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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拉提安早年的功业和偾事的性格（379—38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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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提安在20岁前，名声已胜过最有成就的君王。他那温和友善的个性赢得友人喜爱，和蔼亲切的言行获得人民拥戴，文人雅士欣赏君王的慷慨大方并赞扬他的学识和口才，军队推崇他那过人的勇气和娴熟的弓马，教士认为格拉提安谦卑的虔诚是他无可比拟的完美德行。他在科尔马的胜利使西方免于蛮族可怕的入侵，东方行省因此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把狄奥多西的成就和国家的安全，归之于伟大的君王有识人之明。然而格拉提安在完成令人缅怀的事迹后，不过四五年便被弑身亡，只有曾经的名声残存下来。其实他在被谋害之前，就已经失去了罗马世界的尊敬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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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提安的性格和行为之所以发生惊人的改变，不能全归于旁人的奉承和谄媚的影响，事实上身为瓦伦提尼安的嫡子，他从小就为阿谀之徒所包围，此不足为怪；也不能说是他的刚愎和任性所导致的，因为这是他温和的个性一直想要极力避免的行为。若深入观察格拉提安的生活，可以了解到他让公众失望的真正原因。身为一国之君，他的德行不是借由经验和逆境所养成，而是皇家教育早熟和人工催成的果实。他的父亲用溺爱的亲情刻意栽培，延请各门学科和各种技艺的明师，来塑造年轻皇子的身心。[1]岂不知天下事物越难到手越受重视，反之亦然!他们费尽心力传授的知识，以大吹大擂的方式展现出来，以过度的赞扬称许年轻的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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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提安的个性柔和顺从，接受导师们明智的训示，给他人留下很好的印象，缺乏热情可以解释为理性过强。那些教过他的导师逐渐升到高位成为国家的大臣，[2]巧妙掩饰着他们在当家做主的事实，因此君王在一生之中每遇重要关头，行动就显得很坚定、适切而正确。但精心教导所产生的影响力无法穿透表面发挥作用。教学经验丰富的导师正确引导皇家门生，但无法把积极进取和独立自主的原则灌输到他软弱和怠惰的心灵中。然而此原则，却正是成为一个英雄人物的必备条件，只有永无止息地追求荣誉，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等到时间和意外使这些忠诚的顾命大臣离开宫廷，西部的皇帝逐渐堕落而原形毕露，把管理政府的权力授予野心分子，任其玩法弄权，自己则沉溺在毫无意义的消遣之中。无论是宫廷还是行省，卖官鬻爵苞苴公行，一无是处的封疆大吏唯一的功绩是追查亵渎神圣的罪行。君王为信仰而蒙蔽良知，只听从圣徒和主教的指引。[3]他们获得皇帝的诏书，将违犯、忽略和不知“神圣法条”，当成十恶不赦的大罪来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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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格拉提安经常锻炼体能和武术，特别喜欢演练成效显著的项目，像是调教马匹、拉弓射箭和投掷标枪。这些都是士兵的看家本领，却被皇帝用在不务正业的狩猎之上。帝王为了享乐，围起面积广阔的园林，圈养着数量繁多的飞禽走兽。格拉提安忽略了身为九五之尊的职责和威严，把时光浪费在卖弄技巧和勇气的捕猎活动上。罗马皇帝为自己擅长一种技艺而感到骄傲和满足，却不知最卑贱的奴隶所拥有的技艺都比他更高明。无数观众从年轻皇帝联想到当年的尼禄和康茂德，但是格拉提安因本身的纯洁和节制，所以没有产生他们那种恶魔式的兽行，他的手里只沾染动物的鲜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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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列颠的叛变和格拉提安被弑（383—38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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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虽认为格拉提安的品德已经堕落，但只要没有伤害到军队，激起军方的厌恶之心，倒也不会危及他统治的安全。年轻的皇帝听从老师的教导，宣称自己是军队的朋友和学生，花很多时间在军营里与大家亲切交谈。对于忠心耿耿为自己服务的部队，要把他们的健康、生活、酬劳和职位视为最关切的事务，如此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等到格拉提安不理政事沉溺于狩猎活动，大臣中若是有人具有高明的狩猎技巧，君臣就会常聚在一起，从而产生密切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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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一小队阿兰人从军队被派到皇宫担任勤务，他们以前就习惯在西徐亚广阔无边的平原上游猎，高卢的林园和围场相形之下小得多，使他们的精湛技能更能大显身手。这支受到宠爱的卫队，格拉提安对他们的才干和习俗都赞不绝口，因信任他们而让他们单独负起护卫皇帝安全的工作。他经常穿着西徐亚武士的装束，带着他们的武器，背负长弓和华丽的箭囊，身着毛皮制成的服饰，出现在士兵和人民的面前，好像有意引起公众反感。罗马君主的这幅打扮，等于是在否定本国的体制和习俗，使军团所有成员的内心充满悲愤和恼怒；[5]即使是在帝国军队里可怕而强大的日耳曼人，他们也对北国蛮子的奇装异服表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谁知这些来自北国的野蛮部族，不到几年工夫，就从伏尔加河浪迹天涯来到塞纳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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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理直气壮而且毫无顾忌的怨声，在帝国西部的军营和守备部队中滋长回响。温和而怠惰的格拉提安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没有及早扑灭不满的征候；由于缺乏臣民的爱戴和尊敬，因此臣民对君王不会产生畏惧之心，君王也无法发挥影响力以获得所期望的支持。想要推翻现存的政府，事实上是极为困难的工作，从君士坦丁建立帝国的政策以来，帝位就受到传统、法律、宗教以及政军权力平衡等重要因素的保护，因此格拉提安的帝位稳如泰山。探求不列颠产生叛乱的原因并非重点，意外事件通常是社会骚乱的根源，但叛变的种子只有落在僭主和篡夺者的手里，才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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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偏远岛屿的军团，长久以来就以弥漫着僭越傲慢的风气而著称于世。[6]马克西穆斯的大名在天下板荡之时脱颖而出，获得士兵和省民异口同声的一致拥戴。在他的命运还未确定之前，这位未来的皇帝如今却只是一个帝国的叛徒。他是西班牙人，受到狄奥多西这位同乡、战友和对手身登大宝的刺激，因而激发起羡慕和愤恨之心。他一生主要的事迹都发生在不列颠，并非我不愿找出他结婚的证据，但只找到一些传言，说他与一个领主的女儿订有婚约，这位领主的领地在卡纳芬夏[7]，相当富有。马克西穆斯身处省级的职位被看作他出身寒微或者是被放逐的证据；如果他之前已经获得了任何文职或军事职位，他就不会仅被任命为总督或将领的职位。[8]那个时代只要是能做持平之论的作家，都承认他有卓越的才能和廉洁的操守，他可说功勋彪炳，虽然是狄奥多西的手下败将，但仍受到当代人士推崇。马克西穆斯虽感到不满，但并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仅是指责君主的行为而已，但如此一来却煽动了部队的情绪，使得流言四起，怨声载道。但在群众的骚动之中，他可能是故作姿态，也可能是没有严词拒绝，最后还是接受了帝位。当然他发表的声明也相当可信，宣称是他因险恶的局面而不得不接受紫袍加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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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背叛帝国同样会面临危险。从此刻起，马克西穆斯离弃正统合法的君主，违背忠诚服务的誓言，要是他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局限在狭小的不列颠，不仅没有长治久安的希望，甚至难保自己的性命。他勇敢而明智地决心阻止格拉提安的暴政；不列颠岛上的青年蜂拥而入他的麾下，之后他将舰队伪装成不列颠的移民，袭击了高卢。[10]皇帝平时住在巴黎，得到敌军接近的警报后，立刻把原本浪费在狮子和黑熊身上的标枪，用来对付叛贼，但因积弱太久且积习已深，状况已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等到大事临头，军队的防守能力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唯一可恃之处是人民和盟友的支持。高卢的军队不仅没有阻止马克西穆斯的进军，反而兴高采烈地用忠诚的欢呼迎接王师。就连高卢的民众也表现出支持马克西穆斯的态度，这让君王感受到了被背叛的羞辱。部队的职责是保卫皇宫，但现在位于巴黎附近的军队，首度丢弃了格拉提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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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皇帝向着莱昂逃亡，只有300名骑兵随护，他希望在沿路的城市得到庇护，或至少允许他通过。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每处城门紧闭，不肯接纳落难的君主。即使如此，要是他没有被莱昂行省奸诈的总督出卖，还是可以安全抵达自己兄弟的领地，并带着意大利和东部的部队打回去。格拉提安听到莱昂总督矢言忠诚的保证感到安心，怀着获得支持的希望。谁知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等到马克西穆斯的骑兵主将安德拉盖西乌斯领军抵达，他的愿望全部落空。断然执行篡贼命令的军官毫无怜悯之情，等格拉提安用过晚餐后，就将他交到弑君者手里（公元383年8月25日）。甚至在他苦苦哀求后，也不愿将他的尸体交还给他的兄弟瓦伦提尼安二世。[11]皇帝逝世后，最有实力的将领梅洛包德斯也被处死。这位法兰克人的国王到生命最后一刻还保持首鼠两端的名声，这也是他“坐山观虎斗”的投机策略应得的报应，[12]基于国家安全，这种斩草除根的行动确有必要。成功的篡位者在他的权势得到西部各行省的承认以后，难免要吹嘘自己的功勋并且感到极为得意。他说除了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以外，他的胜利没有沾染罗马人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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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事件造成了极为迅速的帝位更替，使得狄奥多西来不及进军解救他的恩主，就已获得格拉提安战败和被弑的消息。就在东部皇帝感到忧虑且装出极度悲痛的时候，马克西穆斯的内廷大臣抵达，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担任这个职务的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非像往常那样选用宦官担任，这是为了把不列颠篡位者的严正立场和克制态度，向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公开宣示。使臣用谦卑的语气详尽说明，他的主子行为正当且有充分理由，同时用模棱两可的词句郑重昭告，谋杀格拉提安确实罪无可赦，但那完全是士兵在突发状况下的狂暴行为，马克西穆斯根本不知情也没有同意。使臣接着用坚定而处于平等地位的语调，将和平与战争的选择摆在狄奥多西面前，并且以充满活力的宣言终结他的讲话。虽然马克西穆斯作为一个罗马人以及臣民的君父，很希望能够将军队用于共和国的共同防卫，但要是他的友谊受到拒绝，那么他已经全副武装做好准备，不惜为了争夺整个帝国，在战场上与狄奥多西一决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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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臣做出直接和强硬的答复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狄奥多西很难同时满足个人的意愿和公众的期待。个人的荣誉和感恩的心理在大声催促着他要复仇雪耻，正是由于格拉提安的宽宏大量和知人善任，他才得到君王的冠冕；克制则会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公众会认为他仍然深记瓦伦提尼安往日对他父亲的伤害，而忘却了格拉提安对他的恩德。如果他接受对方的友谊，就必须分担弑君的罪行；如果宽恕马克西穆斯的罪恶，那么司法原则和社会正义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篡夺者获得承认的先例，会使帝位传承的结构趋向解体，帝国未来将再度陷入罪行和灾难。感恩和荣誉的情操永恒不变地节制着个人的行为，但是就君王的立场而论，身居高位所要担负的责任更为重要，要是无辜的民族因他的惩罚行为而受到伤害，那么即使是在人道和法律的原则下十恶不赦的大罪，也只有放过不予理会。谋害格拉提安是篡逆的行为，而格拉提安掌握着帝国能征善战的行省；东部因为哥特战争的灾难弄得民穷财尽，而且最让人感到忧心忡忡之处，就是等到帝国的实力在内战中消耗殆尽，即使获得胜利的征服者也会成为北方蛮族的俎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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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在深思熟虑权衡轻重以后，决定强行按捺住愤怒之情，接受僭主提出的盟约。但他提出一条重要的条款要求对方遵守，马克西穆斯必须以获得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为满足，格拉提安的兄弟确定保有意大利、阿非利加和西伊利里亚的统治权，还有些相关条件列在协定之中，用来保障逝去皇帝死后的尊荣和法律权益。按照当时的习惯，三位帝国共治者的肖像要陈列在一起供民众瞻仰。我们不该轻率认定，在举行庄严的典礼订约复交时，狄奥多西私下竟怀着毁约和复仇的打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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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狄奥多西的受洗和格列高利的任职（340—38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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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提安虽然藐视罗马军队，激起士兵怒火，以致白白丢了性命，但他对基督教的教士却特别尊敬，所获得的回报是这个势力强大的阶层，对他表示出赞许和感激之情。多少世代以来，无论是在世间还是在天国，他都获得超凡入圣的殊荣。[14]正统教会的主教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认为这是他们难以弥补的损失。但是，很快他们就会感到欣慰，因为格拉提安把东部的权杖交到一个君王的手里，这位活跃的人物用他全部的精神和能力，支持谦卑的信仰和狂热的激情。在教会的恩主之中，狄奥多西的光荣足可匹敌君士坦丁的声名。要是君士坦丁的功劳在于竖起十字架的旗帜，那么他的这位后辈可以一较长短的勋业，是清除基督教的阿里乌斯异端和消灭罗马世界的偶像崇拜。狄奥多西是第一个受洗时就真诚信仰“三位一体”的皇帝。虽然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按照那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和实际状况，总会尽量延后实施入教的仪式，但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年底，患了一场大病，差点性命难保，使他不愿再冒险延迟受洗。在他再度进入战场对付哥特人之前，由帖撒洛尼卡的正统教会主教埃科里乌斯，[15]为他举行神圣的洗礼（公元380年2月28日）。等到皇帝从圣水洗礼盆中缓缓抬起头来，全身洋溢着再生的温暖感觉。他颁布了一份义正词严的诏书，公开宣示自己的信仰，为臣民指出应该皈依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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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这是皇帝的官式用语）甚为欣慰，接受仁政治理的各民族，对于圣彼得赐予罗马人的宗教，能保持虔诚的信仰。现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皈依由教皇达马苏斯和身具使徒荣衔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彼得所宣布的宗教。遵照使徒训谕和福音教义，让我们信仰圣父、圣子和圣灵这唯一的真神。我们虔诚相信三位一体有同等的神格和尊荣，我们判定追随这种教义的信徒才有资格称为正统基督徒。同时我们也判定其他教派全是极度愚昧的疯子，应把他们打上可耻的标志，称他们是异端分子。同时我在这里宣布，他们不合法的聚会不得僭用教会这个可敬的名字，除了神的正义要定他们的罪，他们在尘世也要遭到严厉的制裁。我们的权威接受天上最高智慧的引导，考量对他们施加适当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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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士兵的信仰是接受教诲所产生的结果，并非孜孜不倦探究经典所获得。皇帝常把注意力放在正统教派此一显著的目标上，这是他经过审慎选择后所做出的决定。阿里乌斯派神学家那种似是而非的题材、狡猾诡谲的争辩和暧昧含糊的信条，都不会对他的宗教观念产生任何影响。有次他对阿里乌斯派的观点产生了一点兴趣，要与能言善辩而又学识渊博的优诺米乌斯晤面谈话。此时优诺米乌斯已过着隐退生活，离君士坦丁堡不太远。但这次危险的谈话为皇后弗拉西拉所劝阻，她非常担心丈夫的正统信仰会受到影响。皇帝在她恳求之下听从了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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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具备粗浅的理解哲学辩论的能力，使得他的信念更为坚定。他刚把奥古斯都的头衔和地位授予长子阿尔卡狄乌斯，两位君主坐在庄严的宝座上接受臣民的效忠。伊康民姆主教安菲罗契乌斯趋近宝座，用尊敬的态度向狄奥多西行礼后，接着用像对待平民子弟的态度，很亲切地招呼阿尔卡狄乌斯。狄奥多西被他这种无礼的行为激怒，下令立即将土里土气的教士驱离觐见的行列。就在卫士逼他走向门口的时候，这位反应敏捷的善辩者抓住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大声地宣布：“啊，皇帝陛下，天国的主已经准备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像我这样不虔诚的人，因为我只知道抱着喜悦的心崇拜圣父，拒绝承认圣子有同样的尊荣。”狄奥多西立即拥抱伊康民姆主教，他从后者那非常戏剧化的比喻中得到难以忘怀的重要教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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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是阿里乌斯派的主要基地和堡垒，大约在40年里（340—380 A.D.），[17]君主和教士的信仰受到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正统教派的集体抵制。马其顿尼乌斯沾满基督徒的鲜血才登上总主教的宝座，后来陆续由优多克苏斯和达摩菲卢斯接任。他们的主教辖区很容易从帝国各个行省输入罪恶和谬误，大众热情追随宗教的争辩，可以让一大群无聊的城市人用来打发时间。我们也许可以相信一个很有见识的旁观者的描述，虽然他的描述很诙谐，倒也可以让我们体验到宗教的热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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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充满工匠和奴隶，每个人都是高深莫测的神学家，在店铺里和街道上宣讲教义。要是你想去换一块银子，他会告诉你圣父与圣子相异之处；如果你要买一条面包，等你开口以后，对方的回答是圣子的神格低于圣父；要是你问浴池准备好没有，对方的回答是圣子从虚无之中产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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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教派的异端在君士坦丁堡阿里乌斯派的保护下，相安无事地共荣共存。阿里乌斯派尽力确保诸多小教派的依附，同时用绝不宽容的态度，滥用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获胜的成果。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统治期间完全偏袒阿里乌斯派，本体同一论的残存人员势力衰弱，被剥夺所有公开或私下的宗教活动。有人用很悲怆的言辞说，他们的处境就像是羊群没有牧羊人在旁照顾，散落在山岭里徘徊，或被贪婪的恶狼吞食。[19]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并没有衰退，反而在高压下增长了实力和勇气。瓦伦斯过世时，他们抓住机会，暂时获得了部分的自由，在主教和本堂神父指导下进行正常的宗教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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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多细亚人巴西尔和格列高利·纳齐安赞，[20]是世俗辩才和正教信仰极其罕见的结合，他们在当代人物中有卓越的表现。这两位演说家有深厚的友谊，彼此相辅相成，无往不利。他们自认甚至是公认，可与最著名的希腊古代名家媲美。他们在雅典的学院中以同样的热情培养自己自由主义的学习精神；他们在隐退时同样怀揣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本都的旷野里沉思默想，孤独生活。无论是相互竞争还是因彼此羡慕而产生的一点摩擦，在格列高利和巴西尔圣洁而坦诚的胸怀下，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等到巴西尔从一介平民升为恺撒里亚总主教后，他让全世界，也可能让自己，见识到了他最傲慢的一面。他很谦卑地表示要给朋友安排职务，实际上等于是给人带来痛苦的侮辱，有可能他原本的打算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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