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3008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74]

1707453009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五章　斯巴达的城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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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11 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城邦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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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13 ［77］希腊文化首先在城邦（或城市国家）中呈现出其古典形式。[1] 古老的贵族社会和乡野农夫的生活并未被这种新的社会范式完全取代：土地和封建秩序的许多残存形式仍然出现在早期城邦之中，有人甚至认为，这些古老的社会形式一直存在于城邦后来的各个发展阶段。不过，现在，城邦文化已经取代了希腊的精神主导权。即使在城邦部分地或者全部建立在古代贵族社会和农耕系统之上时，它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一种更牢固、更完全的共同体类型，比人类其他类型的共同体都更充分地体现了希腊的理想。近代每一种欧洲语言都有“政治 （politics）”和“政策 （policy）”这两个词，它们均来源于“城邦 （polis）”一词。这些足以提醒我们，希腊的城邦是国家的首要范例——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词的内在含义，用“国家（state）”或“城市（city）”，或者用折中的“城市-国家”来翻译这个词。从封建时代末期到亚历山大创立马其顿帝国为止，城邦实际上一直与国家相终始。即使在古典时代，也有许多疆域辽阔的国家类型，但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城市-国家的相似物。城邦是古典时代希腊历史的聚焦点，是国家发展的最重要阶段，因而也是历史兴趣的核心。[2] 如果我们接受对人类社会各领域的传统划分，并试图离开政治，到法律领域的律师和历史领域的史家中去研究希腊人的智识和精神生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想要理解希腊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在某个历史时期的许多年内，我们可以在不关注政治的情况下，写出一部德国文化史：德国人的政治生活直到最近才对其文化发生一种基础性影响。［78］这就是长久以来，德国学者主要从美学角度来研究希腊及其文明的原因。不过，这是研究重点的严重偏离。希腊生活的重心在城邦，是城邦囊括和规定了希腊社会生活和智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希腊历史的早期，希腊智识生活的每一根枝条，都是直接从共同体生活这同一个树根中生长出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比喻，希腊人的一切智识活动就像无数条大河细流，百川归海，都流向城邦生活这个海洋核心，而这个海洋核心又通过许多看不见的地下通道回灌各个源头。因此，描述希腊城邦，就是描述整个希腊生活。这是一个事实上无法做到的理想目标——至少，按照历史年代次序叙述具体历史事实这种通常方法是无法做到的。但是，每一个研究分支都将从对希腊生活的本质统一性的认识中获益。城邦，是整个希腊文化史的社会框架；从这个框架出发，我们可以着手安排希腊各类“文献（literature）”的成就，直到伟大的雅典时代结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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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15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探究希腊城邦生活的各种形式，也无法考察十九世纪的政治史家们收集并研究的各种城邦形式。我们的观察受到证据的性质的限制，这些证据包含具体城邦体制建构的许多重要细节，但关于城邦的社会生活，却极少提供生动画面。[4] 更无可奈何的是这一事实：希腊城邦的精神，首先是在诗歌，其次才是在散文文献中得到最终的和决定性的表达，并且因此将其理想烙印在希腊人的精神生活中。因此，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证据都引导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希腊城市-国家类型之上。在《法义》中，柏拉图也将其研究建基于诗歌之上，试图发现和记录早期希腊政治思想的主要观念。柏拉图发现，诗歌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国家类型，在此两种类型之间包含着一切希腊政治文化。这两种类型就是宪政国家（它最早起源于伊奥尼亚）和斯巴达军事国家。因此，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考察这两种国家类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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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17 这两种国家类型代表两种正相反对的精神理想。在希腊政治史中，这种对立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79］更有甚者，即便在希腊精神史上，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希腊政治理想的分裂和不一致，我们就不能全面把握希腊文化的本质及其剧烈的内部冲突——这种冲突最后在一种更成功的一致中得到了和解。在研究伊奥尼亚的贵族和波奥提亚的农夫（如荷马和赫西俄德所描述的那样）时，我们没有必要讨论他们的种族特征；因为，我们没有将这两种社会与同时代其他部落进行比较的方法。史诗的语言由多种方言混合构成，这一事实表明，荷马的诗歌是众多不同种族的艺术成就，众多不同种族共同完善了诗歌的语言、格律和传奇素材。但是，与那些一直想从史诗中分析出完全是爱奥利亚语诗歌的学者们相比，我们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发去发现那些塑造不同种族的精神差异，并不具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不过，无论如何，多利安类型和伊奥尼亚类型之间的政治和精神差异，在城邦中有非常明显的标记。这两种类型最终在公元前五和前四世纪的雅典得到了统一。因为在那一时期，雅典人的政治生活是在伊奥尼亚类型的基础上得以塑造的，而斯巴达的理想又在智识生活领域得到了重生，经由阿提卡哲学贵族气质的影响，最终在柏拉图的文化理想中，在一种更高的统一中，与伊奥尼亚和阿提卡法治国家的基本学说相结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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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19 斯巴达的历史传统和哲学的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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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21 在哲学史和艺术史上，斯巴达均处于从属地位。例如，伊奥尼亚各族引领了哲学真理和道德真理的追求，但在希腊道德家和哲学家的长篇画卷中，没有一个斯巴达的名字。[7] 然而，在教育史上，斯巴达却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斯巴达最独特的成就是她的国家，斯巴达是第一个在最广泛意义上可以被称为一种教育力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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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23 不幸的是，我们关于斯巴达这一闻名的教育机制的相关了解，其得以确立的证据大部分已经湮没无闻了。［80］不过，幸运的是，具体体现在斯巴达教育细节上的核心理想，在提尔泰奥斯[8] 的诗歌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斯巴达教育的此种理想，如果没有提尔泰奥斯如此强劲有力的表达，也许就永远无法摆脱其自身起源的时空限制，从而如此深刻而持久地影响子孙后代。不过，提尔泰奥斯的哀歌仅仅是一种理想的宣告。除了了解那种激励他们的理想的性质之外，我们不能从他那里知道别的什么了，在这一点上，提尔泰奥斯的诗与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是不同的。我们不可能用他的诗来重建此种理想的历史背景；因此，我们必须求助于后来的证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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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25 主要的资料来源是色诺芬 （Xenophon）的《斯巴达政制》（State of the Lacedaemonians ）——公元前四世纪时的一部政治和哲学的浪漫主义作品，此书认为斯巴达政制来自上天的启示。[10] 亚里士多德的《斯巴达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 ）现在遗失了，只能根据后来大量利用了该书丰富资料的辞典编纂家们的记录，来部分恢复该书的内容。毫无疑问，该书的目的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二卷对斯巴达的批评是相同的：[11] 对斯巴达作出一种清醒的判断，以平衡当时哲学家们给予它的过分赞美。色诺芬至少对斯巴达相当了解，并生活在那里，而同样浪漫的普鲁塔克 （Plutarch），也即吕库古 （Lycurgus）的传记作者，只是一个图书馆式的历史家，他使用了大量可信度不同的资料。在估量色诺芬和普鲁塔克的价值时，我们必须牢记，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反对公元前四世纪新文化思潮的激发。他们钦羡斯巴达这一“美丽的野蛮民族（belle sauvage）”的古代政制，他们（常常年代错乱地）相信，斯巴达克服了其时代的各种邪恶，也相信斯巴达解决了实际上从未出现在“圣贤吕库古”面前的诸多难题。在色诺芬和阿格西劳斯 （Agesilaus）时代，要想确定斯巴达体制有多古老，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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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27 斯巴达伟大且古老的唯一保证是其严格的保守主义的巨大声誉——保守主义的信条使斯巴达成为贵族阶级的理想，以及一切民主派深恶痛绝的对象。然而，即使保守如斯巴达，有时也是在变化的；尤其是在斯巴达的相对晚期，我们在其教育系统中发现了许多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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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29 认为斯巴达教育无非是一种精心打造的军事训练学校的看法，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 ）和柏拉图的《法义》，［81］柏拉图在《法义》中描述了吕库古政制的精神。[12] 我们必须根据其赖以产生的新时代的环境来评估这种看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后，斯巴达无可争议地成了全希腊的领袖；但是，在三个十年之后，斯巴达的霸权在留克特拉（Leuctra）战役的灾难中被摧毁了。数个世纪以来，希腊人一直钦羡斯巴达的良好秩序（eunomia），不过，现在，他们的钦羡开始剧烈地摇晃。由于斯巴达被自己对权力的贪欲所压倒，丧失了赋予其古老纪律以活力的理想，他们开始不约而同地厌恶斯巴达的压迫。钱财，这个曾经几乎不为斯巴达所知的东西，如今在这个城邦中泛滥成灾：而一个警告斯巴达的古老神谕，现在突然被“发现”了，这个神谕说，贪婪，只有贪婪，才能毁灭斯巴达。[13] 按照莱桑德 （Lysander）精明的扩张政策，当一个暴虐的斯巴达军事统治者占领了几乎每个希腊城市的卫城时，当几乎所有自治城邦的政治民主派都被摧残殆尽时，古老的斯巴达纪律似乎只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征服者的力量的推动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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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31 我们对早期斯巴达知之甚少，以至于很难理解其国家精神。现代学者试图证明，斯巴达古代政制，即吕库古的世界，是由一个相对较晚的时期创造的，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杰出的穆勒（Karl Otfried Muller），是首位希腊种族和城邦的历史学家，他对多利安人的高贵道德的热爱，促使他在人们对雅典的传统钦羡面前为斯巴达的伟大而抗争；他认为——也许他是对的——斯巴达的尚武精神，是多利安历史中极其古老世代的一种遗存。[14] 他相信，起源于某种特定情境的斯巴达政制，是在民族大迁徙和对拉科尼亚（Laconia）的早期占领时期建立起来的，之后数个世纪保持不变。希腊人从未丧失多利安大迁徙时期的传统。这次大迁徙是那些从巴尔干半岛向南的人口移动中的最后一次，起源于中欧的许多种族借此进入希腊，并与另一个早已建立的地中海族群融合，产生了历史上的希腊人。在侵入者的各个种族中，斯巴达保持得最为纯粹。多利安种族向品达提供了一种血统高贵的金发武士的理想形象，品达不仅用这一理想来描述荷马史诗中的墨涅拉奥斯，而且还用它来描绘最伟大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82］实际上，是用它来描述所有英雄时代的“金发的多利安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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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33 关于斯巴达的第一个事实是，斯巴达人自己只不过是一小群比大多数人起源更晚的统治阶层。在斯巴达人之下的是自由民，即皮里阿西人（perioikoi），以及被征服和奴役的希洛人（helots），希洛人是没有实际法定权利的农奴，关于斯巴达的早期记载将斯巴达人描述为居住在一个永久性的武装军营中的人。不过，这种生活方式更多地是由于共同体特殊构成方式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任何征服的欲望。自称为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id）后裔的斯巴达二王，实际上在平时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他们只在特定的军事行动中履行职责，恢复其原初重要性。斯巴达的双王制是多利安民族大迁徙时期古老的军事酋长制的遗留，也许起源于两个入侵的不同游牧部落之间的力量平衡。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也无非是古老的军队召集，[16] 并不参与讨论，只是对长老会议摆放在其面前的提案喊“是”或“不”。后来，公民大会扩大了权利，可以对摆放在其面前的提案进行补充和修正。长老会议有权解散公民大会，或者撤回自己的提案，如果这些提案没有获得人民裁决的同意的话。[17] 整个国家最有权力的是斯巴达每年民选的五监察官（ephorate），他们在和平时期拥有国王的政治特权。他们通过给予民众和领导者双方最低限度的权威，并保留传统政制的权力特征来解决难题。值得注意的是，五监察官作为斯巴达政制体系的组成部分，并非毫无异议地被归因于吕库古立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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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35 希腊人称之为吕库古立法的，是他们通常意义上的立法的反面。它不是由几个独立的民法和宪法构成的法典编撰，而是一种nomos，即该词本意上的“习俗、惯例”——它使用的是当时的口述传统。只有其中少数基本的法律获得了庄严的通过，并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公约或大法（rhetrai），其中有普鲁塔克记载下来的描述公民大会特征的法律。[19] 这一事实与公元前四世纪时困扰民主国家的难以抑制的立法冲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当时的观察者来说，这似乎不是斯巴达原初生活的一种残存，而是吕库古深谋远虑的智慧的一个典范；［83］吕库古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社会意义的创造远比任何成文法生动有力。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口述传统和教育的影响随着要求逐步高涨的正规立法（通过机械强制来规范生活的各个细节）的吁求而衰减。不过，吕库古作为斯巴达的导师（school master）的观念，基于后来哲学家对斯巴达生活的一种理想化，他们用当时的文化理论来阐释吕库古立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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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37 他们将斯巴达政制与后来阿提卡民主政治令人悲伤的堕落相比较，以至于相信斯巴达体制是某个立法天才的精心创造，他们误入歧途了。远古时期的斯巴达男人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他们生活在兵营里，在公共的食堂饭桌上吃饭，公共生活具有对私人生活的绝对优先性，男女青年接受集体共同教育，勤劳的土地贱民（canaille）与自由的斯巴达统治阶级——他们不事劳作，只从事狩猎和战争，参与公共事务——尖锐对立，整个斯巴达体制看起来好像是哲学家们深思熟虑的教育理想的完美实现，比如柏拉图在《王制》中所描述的理想。实际上，柏拉图的理想，尽管其精神是新的，但与其他教育理论一样，大部分都是根据斯巴达模式而来的。[21] 后来希腊所有教育者的重大社会难题，就是要确定个人主义可以得到怎样的压制，以及每一个公民的个性在一个共同生活模式中可以得到怎样的发展。斯巴达城邦，因其严格的权威主义，看起来是对这个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的很好解决，因而终其一生占据着柏拉图的思想。普鲁塔克是柏拉图教育理想的坚定追随者，他也不断地重提这一信念。在《吕库古传》中，普鲁塔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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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39 教育应该延伸到成年男女。没有人可以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自由生活，而应像在军营中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固定的公共义务，他甚至认为，他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他的国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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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41 在另一个段落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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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43 一般而言，吕库古让公民习惯于既不拥有过私人生活的意志，也不具有过私人生活的能力；而是像蜜蜂一样，总是成为其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紧紧围绕在领袖周围，［84］身处于一种迷狂的热情和无私的雄心中，全部奉献给他们的国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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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45 对一个伯利克里时代之后的、持有彻底的个人主义信念的雅典公民来说，要理解斯巴达实在是太难了。我们可以忽略阿提卡的哲学家们对斯巴达作出的哲学解释，但我们必须接受他们所记录的事实。柏拉图和色诺芬相信，斯巴达政制是某个杰出的教育天才的作品，这个教育天才既有独裁者的权威，又有哲学家的远见卓识。实际上，斯巴达体制只是更早更质朴的社会生活阶段的一种遗存，这个更早的历史阶段的特征是坚定的种族团结和公民团结，而极少个体主动性。斯巴达体制是数个世纪创造的产物。我们只能零星地断定某个特定个体在其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例如，斯巴达王波吕多洛斯和泰奥彭普斯的名字与某种体制变革相联系。[24] 毫无疑问，吕库古本人确实存在过，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原来就被认为是类似的革新者，或者是在后来才被认为是整个体制的创建者。我们所能说的只是“吕库古政制”的传统并没有早期的权威证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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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47 吕库古的传统是由这样一个时代创造的，这个时代认为，斯巴达体制是被精心打造出来服务于一个教育目的的，它同时也由因及果地（a priori）相信，国家的最高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教化——也即一种进程，通过这种进程，每一个公民的生活都被塑造得与某种绝对的规范相一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德尔菲的神谕赞同“吕库古政制”——从而提供一种绝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抵消民主国家的相对观念，以及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的信念。这是斯巴达的研究者们思想倾向的另一种例子，即将斯巴达政制描述为理想的教育体系。公元前四世纪时的希腊人深信，教育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为人的行为寻找一个绝对规范的问题。不过，在斯巴达，后面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斯巴达政制建立于宗教真理之上，因为它得到了德尔菲神自己的准许和赞扬。因此，很显然，整个吕库古政制的传统都是建立在与一种后来的政治和教育理论的和谐之上的，因而是非历史的。［85］如果我们想要对它作出正确的理解，就必须牢记，它是在希腊人对教化的本质和原则的思考登峰造极时成长起来的，是在教育理论家们对斯巴达事务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斯巴达政制传统的遗存（以及提尔泰奥斯诗歌的保存），归因于斯巴达理想在希腊教化后来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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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49 在剥落其哲学思辨的色彩之后，斯巴达会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实样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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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51 色诺芬对其理想国家的描述，尽管掺杂了他自己的理论和阐释，但仍然包含着许多来自斯巴达的真实经历，在剔除他自己的历史评论和教育评论之后，我们仍然可以重建一幅斯巴达当年的生动画面，包括斯巴达独特的军事教育体系。不过，如果我们摒弃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斯巴达的军事教育体系是由全副武装的首领吕库古所创立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它到底是在何时建立起来的。现代学者曾经怀疑吕库古的存在。不过，即使历史上确有吕库古其人，他确实就是公元前七世纪时提尔泰奥斯所知的斯巴达大法（rhétra）的创立者，我们对于色诺芬描述的斯巴达教育体系仍然缺乏了解。全体斯巴达公民都从属于斯巴达军事训练体系，因而是某种类型的贵族。斯巴达体系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提醒我们注意早期希腊贵族及其教育训练。不过，尽管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巴达起先是由贵族阶层统治的，但其教育体系延伸到贵族阶层以外的一些人，这一事实表明，贵族阶层的地位遭受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其他希腊城邦处于一种和平的贵族政制统治之下，但这对斯巴达是不够的。斯巴达征服了美塞尼亚，数个世纪以来，斯巴达不得不用武力来控制他们，而只有把全体斯巴达公民从谋生的迫切性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发展成为全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优秀阶层，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一发展无疑是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的美塞尼亚战争期间开始的，同时也可能受到了城邦平民为要求政治权利而进行的反抗斗争的激励（提尔泰奥斯提到了这一点）。一个斯巴达人凭借其战士身份拥有其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提尔泰奥斯是第一位描写这种公民战士理想的作者，［86］这一理想后来在整个斯巴达教育体系中得到了实现。然而，即便如此，提尔泰奥斯似乎也觉得，这种理想只有在战时才是必要且可行的。他的诗歌清楚地表明，在他那个时代，斯巴达体制正在形成，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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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53 再者，只有提尔泰奥斯提供了关于美塞尼亚战争的可靠证据，因为现代批评家们已经把希腊化时期的史家们提供的证据全部或主要地作为历史想象抛弃了。提尔泰奥斯的诗歌创作冲动受到美塞尼亚大叛乱的激发，在提尔泰奥斯时代两代人之前，美塞尼亚人的首次反抗已经被斯巴达人征服了。[28] 他说：“十九年来，他们连续不断地、不屈不挠地与矛兵们——他们是我们父辈的父辈——的坚定意志战斗。然后，在第二十年，敌人离开他们肥沃的田野，从伊托梅（Ithome）的高山间逃离。”他还提到了民族英雄泰奥彭普斯：“众神之所钟爱，我们的国王，因为他，我们夺取了广袤的美塞尼亚”；这些诗句为后来的史家所引用。[29] 另一则残篇则为被征服种族的受奴役状况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面。美塞尼亚人的土地——提尔泰奥斯曾经将其描述为肥沃富饶的土地——被分给了斯巴达人；以前的主人成为农奴，在土地上劳动，“像重轭下的牛马那样劳作，怀着苦涩的怨恨被迫将全部收成的一半奉献给主人——每当他们的主人中有人去世时，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就必须到葬礼上为其披麻戴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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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55 提尔泰奥斯对美塞尼亚叛乱之前的情况的描述，旨在通过唤醒他们以前的胜利来激励斯巴达军队，通过对他们一旦失败就会遭受何种悲惨命运的描述，来警醒斯巴达战士。他的诗篇只有少数被完整地保存下来，[31] 其中一首是这样开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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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057 你们都是不可战胜的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要勇敢！宙斯还没有愤怒地掉头不顾！不要害怕蜂拥而来的敌人，不要望风而逃！……视自己生命如可恶的敌人，视黑暗死亡如可爱的阳光。不幸战神造成的毁灭你们如道，残酷战争的滋味你们都尝过：你们都曾溃逃和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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