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2563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72]
1707452564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三章 教育者荷马
1707452565
1707452566
［35］柏拉图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许多人相信荷马是全希腊的教育者。[1] 从那之后，荷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希腊的边界。柏拉图对诗人充满激情的哲学批判成功地表明了，诗歌的教育影响力远没有人们相信的那么广泛。[2] 但是，柏拉图对荷马的所有攻击都不会动摇荷马至高无上的地位。希腊人永远认为，诗人是最广泛、最深刻意义上的教育者。[3] 荷马只是这种普遍观念的最崇高典范，实际上可以说是古典的典范。如果我们用现代“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念取代古希腊的这种普遍观念，不认真地对待希腊人的想法，把我们对希腊诗歌的理解局限在诗歌自身之内，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念，尽管是某种类型、某个时期的诗歌和纯粹艺术的特征，但它并没有出现在伟大的希腊诗人们中间。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应用于希腊诗歌的研究。[4] 在早期希腊思想中，并不存在伦理学和美学的区分，这种区分是在相对较晚时期才发生的。柏拉图认为，如果荷马诗歌并非真理的证明，那么它的价值便会立即等而下之。[5] 诗歌对生活无用的观念首先出现在古代诗学理论家中；[6] 最后告诉人们诗歌只能从纯粹审美的标准得到评价的是基督徒——这种审美标准使他们把古典诗歌中的绝大多数道德和宗教教导作为虚假的、不敬神的东西弃之不顾，而把诗歌中的形式要素作为有益的、能给人审美愉悦的东西来接受。[7] 从那时起，许多诗人曾使人想起异教神话中的诸神和英雄，但我们现在却只是把它们作为诗性想象的模糊玩偶来看待。我们很容易用同样狭隘的观点来看待荷马；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就永远不可能理解，对希腊人来说，神话和诗歌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当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批评用一句赤裸裸的、理性主义者的以寓言为教 （fabula docet）来概括荷马对教育的影响时，[8] 或者当他们追随智术师，［36］把古希腊的伟大史诗仅仅当作艺术和知识的一部百科全书时，[9] 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被拒之门外了。不过，那种学院式的观念只是真正的真理的一种堕落形式——就像所有的真和美一样，被粗糙的手庸俗化了。我们的审美感觉对此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产生厌恶是正确的，但有一点依然是确定的，即荷马（与所有其他伟大的希腊诗人一样）不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一般人物。荷马是希腊生活和希腊品格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创造者和塑造者。
1707452567
1707452568
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讨论希腊诗歌的教育影响，特别是荷马。只有当诗歌表达出人类所有审美和道德的潜在可能性时，它才能起到教化作用。但是，诗歌中审美要素和道德要素的关系，不仅仅是本质性的形式与几乎是偶然性的素材之间的关系。一部作品的教育内容与其艺术形式相互作用，彼此渗透，实际上，它们都同出一源。我们将阐明，艺术作品的理智和精神内容直接渗透到作品的风格、结构和形式的审美效果之中，并对其有重要影响。诚然，要把这一点作为一种普遍的艺术规律确定下来是不可能的。有一些，而且总会有一些类型的艺术，越过生活的核心问题，纯粹依靠其形式产生作用；实际上，有些艺术家故意嘲弄每一个高大上的主题，或者显示他们在选择主题方面的无可无不可。这种轻佻的艺术诚然也有它的道德影响，它无情地揭露习俗的虚伪，从而纯化它那个时代的道德和审美观点。但是，诗歌，除非它植根于人们的灵魂深处，除非它具体体现一种道德信念、一种高度的精神激情、一种宽广的令人向往的人性理想，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起到教化作用。希腊诗歌的最伟大之处，不仅仅是表现了一个随意截取的生活的横断面，而是道出了真理，只不过，它是按照一种确定的理想来选择和呈现其真理。
1707452569
1707452570
另一方面，最高的价值一般是通过优美的艺术表达来获得其永恒的意义和感动人心的力量。在改变人的灵魂方面，艺术具有无限的能力——一种希腊人称之为心灵感化 （psychagogia）的能力。因为只有艺术拥有教育感化的两种本质要素——普遍的意义和直接的感染力。［37］通过将这两种影响心灵的方法统一在一起，艺术既超越了哲学思想，又超越了实际生活。实际生活有直接感染力，但生活中的事件缺乏普遍意义：它们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因素，以至于无法造就一种真正深刻而持久的灵魂烙印。哲学和抽象的思想确实达到了普遍意义的水准：它们处理事物的本质；不过，除了对那些能够用个体生命中生动而强烈的切身体验激活它们的人之外，它们影响不了任何人。因此，诗对抽象理性的普遍教导和个体经验的偶然事件而言，都具有优越性。诗比生活哲学化（如果我们可以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警句的话），但同时又比哲学生活化，因为它聚精会神于精神的现实存在。
1707452571
1707452572
这些意见当然并不适用于所有时代的诗歌，甚至不适用于希腊诗歌整体，尽管它们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希腊诗歌。但是，因为它们建立在希腊诗歌之上，所以它们与希腊诗歌的关系远比与其他民族的文学的关系要紧密。实际上，它们只是再现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发展起来的看法，那时，希腊人的审美感觉在它最后认知其能力和领域时，开始研究希腊诗人的伟大成就。尽管有许多细节上的变化，但甚至是晚一个世代的希腊人也仍然保留了此种关于艺术的一般观点；因此，在他们对诗歌仍然敏感，尤其是对诗歌的希腊特质仍然敏感时，这种观点就会出现，为了历史的正确性，我们必须探究这种艺术观点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荷马。
1707452573
1707452574
通过荷马的艺术，荷马时代的观念达到了一种更为深入的持久性和普遍性，因而也达到了一种比其他世代的艺术更为广泛和持久的文化影响力。荷马的两部伟大史诗，比任何其他类型的诗歌都要清晰地表明了希腊文化理想绝对的独特性。希腊文学创造的绝大多数文学形式，很难在任何其他语言和文明中找到对应物。肃剧，谐剧，哲学论文，对话，科学手册，历史批评，人物传记，法庭上的、政治活动中的、纪念仪式上的演说，旅行笔记，回忆录，书信集，自传，怀旧，以及随笔——所有这些文学类型都是希腊人创造出来并遗赠给我们的。［38］不过，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民族，在其社会结构、贵族理想和拥有表达这种理想的本土英雄史诗诸方面，都类似于早期希腊。而且，与希腊人一样，许多其他民族：印度人、德国人、罗马人、芬兰人，以及许多中亚的游牧部落，都从他们原始的叙事歌谣（ballad-poetry）中创造出史诗。因此，通过比较许多不同种族的史诗和文明，我们可以更好地辨别希腊史诗的独特性质。
1707452575
1707452576
人们经常注意到，所有这些诗歌，由于它们是在相同的文化发展阶段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最早的希腊史诗的原始面貌与其他民族类似，但也仅仅局限于面貌，局限于那些外在的和暂时的东西，而不涉及人性的丰富和艺术的完美。希腊史诗以一种无可比拟的渊深和丰盈，道出了英雄时代创造的真理和命运的永恒知识——英雄时代是一个不能被任何资产阶级的“进步”所摧毁的时代，甚至日耳曼的史诗，连同它的全部高贵品质，也不能在深刻和持久上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提并论。荷马影响了希腊文明整整千年，而德国和法国的中世纪史诗在骑士制度衰亡后很快就湮没无闻，这一事实表明了中世纪史诗与荷马史诗之历史地位的天差地别。在众人勤奋好学的希腊化时代，荷马的史诗仍然脍炙人口，并产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古典语文学，它旨在发现史诗的起源与传承的秘密，并从诗歌自身不可磨灭的活力中汲取其生命力。但是，直到现代学术研究长期从事中世纪史诗《罗兰之歌》（La Chanson de Roland ）、《贝奥武夫》（Beowulf ）、《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s ）的工作之后，它们才从古手抄本的尘埃中被抢救出来。中世纪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唯一史诗是但丁的《神曲》，因为与荷马史诗相同的原因，《神曲》不仅属于它自己的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尽管《神曲》说的是它自己时代的方言，但其深刻的人性和丰富的知识将其提升到登峰造极的境界，直到英国的莎士比亚和德国的歌德出世之前，无人可望其项背。每一个民族的原初诗篇都标志着这个民族的个性特征，而且必然强烈地标志着这个民族的个性特征；因此，其他民族和后来的世代要想完全领会其含义，是很困难的。［39］早期的本土诗歌在其到达和吸收最广阔的人性之前，难以企及一种普遍的意义。希腊人具有一种识别和复制真实而全面的人生要素的独特力量：荷马站在希腊历史的开端之处，成为所有人的教师。
1707452577
1707452578
对我们来说，荷马是早期希腊文明的代表。我们已经讨论过荷马作为最古老的希腊社会的历史证据的价值；不过，他关于古代武士精神世界的不朽画像，不仅仅是艺术对现实的一种不经意反映。荷马在贵族阶层连同其高贵传统和严苛标准那里，发现了一种对高级的精神生命的表达；史诗本身正是通过这种高级的精神生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伊利亚特》的精神血脉在于英雄与命运抗争的在劫难逃的毁灭结局，及其令人产生无限悲悯与共鸣的动人力量（pathos）；呈现在贵族阶层的文化和道德中的人的品格激发了《奥德赛》的灵感。产生这种精神生命的社会本身已然消逝，在历史云烟中渺无踪迹；但是，由荷马的艺术创造出来的生动画像，仍然是一切希腊文化的理想的基础。荷尔德林曾经说过，“诗人的工作乃是那持久的东西”，他的话道出了支配希腊教化历史的本质规律，是诗人们创建了它的生长结构。一代又一代，随着希腊诗歌风格确定性的不断增长，希腊诗歌认知并实现了自己的教育目的。在前述对阿喀琉斯的信使和忒勒马科斯部分（第一卷和第四卷）的分析中，我们已经举出了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些段落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教育目的。但是，荷马的教育价值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东西：它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个或那个教育问题的郑重讨论，或者局限于那些追求产生道德影响的诗歌段落。荷马史诗是宏大广阔而复杂的精神作品，我们不能用一个单独的原则来估量它的价值：除了那些对教育显示出直接兴趣的较晚部分之外，还包括那些性质完全不同的段落，即那些诗人的眼睛如此坚定地紧盯着他所描写的对象，以至于我们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潜在的道德教育目的的段落。《伊利亚特》的第九卷和《奥德赛》的忒勒马科斯部分并非受到客观的理智和精神态度的启示；［40］它们是如此有意识地旨在产生教育效果，以至于非常接近哀歌体诗歌。我们必须把这些有明显教育意图的段落和可以称之为起客观的教育作用的段落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有意识的教育段落和那些诗人本人并没有想到，但却内在于史诗本性的教育作用区分开来。对这些教育作用的思考会将我们带回到英雄史诗的出发点。
1707452579
1707452580
荷马为我们描绘了好几个古代吟游诗人的画像，荷马史诗正是从他们的工作中而来的。吟游诗人的使命是为后世保存“凡人和诸神的英雄业绩”。[10] 荣誉，连同其保存和增添，是英雄史诗的真正目的；在许多诗行中，荷马多次将英雄史诗描述为“凡人引以为荣的事迹”。[11] 荷马偏爱有含义的名字，在《奥德赛》第一卷中，他把吟游诗人叫作费弥奥斯（Phemius），即“传闻的传播者”和“美名的言说者”。费阿刻斯的吟游诗人的名字“德摩多科斯（Demodocus）”，包含着对他所记述的传闻的一种暗示。因为吟游诗人到处称扬英雄的美名，故而在社会中有稳固的地位。柏拉图把诗人的迷狂（ecstasy）看作缪斯女神的癫狂的美妙效果之一，并如此描述诗人的入神状态（rapture）：
1707452581
1707452582
缪斯女神和神圣的癫狂掌握了一个轻柔贞洁的灵魂，唤醒了这个灵魂，以抒情诗和所有类型的诗歌使它心醉神迷；通过赞誉古人数不尽的英雄业绩，来教化子孙后代。[12]
1707452583
1707452584
这正是希腊诗歌的原初理想。它建立在诗歌和神话故事（它是古人伟大事迹的传统）自然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上，它从那里引出了诗人作为教育者的社会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诗人是他的社会共同体的缔造者。柏拉图不认为吟游诗人想要有意识地对他的听众施加影响：诗人毋宁是通过将逝去的荣誉［英雄引以为荣的事迹］保存于诗歌中的行为来教育听众的。
1707452585
1707452586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榜样 在荷马贵族道德中的重要性的讨论。我们已经指出了引自神话的榜样的教育意义——菲尼克斯将其展示给阿喀琉斯，雅典娜将其展示给忒勒马科斯，或警告，或鼓励。[13] 即使在榜样和类似人物不是从神话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时候，神话故事也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作为一种生活的样式（pattern）而起作用——主要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日常生活事件的传统事件，而是因为它自身的性质：［41］过去的传统是由荣誉、由关于伟大人物及其高贵行止的记述组成的，而不是由一些偶然事件组成的。卓尔不凡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即使它仅仅是一种被描述和认可的卓尔不凡。但是，吟游诗人不仅仅只是描述这种卓尔不凡：他还赞扬世上一切值得称道之事。与荷马诗歌中的英雄一样——他们终其一身都坚持接受和偿还应得的荣誉的奖赏——每一个真正的英雄行为都渴望永恒的荣誉。[14] 神话和英雄史诗是希腊民族取之不竭的榜样宝库：神话和史诗为日常生活提供了理想和标准。荷马在所有的情境中都使用传统的榜样来表明神话和史诗的这种联系，在史诗中，一个人通常用传统的榜样来劝谕、提醒、告诫、鼓励或命令另一个人。史诗不是在叙述中，而总是在言说中运用诸如此类的榜样，这一点意味深长。其中的人物把神话作为权威事例的一个集合来求助。[15] 也就是说，神话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它不仅仅是事实的堆积，尽管它毫无疑问是历史事件的余音和回响——这些历史事件在后代子孙的想象中经过长久的留存和传承，已经达到了一种英雄气概（heroic magnitude）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必须用以解释诗歌和神话的紧密联系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贯穿整个希腊文学史的一条不变法则。这一法则来源于诗歌的英雄传奇起源，来源于荣誉的理想，来源于对杰出英雄人物的赞美和效仿。它对其他诗歌领域也不例外；我们发现，其他种类的诗歌（比如抒情诗）也到处引入神话要素，以便使平凡的材料变得高贵和理想化。不过，史诗整个地是一个理想世界；而神话，对早期希腊人来说，则是至高无上的理想化要素。
1707452587
1707452588
1707452589
在史诗的风格和结构的每个细节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神话的影响。例如，史诗的语言都以传统的修饰性词语的运用为特征。这种用法直接来源于歌颂古人的美名（ ）的原初精神。伟大的史诗是英雄传奇长期演进的高峰，这些词语在史诗中的运用常常被固定化；不过，它们的运用是英雄叙事诗惯例加给它们的。分离的修饰语一般不用来传达一种真正独立的意义，它们主要是修饰性的。尽管如此，在数个世纪之久的史诗传统中，它们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使在这一因素无关紧要或者实际上有害时也非常强大。它们是那个理想世界的部分构件，史诗将它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提升到这个理想世界中。［42］史诗的风格，连同其颂扬、推崇和美化的力量，影响的不仅仅是修饰性词语的运用：相同的高贵风格出现在史诗的描述和刻画中。一切低级的、可鄙的、丑陋的东西都被排除在史诗的世界之外。古人自己也在研究荷马是如何把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物和普通事件——搬到一个更高级的平台之上的。修辞学教师普鲁萨的狄翁（Dio of Prusa）对美德的颂扬和史诗的高贵风格之间的深刻而必需的联系不太可能有充分的意识，他将荷马与吹毛求疵的阿基罗库斯（Archilochus）作比较，而且评论说，与颂扬相比，人们更需要责备。[16] 他的意见在此与我们不甚相干，因为它表达了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与古代贵族的教育原则及其对伟大楷模的热烈崇拜截然相反；我们后面会有机会研究他的社会理想，它与荷马时代的贵族的社会理想大相径庭。不过，他在审美方面有一种精致的趣味；他曾经欣羡地描述过史诗风格的实际性质，以及史诗修饰它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倾向。“荷马”，他说，“几乎赞扬一切事物——动物和植物，江海和大地，武器和马匹。他不放过任何可以颂扬的事物而不颂扬。即使是他所辱骂的那个人，忒尔西特斯（Thersites），他也称其为‘一个发音清晰的说话者’”。因此，英雄史诗因其理想化倾向（这与它起源于古老的英雄叙事诗相关）而与所有其他文学类型相区别；从而，史诗从这种理想化倾向中获得了希腊教育史上的主导地位。一切文学类型都发源于人类自我表达的自然形式。因此，抒情诗诞生于民间歌谣，它将民歌的原始形式进行改造、提炼、完善；抑扬格诗歌是从狄奥尼索斯节日上到处被滥用的仪式中产生的；颂歌和祭祀大典上的颂诗则是由宗教仪式发展出来的；婚曲来源于公众的婚礼庆典，谐剧来源于狂欢节目（komos-revel）。[17] 后来的诗歌种类由之发展而来的原型可以分为关乎神灵崇拜、关乎个人生活和关乎共同体生活这三种。首先，那些来源于个人生活和宗教应用的诗歌类型，与教育不甚相干。［43］另一方面，英雄史诗则自然而然地致力于一种英雄理想的创造和延续；其教育目的和影响力远远大于所有其他类型的诗歌，因为它提供了生活的一个客观画面（它是一个整体），描绘了命数 手中的人，为赢得一种高贵的奖赏而奋力拼搏。教谕诗和哀歌则沿着史诗划出的道路发展而来，二者在形式上都与史诗十分类似。它们从史诗那里继承了教育精神，之后又传递给其他类型的诗歌，即抑扬格诗歌和合唱诗。肃剧也一样，它的传统素材和道德教育精神都受惠于史诗，而不是得益于它自己的狄奥尼索斯起源。如果我们想到那些最有教育影响力的散文文学类型（诸如历史和哲学著作）是由各种思想观念和英雄史诗的哲学假设之间的冲突所创造的话，那么就会觉得自己在断言史诗是希腊一切高级文化的根源方面得到了有力的确证。
1707452590
1707452591
要表明在史诗的内部结构中起作用的教育因素，有两条接近问题的道路。一条是如史诗的现有样子来考察它们，将它们当作一个完整的整体，忽略科学的批评得到的结论和提出的问题。另一条道路是几乎毫无希望地被一大堆关于诗歌起源的假设所堵塞。两条道路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选择一种允执厥中的方法。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史诗的历史发展，但没有必要觉得必须讨论这种历史分析的结果对研究的每一个细节的影响。[18] 即使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也一定会承认那些显而易见的史前事实和史诗的起源；此即我们不同于古人的地方，古人在谈论荷马的教育价值时，总是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19] 当然，现代的诗歌批评家们必定打算把它们作为整体来考虑，即使历史的分析表明这些整体只是后来的创造，是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在取之不竭的传统素材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不过，我们必须永远接受这种可能性：即史诗不仅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吸收和改造了传奇故事的古老版本，而且，当它们完成之后，它们仍然允许后来发生的整段文章的插入。［44］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使诗歌的成长和完成的各个阶段尽可能地清晰和可理解。
1707452592
1707452593
我们关于原初英雄传奇的性质的想法，自然会影响我们对史诗发展历史的研究。如果我们假定史诗是从古代英雄歌谣中生长出来的——而英雄歌谣在许多民族那里是第一个出现的文学类型——那么，我们很难不认为，史诗最古老的形式是英雄业绩 （aristeia），即英勇非凡的传奇故事（the Tale of Prowess）——在其中，一个著名的英雄与一个强大的对手决斗并击败对手。[20] 与普通的战斗场景相比，一名单打独斗的勇士的英雄业绩更能激发我们的深层兴趣，前者会很快变得黯淡和模糊，它只有在那些由伟大的英雄人物所主导的片段中，才能变得真正令人激动。一场决斗比一场战斗更能唤起我们的同情和共鸣，因为勇士之间的决斗更富个人色彩，更清晰地显示出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它的各种不同的冲突和动机构成了一种远为深刻的统一。对一名伟大勇士的英勇壮举的描绘永远具有一种强烈的指引作用。建立在史诗原型基础上的类似片段，后来出现在历史著作中。在《伊利亚特》中，英雄业绩是故事情节的高潮。它们的存在，自身就是完整的一幕，是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史诗的主要故事情节——这表明它们曾经完全独立于史诗，或者是在分离和独立的民谣基础上被塑造出来的。因此，《伊利亚特》的作者将特洛伊城下的战斗故事打碎，再糅合成阿喀琉斯的致命忿怒及其结果的故事，以及一系列重要片段——狄奥墨得斯（第五卷）、阿伽门农（第十一卷）、墨涅拉奥斯（第十七卷）的英雄业绩（aristeiai），以及墨涅拉奥斯和帕里斯（第三卷）、赫克托尔和埃阿斯之间（第七卷）的决斗。这一幕幕场景是英雄歌谣吟唱的民族的荣耀和欢乐：它们是民族理想的反映。
1707452594
1707452595
史诗的新艺术成就在于，将许多片段整合成一个统一的行动过程。通过把所有著名的英雄呈现为一场大剧的演员，史诗超越了古老的英雄歌谣（英雄歌谣只有关于故事情节的大致知识，只叙述单个的片段）。[21] 诗人将早期歌谣传诵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整合成一个庞大的整体，一个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传奇。荷马的著作表明了他所持的信念：那场战争是终有一死的英雄为了最高贵的德性的拼死一搏。不仅仅是希腊的英雄：［45］还有他们的敌人，也是一个为了拯救祖国和自由而做出非凡努力的民族。“最好的征兆只有一个——为祖国为战”，[22] 这是荷马放在最伟大的特洛伊英雄，而不是一个希腊英雄的嘴边的一句话，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似乎更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他为特洛伊而血洒疆场。伟大的亚该亚的勇士们是另一种英雄气质。对他们来说，爱国家，爱妻儿，并非不可抗拒的强大动力；史诗随处暗示他们为特洛伊人诱拐海伦一事复仇的目的；他们试图以理智的外交谈判来终止这场全方位的杀戮，让海伦回到她的合法丈夫身边。不过，这种公正并无真正的意义。对于亚该亚的军队，诗人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其事业的正义性，而是各路英雄的辉煌业绩。
1707452596
1707452597
在搏斗、豪迈和死亡的变幻背景中冉冉升起英雄阿喀琉斯的悲剧命运。阿喀琉斯的故事是诗人将一系列战斗整合成一个诗歌整体的关键。阿喀琉斯的悲剧使得《伊利亚特》不仅仅是一处值得敬仰的古代遗迹和一场遥远的战斗，更使它成为了人类生活和苦难的不朽丰碑。史诗不仅在艺术构思上是一个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统一体，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还包含着关于人类生活及其困境的一种新颖深刻的观点，包含着一种更为强烈悠远的沉思，这种沉思使得英雄诗歌远远超越于其原初领域之上，并赋予诗人一种作为最高意义上的教育者的新地位。现在，他不再是没有感情色彩的美名的言说者 （Speaker of Fame），只称扬悠悠往事及其伟大事迹。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诗人，因为他创造和诠释了他所传承的故事。
1707452598
1707452599
归根结底，艺术创造和精神诠释是同一回事。我们很容易看到，希腊史诗在建构一个统一整体的艺术上的巨大优势和独创性，与它强大的教育力量有着共同的根源——都来源于它对人类生活及其问题的更深认识。在史诗发展的最后阶段，无论是其他民族，还是希腊民族，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因为掌握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欢乐俱增；不过，这种财富带来的欢乐并不必然导致伟大的史诗艺术。即使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一首长诗，它也很容易蜕变为结构凌乱的历史浪漫传奇，以“勒达（Leda）和她的蛋”[23] 开始讲起，[24] ［46］从英雄的出生到一连串乏味的传统故事。[25] 而荷马史诗则是聚焦的、生动的、戏剧性的故事，它开门见山，直奔主题（in medias res），把主要的故事情节放在铁砧上，一刻不停地急促敲打，反复锤炼。史诗因其令人惊异的洞察力，没有选择叙述整个特洛伊战争的历史，或者阿喀琉斯的全部生涯，而只显示了一个决定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危机时刻，它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场景中，引出十年的战争，连同所有的战斗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变幻。古代的批评家们指出了这种匠心独运的剪裁，而且对之赞赏有加。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Horace）正是因此之故，都称荷马不仅仅是卓越的史诗诗人，而且是精通诗艺的最高典范。荷马因为此种剪裁而脱离了单纯的历史叙述；他将事件从实际材料的硬壳中剥离出来，加以熔铸再造，把问题是如何由于其自身的内在要求而发展呈现给我们看。
1707452600
1707452601
《伊利亚特》开端于一个伟大时刻。阿喀琉斯因暴怒而离开战场。希腊人心情十分压抑。就在他们要拿到多年辛苦征战的奖赏时，因为人自身的愚蠢和错误而失去了这一奖赏。在失去了他们最伟大的勇士之后，希腊其他的英雄们前所未有地英勇征战，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勇武顽强。而敌人，因为阿喀琉斯的脱离战阵而信心大增，他们把全部力量压向亚该亚人，欢欣鼓舞地把希腊人赶离战场，并前所未有地压倒了他们，直到他们的艰苦处境感动帕特洛克罗斯前来帮忙。尽管阿喀琉斯不为希腊人的恳求和阿伽门农的高额赔偿所动，但帕特洛克罗斯死于赫克托尔之手最后赢得了阿喀琉斯的介入。为了给死去的挚友复仇，阿喀琉斯重返战阵，披挂出战，手刃赫克托尔，拯救了濒临毁灭的希腊人，以野蛮的古代哀悼仪式埋葬了帕特洛克罗斯，也从其挚友身上看到了即将加于自身的相同命运。当普里阿摩斯（Praim）在他面前卑躬屈膝，请求归还儿子赫克托尔的遗体时，阿喀琉斯的铁石心肠终于融化，并潸然泪下：他想到了自己年迈的老父，像普里阿摩斯那样失去儿子之后的悲伤情境——尽管他儿子现在暂时还在人世。
1707452602
1707452603
阿喀琉斯致命的忿怒是整个结构严密的故事的核心，这一怒火在盲目的光芒中燃烧，通观全诗，怒火之光笼罩了阿喀琉斯的整个身影。他是一名拥有超人的力量和勇气的青年英雄，他面临着英年早逝的注定结局。他有意选择了短暂而崎岖的人生道路，通向英雄之荣耀，而不是过一种漫长又可鄙的和平享乐生活。［47］他是真正的巨大灵魂 （megalopsychos），即一个自视甚高之人（the high-minded man）；缘此之故，他不向强大的对手屈服：他的对手阿伽门农剥夺了他征战沙场的唯一奖赏——他作为一个英雄的荣誉。[26] 史诗开始时，阿喀琉斯闪亮的脸庞随着心中的忿怒阴沉下来；即使是史诗的结尾，也不像通常的英雄业绩那样以庆祝胜利而结束。打败赫克托尔，手刃仇敌，阿喀琉斯并没有感到胜利的欢乐；在阿喀琉斯无可告慰的悲伤中，在希腊人对帕特洛克罗斯和特洛伊人对赫克托尔的阴森哀悼中，在胜利者对自身不可避免的毁灭结局的暗淡预知中，伟大的传奇故事缓缓拉上了帷幕。
1707452604
1707452605
一些批评家情愿砍掉诗的最后一卷，或者为之续貂直到阿喀琉斯之死。他们相信，实际上，《伊利亚特》原本是，或者现在应该是《阿喀琉斯纪》（Achilleid ）。不过，他们毋宁是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读《伊利亚特》，他们研究的，与其说是它的形式，以及它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如说是它的内容。《伊利亚特》，这部颂扬特洛伊战争——阿喀琉斯击败强大的赫克托尔——最伟大的英雄业绩的诗歌，把注定要毁灭的英雄的悲剧和他们互相之间的争斗，以及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哀伤，融合在了一起。一个真正的英雄业绩宣告的是英雄的胜利，而不是英雄的陨落。阿喀琉斯知道，如果他决心为死去的帕特洛克罗斯向赫克托尔复仇，他自己注定也会在此后马上魂归黄泉；因此，在阿喀琉斯的此种决心中蕴含着深刻的悲剧；但此种悲剧不会演变成灾难。在《伊利亚特》中，这一悲剧被用作引发阿喀琉斯辉煌胜利的暗淡背景。阿喀琉斯的英雄行为不是古代武士的蛮勇，因为它是对一种壮举的深思熟虑的选择，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告终。所有后来的希腊人都同意这种对阿喀琉斯的性格的看法，并将其作为证明诗歌的道德和教育价值的证据。请注意，阿喀琉斯英勇决心的全部悲剧，只有在与他致命的忿怒、与希腊人和解努力的失败[27] 交织在一起才出现；因为正是阿喀琉斯的愤怒拒绝，迫使好友帕特洛克罗斯杀入战场，并在希腊联军惨败的低谷中壮烈牺牲。
1707452606
1707452607
因此，我们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伊利亚特》有一种道德上的设计。我们没有什么地方花费在这种研究上，而为了表明诗歌这一计划的每一个细节，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即使我们在全诗中追寻此种计划（从而假定它作为一部艺术作品的统一性），［48］我们也不会因此就解决或者摒弃了荷马史诗的成长问题。[28] 尽管如此，如果要证明和强调史诗建立在一个单一的道德计划之上这一事实，就像我们在此研究中必须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要做很多事情来制止那种过度分析和过度解剖的学术倾向。我们不必问是哪个设计师设计了这一道德计划。无论它是属于诗歌的原初观念，还是后来的诗人补加给它的，要想对这种道德考量在既成作品中的存在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如果对此懵懂不觉，就会发现我们不可能领会《伊利亚特》的目的和效果。
1707452608
1707452609
1707452610
在此，几个最重要的事实即可表明此种道德设计的存在。在《伊利亚特》第一卷中，当诗人叙说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的冲突，是如何因为后者侮辱了阿波罗的祭司克律塞斯（Chryses）以及神灵的愤怒而开始时，诗人自己的看法非常清楚。他不偏不倚，态度中立。他完整客观地叙说了双方在争吵中的态度，但也直率地表明了，在他们双方将自己的要求推向极端时，都犯了错误。在他们中间站着希腊的贤明长老涅斯托尔——自制（sophrosyné） 和适度的化身。他阅历过三代有死的凡人；他现在看起来高蹈于纷乱的局面之上，不停地劝说以抚慰阿喀琉斯狂暴的激情。涅斯托尔是整场戏剧的平衡点。即使在诗歌的第一片段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蛊惑女神阿忒的主乐调（leit-motiv）。当阿伽门农第一次犯罪时，他被阿忒迷惑了；而在史诗第九卷中，又轮到阿喀琉斯被蛊惑女神所蒙蔽。[29] 阿喀琉斯“不懂得如何妥协”；[30] 而是死死纠结于自己的忿怒不能自拔，从而越出了有死的凡人应有的限度。忿怒的后果超乎想象。他无比痛悔地诉说自己的盲目犯罪，诅咒阴暗的怨恨，正是这种阴暗的怨恨导致他背叛了自己的英雄使命，袖手旁观，枉然断送了挚友的性命。然而，所有的悔恨都为时已晚。[31] 当阿伽门农最后与阿喀琉斯重归于好时，他以同样的方式，滔滔不绝地抱怨蛊惑女神的毁灭性力量。[32] 与对待命运女神莫伊拉（Moira）一样，荷马以一种彻底的宗教眼光来展现蛊惑女神阿忒。她是一种凡人的力量很难逃避的神圣力量。荷马还表明了（尤其是在第九卷），如果说人不是他自身命运的主宰，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他是钩织此种命运的一个无意识的同谋者。正是通过此种深刻的精神必然性，［49］希腊人——他们认为英雄壮举是人最高的自我表达——强烈地感受到了执迷不悟（infatuation）的这种魔鬼般的力量，并且看到了它植根于人的意志及其行为之间的永恒冲突；而亚洲的宿命论智慧则从此种魔鬼般的力量退缩，在对神圣的无为和寂灭的意志的赞美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庇护所。希腊人认识命运问题的漫长进程，在赫拉克利特的箴言“ ［性格即命运］”[33] 中臻于极致；但其开端却在创造阿喀琉斯这一人物的诗人荷马那里。
1707452611
1707452612
荷马的作品整个地得到了一种包罗宏富的哲学的启示，这是一种关于人性和世界-进程的永恒法则的哲学，这种哲学看到并衡量人生中的每一个本质要素。荷马根据潜在于事物之下的普遍知识和永恒真理来思考每一个事件和每一个人物。希腊诗歌对说教式表达方式的爱好，用一种普遍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件事情以及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的倾向，将传统榜样作为普遍类型和理想的频繁使用——所有这些都来源于荷马。史诗关于希腊人生活的最佳表达，是阿喀琉斯盾牌上的画像，《伊利亚特》第十八卷（第478行及以下）对此有全面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