯派的宗教迫害（367—37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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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的瓦伦提尼安很不幸离发生激烈争论的地点实在太远。西部的基督徒很快能从里米尼信条的罗网中脱身，满心欢愉回复到正统信仰的安宁状态，还有少数的阿里乌斯派信徒留存在西米乌姆和米兰，被认为只是轻视的对象而非泄愤目标；但在东部各行省，从黑海之滨直到蒂巴伊斯沙漠，敌对教派之间的实力和人数几乎达成平衡，因势均力敌之故，反而无法和平协商，只能永无休止地笼罩在宗教战争的恐怖中。教士和主教用恶毒的咒骂进行争辩，有时会大打出手。阿塔纳修斯仍统治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宝座落在阿里乌斯派高级教士手里，每次主教出缺都会引起群众暴乱。本体同一论的声势大增，因有59位马其顿派主教的认同以示修好。这些人也称为半阿里乌斯派，但他们在私下对圣灵神格抱着勉强认同的态度，使得正统教会凯旋的风光大为失色。瓦伦斯在登基的头一年，公开宣布要仿效皇兄不偏不倚的行事作风，这对阿里乌斯派信徒而言是很重要的胜利。这两兄弟在私人生活里还保持新加入者的身份，但瓦伦斯的虔诚信仰促使他请求施洗。就在他出发亲身涉险从事哥特人战争前，自然将这件事交给皇都的主教优多克苏斯来办理。[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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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一位无知的君王，被本堂神父灌输异端邪说的神学教义，那么他的过失和罪行是错误抉择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论皇帝基于何种原因做出这项决定，都会触犯基督徒臣民中人数最多的教派。就像本体同一论和阿里乌斯派这两边领袖人物的看法，要是他们不能征服对方统一教会，就等于遭到最残酷的伤害和压迫。瓦伦斯做出决定之前，最感为难之处在于如何保持公正无私的德行和名声。他不像君士坦丁那样喜欢虚名，对深奥的神学也没兴趣。但他的思想单纯并且尊敬优多克苏斯传授的教义，于是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听从教会的指导。在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以后，促使他将阿塔纳修斯视为异端派系，重新导正回归纯正信仰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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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斯在开始时可怜他们的盲目无知，慢慢为他们的冥顽固执所激怒，逐渐憎恶这些教徒，因为他们把他当成痛恨的对象。[234]瓦伦斯怯懦的心灵一直摇摆不定，那些跟他熟悉的人会在谈话中左右他的行为。专制的宫廷，经常把放逐和监禁平民当成施惠笼络有势力教派的手段，因而这种惩处落在本体同一论教派的领袖人物头上，加上君士坦丁堡的灾难事件，有80位神职人员遭遇意外被烧死在船上，归罪于皇帝和手下阿里乌斯派大臣的残酷和预谋。在每一次的冲突中，天主教徒（要是我们可以预先使用这个称呼的话）都要为自己的过失和对手的计谋，付出锒铛入狱的代价。在每一次的选举中，阿里乌斯派的候选人总能占上风。要是他们受到大多数人民的反对，通常会得到地方官员凭着职权所给予的支持，甚至动用军方势力来威胁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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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纳修斯的仇敌趁他衰老施加打击和骚扰，于是他暂时退隐到父亲的墓园，这被人当成是对他的第五次放逐而大肆庆祝。但一大群民众被激起宗教的狂热，急忙拿起武器威胁统领。总主教的统治长达47年，心满意足地在和平与荣耀中结束他的一生（公元373年5月2日）。阿塔纳修斯的逝世等于在埃及发出宗教迫害的信号。瓦伦斯的异教徒大臣费尽力气，将一无是处的卢西乌斯推上总主教宝座，用基督教教友的生命和苦难，换取优势教派的支持。对异教徒和犹太人的宽容精神让正统派教徒悲叹不已，这等于加重了他们的灾难，也加重了东部邪恶暴君的罪行。[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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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教派的最后胜利使瓦伦斯背上宗教迫害的污名，这位君王到底是为善为恶，还是弄不清楚，因他不懂教义且个性软弱，没人愿意花工夫为他写《护教申辩书》。但倒是发现有些疑点，瓦伦斯负责教会事务的大臣，在很多地方独断专行，让主子背黑锅，由于对立的教派基于义愤且不了解状况，而把事情真相夸大或误传。[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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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瓦伦提尼安保持沉默可从中联想到一种可能的论点，即瓦伦斯在所属行省实施的偏袒行为，相对于已建立的宗教宽容政策而言，只是一时偏离正轨，根本微不足道。明智的历史学家赞誉兄长没有发脾气，不认为需把东部的残酷迫害，拿来与西部的宁静无事进行对比。[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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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不论对含糊而隐约的报告有多少信任，瓦伦斯的品格或行为在个人记录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其中提到的资料与善于雄辩的巴西尔有关，这位恺撒里亚的总主教接替阿塔纳修斯，是支持三位一体论的主要负责人。[238]巴西尔的朋友或仰慕者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我们要是剥去修辞和奇迹的厚重外衣，就会为这个阿里乌斯派的暴君竟会有宽大的胸怀而感到极为惊讶。瓦伦斯钦佩巴西尔的坚定，同时担心若运用武力镇压，会在卡帕多细亚行省引起全面叛乱。总主教用他那绝不屈服的高傲态度、真实不虚的意见以及身份的尊严，断言自己绝不会屈服于皇帝的意志和权力。瓦伦斯很虔诚地为主教座堂服务，他并没有发布放逐的判决，相反捐出一大片值钱的土地来盖医院，巴西尔后来将医院设置在恺撒里亚地区。[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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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我没有发现瓦伦斯发布任何法条来对付阿塔纳修斯派信徒（就像狄奥多西后来制定法律对付阿里乌斯派一样），就是因他的诏书而激起非常强烈的嚣闹，也不应受到如此严苛的指责。皇帝提到有些臣民以宗教作借口掩饰怠惰习性，要加入埃及僧侣的行列。他命令东方伯爵将他们从隔绝之地抓回去，强制这些遁世者接受公平的选择，要不就宣布放弃世俗的所有权，再不然就要克尽男子和市民的公众责任。[240]瓦伦斯的大臣要将这种精神用刑事法规确定下来，主张有权征召年轻强健的僧侣到皇家军队服役。一支骑兵和步兵分遣队包含3000人马，从亚历山大里亚出发进入邻近的尼特里亚沙漠，那里居住着5000名僧侣。因而传出士兵接受阿里乌斯派教士的指使，很多传教士不服从君王的命令惨遭屠杀。[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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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教合一制度及对教会的严格要求（366—38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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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立法者运用智慧制定严格的规定，限制教士敛财和贪婪的行为，主要是渊源于瓦伦提尼安的先例（370 A.D.）。他颁给罗马主教达马苏斯的诏书[242]在城市的教堂公开宣读，警戒传教士和僧侣不得前往寡妇和处女的家屋，并提出警告，要是违犯就送交民庭法官给予谴责。神职人员不得从慷慨的“属灵女儿”的手里接受任何礼物、遗物和继承产业，凡是遗嘱违背诏书，一律不具有法定效力，非法的赠予会被没收送缴国库。后续的规定有类似的条款，将修女和主教包括在内，所有教会阶层的人员均不得收受任何遗赠物品，严格限定自然与合法的继承权利。瓦伦提尼安像监护人一样掌管家庭的幸福和慈爱，用严厉的方法来遏阻正在成长的恶行。在帝国的首都，贵族和富豪人家的妇女分到极为丰盛的自主家财，其中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她们对教义不仅保持冷静的心灵，而且怀抱着极为热切之情，对基督教教义的信奉甚至一度成为流行的风尚。她们舍弃服饰和奢华所带来的愉悦，为了赞誉贞节牺牲婚姻生活的闺房之乐。有些传教士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打着主意去指导她们羞怯的天性，使空虚的芳心有所寄托。于是她们很快给予他们无限的信任，这种信任通常会为骗子和神棍所趁机滥用。这些人来自东部的边陲之地，在华丽的剧院享受僧侣生涯才能得到的特权。他们无视世俗礼法，逐渐习得吸引异性的长处，就有年轻美貌的妇女投怀送抱，并享受着富埒王侯的生活，像元老家庭那样受到奴隶、自由奴和部从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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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贵妇万贯家财因任意的施舍和昂贵的朝圣耗用殆尽，手腕高明的僧侣在“属灵女儿”的遗嘱上名列首位，或者成为唯一的“受益人”。他们打着伪善的面孔，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慈善事业的工具，也是救济贫民的大管事。这是有利可图而又极不光彩的行当，[243]有些教士甚至使用手法欺骗合法的继承人，那些手段就是在迷信流行的时代也会激起人们的气愤。两位最有名望的拉丁神父诚挚地承认，瓦伦提尼安的诏书虽令人感到羞辱但确有必要。基督教教士应失去这种特权所带来的好处，让演员、赛车手和崇拜偶像的神棍仍旧享用。但立法者的智慧和权势，对付既得利益者无所不用其极的伎俩，倒是很少能占到上风。杰罗姆和安布罗斯对无效而有益的法律，很有耐心抱着默许的态度。要是神职人员受到制止不能追求个人的报酬，就会尽心尽力增加教会的财富，获得更大的声誉。他们存在于内心的贪念会因目标的改变而受到尊重，升华成为虔诚的行为或爱国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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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提尼安公布法律规定，迫得罗马主教达马苏斯指责教士的贪婪。达马苏斯为人善良，善于把握时机，曾网罗博学多才的杰罗姆为他服务，杰罗姆不仅热心而且功绩卓著。心存感激的圣徒对于这位很难界定的人物，[244]称赞他的功绩和纯洁。但是罗马教会在瓦伦提尼安和达马苏斯的统治之下，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却很奇怪地提到了当时教士所犯下的前所未有天理不容的恶行。他用公正的态度写下下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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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尤维提乌斯带来和平与富裕，但是发狂的人民引起血腥的暴动，立刻扰乱了安宁的统治。热衷权势的达马苏斯和乌尔西努斯为了争夺主教的职位，已经超越人类野心的正常尺度。他们挑起了狂怒党派的斗争，追随双方的信徒爆发了激烈口角并发生重大的伤亡。统领没有能力阻止或安抚骚动，受到强大暴力的逼迫只有退到郊区。达马苏斯占上风，他的党派最后获得胜利，在基督徒用来宗教集会的西西尼努斯主座教堂[245]，里面发现了137具尸体。[246]在恢复惯有的平静以前，民众的内心还是愤怒不已。我只要想到首都是如此繁华富饶，目前的状况就一点都不会令我感到奇怪，丰盛的战利品一定会燃起野心分子的欲念，产生凶狠而顽强的斗争。获胜的候选人在贵妇人的奉献之下，可以大发利市。[247]他的衣着立刻有专人照料并且极为高雅，他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通过罗马的街道。[248]就是奢侈浪费的皇家餐桌，无论是菜肴的精美、品项的丰富，还是花费的浩大，都无法与罗马教皇的享受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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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诚实的异教徒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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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皇如果要追寻真正的幸福，那就不要拿伟大的城市所具有的奢华作为自己享受的借口。他们应效法有些行省的主教那些可以当作楷模的生活，饮食节制而清淡，衣着简单朴实，很谦卑地低垂着双眼，把纯洁温驯的德行奉献给神，以及真正崇敬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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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苏斯和乌尔西努斯的分裂活动因后者被放逐而平息。统领普雷塔克塔图斯[249]智慧过人，终于恢复城市的宁静。他是富于哲学理念的异教徒，为人博学多才、器识高迈而且风度翩翩，用嘲笑的方式来掩饰谴责的行为。他告诉达马苏斯，如果自己能获得罗马主教的职位，就立即改信基督教。公元4世纪教皇的形象非常鲜明，表现出集财富和奢华于一身的样子，显得更为奇特，他代表着中间阶层，位于贫贱渔夫出身的使徒和皇室地位的尘世君王之间，他的领地从那不勒斯的边界到波河的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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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蛮族的入侵和帝国对外的征战（364—37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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